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等。
目录信息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战
斗力之悬殊。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 战略部署
三 指挥与协调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 铨选和任用
二 资格与出身
三 年龄、籍贯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与出路
六 职责与施政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 假托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县制”
四 区长
五 乡镇长
六 保甲长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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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用户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是令人敬畏的,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成功地将艰深的理论框架,包裹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衣之下。它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相反,充满了对话、冲突和思想的交锋。书中对意识形态冲突的描述,不是标签化的对立,而是深入到观念形成、传播和异化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作者仿佛是一位高明的棋手,冷静地布局着思想的博弈,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每一步推进都充满了对既有认知的挑战。尤其是书中对某些关键历史人物内心矛盾的剖析,那种对“理想主义如何被现实扭曲”的探讨,触及了人类精神困境的核心。这种深度,要求读者不仅要跟上作者的思维速度,还要愿意投入情感去感受那些历史选择的沉重代价。读完后,你会感觉自己的思想被拉伸、被重塑了一番。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简直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交响乐,高潮迭起,低吟浅唱。作者在处理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的微观展现之间,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点。我尤其欣赏他对复杂人性的刻画,那些鲜活的角色,他们的抉择与挣扎,都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真实感。书中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梳理,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融入了深刻的哲学思辨,仿佛作者本人也曾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亲身经历、痛苦抉择。读到某些转折点时,我甚至能感觉到作者笔下人物的呼吸和心跳,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远超一般的历史解读。它不是在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在探讨“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文字的张力十足,时而磅礴如江河奔涌,时而细腻如春雨无声,读起来酣畅淋漓,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仍需片刻才能从那历史的洪流中抽离出来,回味无穷。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对于“确定性”的瓦解能力。在阅读过程中,作者不断地抛出反常识的论据和观察,挑战我们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既有认知。它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正确答案”或“最终结论”,相反,它提供了一系列相互冲突却又都言之有理的解释路径。这种开放性的处理,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主动思考。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回顾前文,并与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对撞、摩擦。它像一面棱镜,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铁板一块”的形象打碎,折射出无数种可能性。这种阅读体验是极其“麻烦”但又“令人上瘾”的,因为它迫使你走出舒适区,去拥抱历史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它不是让你接受一个结论,而是训练你提出更好的问题。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堪称匠心独运,它摒弃了传统的时间线性叙事,转而采用了一种螺旋上升、多重视角交织的叙事手法。这种处理方式,初读可能需要一定的适应,但一旦进入状态,便会发现其精妙之处——不同的视角如同探照灯,从各个侧面对同一个历史断裂点进行剖析,使得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者似乎深谙叙事心理学,他巧妙地设置了悬念和伏笔,让读者在不断地阅读和反思中,逐步拼凑出全景图。比如,通过一个边缘人物的日记片段,折射出主流叙事中被忽略的社会暗流,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极其高明。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脑海中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试图理解那些驱动历史齿轮转动的深层力量,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思想运动场”,非常适合那些对历史细节和底层逻辑有着执着探究欲的读者。
从文笔风格上来说,这本书呈现出一种古典的庄重感和现代的犀利感完美融合的独特气质。作者的遣词造句极为考究,大量的长句充满韵律感,仿佛是在进行一种文学上的“复古”尝试,但其观点却极其前卫和批判性。它不像某些历史作品那样,仅仅满足于客观的叙述,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近乎诗意的批判精神。阅读过程中,时不时会被一些句子所震撼,它们凝练、精准,仿佛一句箴言。这种语言的力量感,使得即便是枯燥的政策分析部分,也充满了戏剧张力。对我而言,这更像是一部文学巨著,而非单纯的史学论述。它成功地将严肃的议题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让人在享受文字美感的同时,也被其深刻的内涵所折服,读起来是一种纯粹的智力享受。
一年半之前,这本书打开了我阅读的魔盒,谢谢王奇生!
第一篇做翻案文章的气味太浓,后面对革命话语的梳理和对国共党建的研究有翔实的案例和数据,更有社科味道。最后三篇讲基层权力的最好,突破了制度史框架,落实到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出色的社会学论文。可惜的是作者显然对西方理论比较隔膜,引用而无出处或根本不引的情况不少。
革命反革命相关的内容没有太多意料之外的,不过材料很扎实,许多第一手资料。士绅相关的内容,看来看去,没人能写过费孝通,sigh~县长保甲两章博论可用。
关于革命的阐述很有价值,关于两党的组织形式等分析也好,不过这其实算是个论文集,而不是一本有明确主题的专著。
其实正标题“革命与反革命”并不确切,因为里面大部分文章与此无关。其实此书是论文集并非专著,只是章节排得像学术专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