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历史与思想》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写的单篇论文的一个选集，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56年，最迟的则成于今年5月。但全书在时间上虽先后跨越了二十个年头，而实际的撰写则集中在50年代之末和70年代之初，中间足足有十年的岁月我几乎没有写中文论著的机会。1973年之秋，我回到香港工作了整整两年，重新结下了文字因缘，因此本集所收的，70％以上是最近两年的作品。

为了照顾到一般读者的兴趣，选在这部集子里面的文字大体上属于通论的性质，凡属专门性、考证性的东西都没有收进去。所以这部选集的对象并不是专治历史与思想的学者，而是关心历史和思想问题的一般知识分子。通论性文字之不易落笔，我是深切了解的。通论是所谓“大题小做”，往往不免要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加以简化，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而且作者的知识和主观见解，又处处限制着论点的选择、资料的运用，以至文章的剪裁。因此任何通论性的题旨都达不到最后的定说。照理想来讲，通论必须建立在许多专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说始能稳妥，而事实上，每一范围稍广的通论性的题旨都包括着无数层次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如果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写通论，那么通论便永远不能出现了。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哲学上的一个“吊诡”（paradox），即“一个人如不是对一切事物皆有知识，便不能对任何事物有知识”（One does not know anything until one knows everything）。这种说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一题旨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全无所知，也可以动手撰写关于该题旨的通论。清末的朱一新曾说：“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又说：“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朱氏所说的确是深识甘苦的话。本书所收的一些文字，在我已力求其有根据，但限于学识，议论却未必中肯。读者不妨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地看待。

本书所收诸文先后曾刊载于各种期刊上。香港方面是《自由学人》、《人生杂志》、《祖国周刊》、《中华月报》（以上四种均已停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中国学人》、《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和《明报月刊》；台北方面是《幼狮月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和《联合副刊》。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主持以上各种刊物的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激。我的文字几乎全部是被主编、朋友们逼出来的，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至于这部文集之终于能和读者见面，则要感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热心，特别是编辑组陈秀芳小姐的说服力，他们使我相信这些散篇文字还有汇集成册的价值。这部文集基本上是从一个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场上写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个专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专门著作，虽则我的专业训练处处影响着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mental technician）。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知识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Richard Hofstadter曾指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则只是知识从业员。但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在价值上必然高于知识从业员。事实上，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守，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作用；知识从业员倒反而较少机会发生这样的流弊。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