《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刘子健(James T.C.Liu)生于1919年。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述有《两宋诗研究汇编》、《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宋代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传统中国》等。其中,《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影响甚巨。
谈到这本书,就必须要先知道著名的“唐宋之变”的理论。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最早在从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出发,将宋代比作中国的“近代”,提出唐宋在文化出现的巨大差异。后来他从学生宫崎市定又通过经济史研究,完成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在50年代介绍到欧美,逐渐形成今天公认...
评分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借观察两宋之际思想领域产生转折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以分析新儒家思想在南宋的兴起、兴盛,还有其得以塑造整个东亚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发生在11-12世纪的这场转变——思想由北宋时期的外倾化转变为南宋时期的内向化——塑造了此后...
评分刘子键先生一改以往将两宋时统一体的观点,而强调两宋之际的重大转型是中国历史中的重大意义。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最大的莫过于春秋战国和当前,而此外的转型也着实不少,史学的关注点就在于此,而当今史学的意义更在于此,因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困惑。 判断一个社会的转...
评分 评分这是一本宏大叙事的著作,在当下学术日益专业化和琐碎化的氛围中,阅读刘先生多年前的著作,难免觉得论述过于宏大,宽泛而缺乏力度。但是,刘先生所阐发的中国转向内在这样概念,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书的内容主要包括论述了当时的学术的变化与政治模式的变化,其...
初读此书,我以为它会是一部探讨社会变迁的工具性作品,但很快我意识到,它的核心野心远不止于此。它真正探讨的是“在场感”的缺失与找回。在数字化生存模式下,我们总是“连接着”却又“缺席着”,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但我们的精神却被算法牵引至另一个维度。作者通过对比几位生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创作者,深刻阐释了这种“心神分离”带来的创作危机。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回归过程——回归到身体的限制、回归到材料的触感、回归到最原始的直觉。这种回归的痛苦,被作者用近乎寓言式的笔法描绘出来,引人深思。文字的密度极高,每一句话似乎都承载了双重甚至三重含义,需要读者慢下来,甚至需要停下来,反复阅读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蕴含的复杂性。它要求读者主动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中去,而不是被动接受既成结论。这种互动性,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它将阅读变成了一场深刻的内在探险。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结构非常巧妙,它不像传统传记那样线性展开,而是采用了一种碎片化的、散点透视的手法,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个体经验熔铸一炉,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急速变迁的外部环境中,如何维系一个稳定且有深度的内在世界。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时间感知”的描写。它不再是线性的滴答声,而是被记忆和期待不断拉伸或压缩的非匀质体验。书中对某位艺术家在创作瓶颈期对自身技艺的重新审视,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心理刻画——那种既痴迷于旧有模式的熟稔,又恐惧于自我重复的桎梏,最终只能通过彻底的“破坏性重构”来实现超越。这种对“创造性停滞”的剖析,精准地捕捉到了知识精英阶层在达到一定高度后,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它探讨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在成功之后,避免被成功所异化。这种对内在张力的细致描摹,让全书保持着一种令人振奋的智力上的挑战性,它要求读者不仅用眼睛看,更要用心去感受文字背后的引力场。这绝非一本轻松读物,但其带来的思想回响,却久久不散,值得反复咀嚼。
评分这部书最令人惊艳的,是它对于“安静的力量”的重新定义。在充斥着“行动至上”和“效率崇拜”的当代文化中,本书不遗余力地歌颂了“静默”的价值。作者没有将安静等同于无所事事或被动接受,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主动的、高强度的精神劳动。通过对几位隐居或选择慢生活的人物的侧写,我们看到了“慢”如何催生出更精微的洞察力,以及如何在看似空无一物的时间里,培育出超越性的智慧。其语言风格非常独特,时而如同一位严谨的哲学家在论证命题,时而又像一位富有同理心的牧师在进行心灵的疏导。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全书的基调既不至于过于沉重,又充满了思辨的重量。它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参照系,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或许不在于能承受多少外部的压力,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捍卫自己内在世界的完整性与自洽性。对于渴望在喧嚣中寻觅片刻宁静与清晰思路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剂精神上的强心针。
评分这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其对“符号系统”瓦解后,个体如何重建意义的宏大关怀。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那些曾经稳固的叙事框架——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还是家庭的——都正在松动,留给普通人的是一片广袤的、缺乏指引的虚空。作者没有提供廉价的答案,而是深入挖掘了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我注意到,书中对“微观仪式”的描绘格外生动。例如,某段落详细描述了一个都市人在通勤路上,如何通过反复进行某种特定的、近乎冥想的动作(比如触摸口袋里的某件小物件,或者默念一段古老的诗句),来暂时屏蔽掉外部的噪音,构建一个临时的、私密的宇宙。这种对日常生活中“隐秘反抗”的捕捉,揭示了人类精神在面对巨大系统性压力时,所展现出的惊人韧性。它不像是一本严肃的哲学论著,倒像是一本充满洞察力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只不过研究对象是我们自己。风格上,它兼具了文学的抒情性和社会学的严谨性,两者相得益彰,使论点既有深度又不失温度。
评分这部新作的出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当代社会深层脉动的绝佳视角。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在飞速发展和全球化浪潮下,个体精神世界所经历的种种挣扎与重塑。书中描绘的场景,不再仅仅是宏大的叙事或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是渗透在日常琐碎中的微妙变化。例如,对信息过载时代下注意力稀缺的探讨,就显得尤为深刻。我们仿佛看到,人们是如何在无休止的外部刺激中,不自觉地筑起一道道心理屏障,试图保护那一片日益萎缩的“自我空间”。这种内向的探索,并非是对外部世界的逃避,而更像是在喧嚣尘世之外,为心灵寻找一个可以停泊的锚点。它触及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感——那种源于“意义感”流失的空虚,并试图通过对传统价值的反思与重估,寻找到一条通往内心秩序的路径。整本书的笔触细腻而富有张力,文字间弥漫着一种冷静的克制,却又在不经意间击中读者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言喻的情绪。读完之后,我感到一种被理解的释然,仿佛作者替我完成了许多次未曾说出口的自我对话,这使得接下来的生活,即便依然复杂,也多了一层从容应对的底气。
评分劉子健把史料譯成英文,翻譯又把英文譯成大白話中文(然後把文言原文括號附在後頭),這意思是覺得他老人家理解有誤所以特地對照?好像第一次看到這種增量式譯法……(一般有所懷疑不是會放在註或譯者按裡嗎?)
评分可读性非常强,两个小时一气呵成,提的观点深刻而发人深思。
评分“中国转向内在”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出于政治与学术斗争,内省的程朱理学由边缘、异端变为帝国中心、正统;2.在程朱学政教意识主导下,士大夫倾向道德保守主义,不敢轻言改革。刘教授大笔一挥,拈出两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向脉络。但若要论证这么宏大的主题,还是要做更多的实证。近来的研究也显示,士大夫除了关心形上的思辨、内省的修身,也积极参与到乡治,推动地方事务改革。如果刘教授的“转向”说成立,如何解释在理学影响下的中晚明王朝,出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此书出版于1988年,1989年朱鸿林教授发表论文“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论证思路相似(土木堡之变动摇程朱理学信仰),均具卓识,可资参考。
评分豆瓣居然将此书评为四星,我实在为这些评分者流汗。此书思路,说简单点就是个洋人版“河殇”,认为现代中国仍然继承了南宋以来的悲惨宿命。宋代的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城市崛起这些都是假象,因为从南宋到满清,都是理学统治日趋暴虐的结果,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些苦果,可以追溯到两宋之交,既因为以赵鼎为代表的道学精英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也因为后来史弥远们要利用道学,甚至理宗要与蒙古竞争。于是,理学成为官学,而中国走向内在,只能关注道德。这就是作者的思路,肤浅程度与八十年代的河殇、九十年代的黄仁宇有一拼。当然,作者在同情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仍在咀嚼几百年前的苦果。而我更同情作者,他居然认为南宋是“极权主义”,认为朱熹是《朱子语类》的作者~~
评分译者根本就没上心。作者抛出了一个立场鲜明地观点,但并未系统全面的加以论述。说南宋相对于北宋是内敛的,但北宋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外向呢?如果南宋相对于北宋内敛,那么北宋相对于唐朝否也内敛呢?作者并未申论。第一部分从北宋到南宋,作者更多的是在写“两宋”而未凸显出“到”。第二部分重点写高宗朝君相决策集团权力的扩张,相对于北宋,高宗朝确实有加强集权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如何被后世继承,明清集权专制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高宗朝呢?作者并未给出解释。而剑桥宋史倒是用大篇幅讲了孝宗朝的集权,并认为明清专制集权可以追溯到孝宗朝。而本书作者丝毫未论及孝宗朝。第三部分写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对过程的描述似乎过于简略,只是断言内敛的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因而此后的中国更加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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