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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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郭颖颐
出品人:
页数:147
译者:雷颐
出版时间:2010-7-1
价格:16.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214002532
丛书系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图书标签:
  • 思想史
  • 海外中国研究
  • 唯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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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判思维
  • 科学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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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一、 定义与历史溯源:科学的崛起与思想的革新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旨在深入剖析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及其演变轨迹。本书并非对某些具体科学理论或技术成就的罗列,而是聚焦于一种更为宏观的哲学倾向——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体系中的渗透、碰撞与重塑。 唯科学主义,简而言之,是一种将科学知识及其方法视为认识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乃至唯一有效途径的信念。它主张科学的理性、客观、实证的特质,可以并且应该被推广到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包括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于艺术和文学。在本书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并非指代某个单一、固定的理论体系,而是指代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国家民族危亡的困境时,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科学作为一种“救赎”力量,赋予其超越学科界限的普遍性意义,并将其内化为自身思想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的溯源将回溯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彼时,伴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科技的“器物”层面被引入,但更深层的“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变革,特别是科学理性与实证精神,也开始悄然萌芽。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思想家,虽然在政治制度上着力甚深,但其对科学的推崇,已经蕴含了对一种更普适的认知模式的认同。 进入民国时期,科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科学与玄学论战”、“独立评论运动”等思想论争,清晰地展现了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的巨大反响。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将“赛先生”(Science)奉为圭臬,认为只有打破封建迷信与传统专制,拥抱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现代化。他们将科学视为一种反对一切非理性、教条主义的普世价值,并试图以此为基石,重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 本书将细致考察这一时期,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从一种学习西方文明的“工具”或“榜样”,逐渐演变为一种内在的思想“基因”,影响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不仅仅是对西方科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其中既有深刻的契合,也存在着张力和矛盾。 二、 唯科学主义在不同思想流派中的表现与演化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并非将唯科学主义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概念,而是考察其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多元光谱中,是如何与不同的哲学、政治、社会思潮发生交织,并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1. 新文化运动与科学理性: 这是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最集中、最张扬的体现。本书将深入分析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如何将“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并列,视科学为启蒙、解放、破除迷信的强大武器。他们认为,科学的实证精神可以根除封建社会的虚伪与压迫,科学的理性思维能够驱散蒙昧与愚昧。这时期,科学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根本途径。本书将探讨,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是否也忽视了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并可能将理性至上的理念,推向了某种形式的“科学教条”。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其将历史的发展视为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进程,并将社会变革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本书将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其科学主义的内核是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发生融合。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也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一种能够彻底解释社会问题、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真理。这种对科学理论的绝对信任,在革命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并将对社会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将追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科学主义的内涵是如何被理解、被改造,甚至在某些阶段被极端化,以适应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 3. 实用主义与科学方法: 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实用主义强调经验、实践和效果,其核心方法论与科学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本书将探讨,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如何通过强调“实验”、“试错”和“经验证据”,进一步强化了科学方法的渗透。胡适将科学方法推广到社会改造和个人修养的各个方面,认为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关键在于运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实验”。这种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的理论空谈,但其是否也可能将一切价值简化为“有用性”和“实效性”,从而忽视了那些难以量化、难以立即显现的价值,将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重要维度。 4. 民族主义与科学的“国家化”: 在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科学的引进和发展,常常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紧密相连。本书将考察,在民族主义思潮的裹挟下,科学的价值是如何被“国家化”和“工具化”的。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追求,被视为增强国力、抵抗外侮的必要手段。这种视角下的科学主义,往往将科学的进步与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秩序的建立直接挂钩。在此过程中,科学的独立性、批判性精神,以及其价值的普适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而服务于特定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目标。 三、 科学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挑战与反思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并非一味赞扬科学主义,而是对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作用进行辩证的审视,特别是对其所带来的挑战与局限性进行深入的反思。 1. 科学主义的过度扩张与“科学迷信”: 本书将指出,在某些历史时期,尤其是在面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变革时,对科学主义的过度信赖,可能导致一种“科学迷信”的倾向。即将科学视为万能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忽视了人文、道德、情感等非科学领域的重要价值。将科学的逻辑和方法,强行套用到不适用的领域,反而可能产生僵化和片面。例如,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和统计数据,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价值判断的维度。 2. 科学与人文的张力: 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在带来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对人类价值、精神世界的担忧。本书将探讨,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过程中,科学主义如何与传统的人文价值、伦理道德发生碰撞。科学理性至上,是否会侵蚀人文关怀的根基?在追求科学进步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技术工具性与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等思想,与西方科学主义的分析性、实证性思维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张力与调和的可能性? 3. 科学的社会建构性与局限性: 随着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并非完全客观、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而是深受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影响的社会建构过程。本书将引导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主义,也并非是对西方科学的纯粹复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选择和应用。这种理解和应用,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且在实践中也暴露了科学本身的局限性,例如其在预测社会复杂性、处理价值冲突等方面的无力。 4. 科学精神的批判性与反思能力: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仅在于实证和理性,更在于其内在的批判性与自我反思能力。本书将审视,在中国现代思想语境下的唯科学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批判性。是否存在对权威科学理论的盲从,对质疑和异议的压制?如何避免科学主义滑向教条主义,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和活力,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结论: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并非对科学的否定,而是旨在提供一种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理解。它强调,理解中国现代思想,必须深入考察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演变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唯科学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历史梳理、流派分析及其挑战与反思,本书期望能够勾勒出中国现代思想在拥抱科学理性、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并为当下思考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价值等重大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是简单地讲述科学在中国如何发展,而是揭示了科学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及这种塑造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及其历史局限。

作者简介

郭颖颐,1932年9月3日生于上海,1950年去美国。1954年获布朗大学文学士。1956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加入美国籍。1959-1961年任伊利诺伊州诺克斯学院讲师、助理教授。1961年起任夏威夷大学教授。1963-1964年任亚洲研究中心夏季讲习会主任。1965-1967年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现代中国史访问教授。1969-1975年任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1982-1983年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后曾任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该校历史系荣休教授,专长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史等。

目录信息

第一篇唯科学主义的根源
第一章现代科学对中国思想的教条影响
科学的流行
唯科学主义的实质和演变
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
经验论唯科学主义

第二篇唯物论唯科学主义
第二章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吴稚晖(1865―1953)
科学概念
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
宇宙
人类及其生命
第三章辩证唯物主义者陈独秀(1879―1942)
科学概念
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

第三篇经验论唯科学主义
第四章实用主义者胡适(1891―1962)
科学概念
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
第五章三位科学家
对传统的批判
人生信条

第四篇唯科学主义的胜利
第六章1923年“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序曲
论战
评价
第七章论战之后: 教条的终结
关于中国社会史本质的论战
“独立的”唯物主义者
其他方面的唯科学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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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前研究科玄论战的时候参考过其相关部分。完整阅读一遍之后受益更多,尤其对吴稚晖、陈独秀、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的评述,虽然述多评少,但是评价都非常精当。 本章可以作为非常好的科玄论战“科学派”主要人物思想评述,而且也非常注重科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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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科学”与“人生观”放在一起成为辩论双方的标签,就是很奇怪的。科学屡屡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那么它何以侵入“人生观”的领域并挑战该领域中既有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答案是,西方科学、包括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本身就并不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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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科学”与“人生观”放在一起成为辩论双方的标签,就是很奇怪的。科学屡屡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那么它何以侵入“人生观”的领域并挑战该领域中既有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答案是,西方科学、包括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本身就并不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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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科学”与“人生观”放在一起成为辩论双方的标签,就是很奇怪的。科学屡屡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那么它何以侵入“人生观”的领域并挑战该领域中既有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答案是,西方科学、包括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本身就并不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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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明中的各种思想思潮持续、有力而又深刻地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帝国。在“立宪”、“民主”、“共和”、“独裁”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争议不休的西来语词之中,有一个词却岿然不动,始终保持着屹立的姿态,诚如胡适在20年代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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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重新审视“现代化”本身在中国语境下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终点,而是一个充满内部张力的过程。作者通过对“唯科学主义”这一核心概念的解剖,成功地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理性冲击时,所经历的“精神炼金术”。他们既想拥抱现代性带来的力量,又深知若完全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则可能沦为一种没有根基的“漂浮”。这种在“融入”与“抵抗”之间的微妙平衡,被作者捕捉得淋漓尽致。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思考,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精神”,是否依然携带着当年那种急切、近乎宗教狂热的时代烙印?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迫使我们去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信念的“历史起源”和“意识形态侧面”。这绝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要求读者全神贯注,但所给予的回报,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图景更深刻、更具层次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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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思想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最欣赏这本书的地方在于它的“批判性自觉”。它没有将“科学”视为一个纯粹的、中立的工具,而是将其置于权力结构和民族叙事之中进行考察。作者似乎在不断地发问:是谁在定义什么是“科学”?这种定义如何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标?这种考察视角,使得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学术梳理,具有了深刻的现实关怀。书中对民国时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梳理尤其精彩,它揭示了当科学理性企图吞噬所有领域(包括伦理、美学甚至信仰)时,必然会引发的文化反弹。这种反弹并非简单的保守,而是对“人”的主体性被工具理性消解的深层焦虑。全书的文字风格老练而沉稳,逻辑链条清晰可见,即使是面对晦涩的哲学论述,作者也能以一种清晰的、富有效率的方式将其梳理出来,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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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张力,预示着一场对中国近现代思想脉络的深刻梳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我被作者那种试图剥开现象、直抵核心的学术勇气所吸引。我期望看到的是,如何将西方“唯科学主义”的思潮,精准地嵌入到中国本土的语境中去考察。毕竟,当“科学”被赋予神圣的光环,并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尺时,它对传统儒学、对启蒙运动后期的改良尝试,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究竟产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冲击和重塑?我特别关注作者如何处理那种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拥抱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面对自身文化根基被动摇时的复杂心态。好的研究不应该只是简单地罗列“谁引进了什么”,而是要描绘出这种引进过程中的“挣扎”与“转化”。如果书中能够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去揭示那些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声音,那些在科学理性与本土情怀之间左右为难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那无疑将是一部极具价值的著作。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视野,让我们看到“科学”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的独特意义,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一个西方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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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和结构安排,初看之下似乎有些跳跃,但细品之下,我发现这正是作者在刻意营造一种思想演进的“非线性”感受。作者似乎在挑战一种线性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中国思想是从蒙昧走向开明的必然过程。相反,书中揭示了每一次对“科学”的采纳,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失语”或“自我阉割”。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放慢阅读速度,去消化那些对特定文本(例如,早期引进的哲学著作的翻译策略)的细致文本分析。这使得全书的论证密度非常高,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思想史背景才能完全领会其精妙之处。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构建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论证基础,而不是空泛地谈论“思潮”。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某些过渡章节的处理略显仓促,让人感觉在某些关键的文化断裂点上,作者或许可以再多花一些笔墨去描绘当时的社会氛围与知识界私下的讨论,让那些抽象的概念更加“肉感”一些。

评分

读完这本书的初印象,我感觉作者在处理复杂的思想史材料时,展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细腻和克制。它不是那种高屋建瓴、口号式的理论推演,更像是一张细密织就的历史地图,标示出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挪动他们的立足点。特别是在论述早期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被推崇到极致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批判其带来的“虚无主义”后果,而是深入剖析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科学”成为了最能凝聚共识的意识形态符号。这种对历史情境的深切体察,使得全书的论证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关键概念界定时所下的功夫,例如,区分“科学精神”与狭隘的“科学主义”在当时的内涵差异。这种区分不仅是学术上的精确,更是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精准把握。这本书读起来更像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旅程,充满了对“为什么会这样”的追问,而不是“应该怎样”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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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英文原版。也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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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继承和最大的阐发。——说它是绝对的唯科学主意,也不为过。任何世界都不可能被“设计”出来。任何经典理论也不能直接指导现实。。这个工作让上帝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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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自二十世纪伊始将科学视为一种教条、意识形态实体、建立人生观的必备条件。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在在显示出对科学力量的特殊理解、对传统的批判以及其作为一种替代性宗教的反讽,分化为二支:吴稚晖和陈独秀承袭唯物论一支,前者为哲学唯物论辩护,后者自科学一元论的支持者转而融科学与社科为一体,却未解决人类究竟被动遵从规律法则还是主观能动的辩证;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和唐钺承袭经验论一支,一反休谟式的极端怀疑论倾向,借实证归纳的方法,强调因果律、渐进地接受西方文明并以多元观点透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围绕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展开,并以唯科学主义派全面获胜,却导致了经济决定论取得科学终极性、社会史研究重组史实以适应科学方法、抛弃机械唯物论、贬黜经验主义的自由意志以便社会实践科学化,终由某超级思想体系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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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决定论倾向,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其他方面即物理科学的自然并无不同。经验主义胶条的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方法作为寻求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方法。吴稚晖的物质/精神途径:坚信物质文明越进步,人类越倾向统一,一切都可被科学解说(在手的形而上学?)。陈独秀的一元论。胡适:科学是一种普遍原则,对真理的强调。“人受环境习惯迷信成见影响,只要真理可以使你自由,打破束缚”。从程序中得到的知识是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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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六章还是挺好懂的,最后一章涉及建国之后,估计写也不好写,好写了也删了,所以有点跳跃,我脑子不好,表示很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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