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与鬼》揭示果戈理作品的神秘本质，揭示其作品中的魔鬼形象，亦即揭示最神秘的俄罗斯作家果戈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发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作者”（现实的人）和“主人公”之间完全没有界限，他在两者之间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被揭示的各种实体的“鬼”（赫列斯塔科夫，反基督一乞乞科夫，《狄康卡近乡夜话》里的鬼），与其说是作品里的人物，不如说就是作者果戈理本人。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这些都当做事实来接受：果戈理从自己身上写出了赫列斯塔科夫，一风儿吹透的果戈理的外衣启发了他的小说《外套》的构思等等。因此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作者”和“主人公”常常是游移互串的。

《果戈理与鬼》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哲人写另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没有人比梅列日科夫斯基做得更好了。其独特的内涵与视角，精辟而深刻的分析，深深吸引了我们；因为他，我们真正地为自己事]开了果戈理。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罗赞诺夫的批评著作之后，不可能再把果戈理看作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把他的作品只看作忠实地准确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俄国的现实。这也正是别尔嘉耶夫N指出的“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性”，即他的象征性、神秘性和宗教性。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1865-1941）。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作家、诗人、剧作家、宗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之一，是俄国文学白银时代的杰出代表，俄国文学象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独特的非现实主义小说诗学基础，不仅影响着其同时代的别雷、索洛古勃、勃留索夫等象征派小说家，也影响着其后的小说艺术方向。他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是却最终未能获奖。他的成就涉及欧洲和俄国文史哲各个领域。“基督教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创作。他擅长通过解读历史人物，尤其通过剖析人物的灵魂、精神过程来表现和叙述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年8月14日（俄历8月2日）出生于彼得堡，父亲是一个宫廷二等文官，祖上是乌克兰贵族。13岁开始写诗，1881年首次发表作品。1884-89年，他先后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的哲学语文系，1888年在彼得堡大学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同年在高加索与18岁的吉皮乌斯相识，次年他们在梯弗里斯成婚。1888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诗作（1883-87）》（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883-87)），1892年出版《象征集》（Символы: Песни и поэмы），1893年刊印小册子《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О причинах упадка и о новых теч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为俄国象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宣言，宣称“新艺术的三要素”是“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并攻击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是“功利主义的庸俗的现实主义”。给他带来声誉的是文学评论集《永远的同路人：世界文学中的肖像》（Вечные спутники: Портреты из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97）。与此同时，梅列日科夫斯基还从事一些翻译工作。

同一时期即19世纪90年代后期，梅列日科夫斯基历时十年有余，写作并陆续出版《基督与反基督》（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三部曲（《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6)、《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1)、《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1905)），这三部曲的中心思想是基督教与多神教的永恒斗争，全书就按这个公式写成。当时正值俄国社会剧烈动荡之时，另外又有思想界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这些都对梅列日科夫斯基产生很大影响。

第一部《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起初题为《被摈弃者》，1902年第二版改为现在的书名。取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反映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残酷斗争，刻画了罗马皇帝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的悲剧形象。尤里安在历史上被基督教会宣布为“叛教者”（即曾经受洗的基督徒公开全面否定基督教义的人，除受教会法制裁外，还要受世俗法处罚），欧洲文学作品凡是描写他的几乎都对这个“叛教者”进行谴责（恐怕唯有易卜生的剧本《皇帝与加利利人》例外）。而《诸神之死》却把尤里安刻画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对他充满同情。小说从尤里安的童年写起，描写了他一生的活动。这位君主在基督教产生三百年以后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多神教，因为他憎恨君士坦提乌斯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推崇古希腊艺术，把奥林匹斯诸神视为美的理想的体现、力量的源泉。但他的多神教理想最终遭遇挫败，并在远征波斯时兵败身亡。

第二部《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反映了这个时期杰出代表人物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的生平与创作活动。小说从达·芬奇四十二岁那年（1494年）写起，一直写到他逝世为止。中间穿插了他以前从童年开始的生活经历。梅列日科夫斯基详尽展现了达·芬奇创作发展的道路，细致地描绘了《最后的晚餐》、《安加利之战》、《蒙娜·丽莎》等著名作品的创作过程，塑造了一个复杂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位天才，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位“巨人”，他早年跟随韦罗基奥学习时在老师的祭坛画《基督受洗》上画了两个披衣天使，就已表现出胜过老师的艺术才华。他企图把美与真、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在他的绘画里，古代的多神教的神祗已不再以宗教的面貌出现，而是体现着美的古代文化遗产。他的求知欲与智慧因而领世人不安，而他的事业，如新的绘画技法、解剖实验、科学发明等，无不成为世人眼中亵渎上帝的行为，他因而被视为敌基督者。但事实上荒淫奢侈的教皇本人才是真正的反基督，而揭露教皇暴行、弃绝人间欢乐的教士萨沃纳罗拉则是真正的基督精神的代表。

第三部《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的情节移到俄国，发生在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改革的时代。小说有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是彼得大帝与其长子阿列克塞之间的矛盾斗争；另一条是彼得的政权及其所建立的“新教会”与人民群众当中广泛流行的各种旧教派（特别是分裂教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彼得大帝通过削弱传统教会权力来巩固皇权，自认为“朕即上帝”因而被视为反基督。彼得与阿列克塞的矛盾斗争不是普通的父子冲突，而是体现着尖锐社会矛盾的皇室政治斗争。另外，阿列克谢为民请命、尊重教会与上帝，则是基督精神的化身。两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基督精神与反基督精神的冲突。小说截取了1715年6月至1718年6月这段时间，这是阿列克塞一生中最后的三年，是他与父亲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三年。小说不仅深刻表现了彼得与阿列克塞之间的斗争，而且通过回忆等手法，全面展示了沙皇父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了彼得大帝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刻画了异常复杂的彼得形象。

这三部曲被认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文学创作的顶峰。这套蕴含了深刻宗教哲学思想的巨著，可与二十世纪欧美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相媲美，而其对基督教本质的深入挖掘，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宗教观察，则是其他经典难望其项背的。他独创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思想小说”。

除此以外，还出版了文学研究论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Л. 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1900-1902）认为托尔斯泰能洞察肉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洞察灵的秘密；强调两个作家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不以暴力抗恶和驯顺忍受等思想。这部书在西欧颇有影响。另外还写有历史剧《保罗一世》(1908)、《阿列克赛王子》(1920)以及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1906-1914主要居住在巴黎，其间出版三部曲的第二部。1920年因为苏俄军队击败克伦斯基政府而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侨居巴黎，所写的诗文激烈反苏反共。在巴黎处，梅氏夫妇发起“星期日”和“绿灯社”两个沙龙，一时间成为巴黎俄侨精神生活的中心。在此期间他又出版两部历史小说〔总标题为《神的诞生》(1924～1925)〕和拿破仑、圣奥古斯丁、圣保罗、圣方济、圣女贞德、但丁等人的传记。此时他在西欧的影响不断扩大，1933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当时同样侨居巴黎的俄国文学家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870～1953），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蒲宁不过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过是放在床头供自己失眠时消遣阅读的乏味小说。但最终193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蒲宁摘得。因为极端仇视苏联，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反共领袖，1939至1941年在法国和纳粹合作。死后葬在巴黎近郊。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 曼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是继尼采之后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无所不在的心理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几乎是单枪匹马跟左派的教条主义和右派的蒙昧主义作斗争，引进和传播了古代异教、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现代诗歌和尼采哲学，也是他揭露了复兴的异教思想的缺陷，引领了与现代世界问题息息相关的新基督教的寻求。

身处世纪之交、新旧夹缝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典型的俄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类内在和谐的失落、精神性灵的漂泊无形自然感同身受。1891－1892年大饥荒暴露出政府社会政策的严重失误，经济困难导致大批贫困潦倒的工业无产阶级出现，下层社会的不满爆发为公开的反抗，一系列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危机更加剧了原本徘徊人生歧路的俄国人的紧张情绪，日益恶化的形势，令他们既忧心于难以逃避历史剧变，又悲叹于人类前景之渺茫黯然。当此之时，在精神探索与时代危机的冲突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将全副精力投入对宗教问题的紧张巡视上。毕竟，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他的首要关注就是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缺失和俗世教会反基督恶行所引发的精神混乱、政治危机，他以为，“我们走到了历史的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翅膀、飞翔，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宗教是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宗教至今仍在造就民族，赋予民族力量或剥夺力量”。1902年他倡建“彼得堡宗教－哲学协会”，祭起晶光崭亮的“新宗教意识”，与俗世教会和危机社会抗衡。写于1905、1910年的两部宗教－哲学随笔《未来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罗斯》，便是针对俄国形形色色的宗教论争，从俄国历史和社会现实角度阐发的反思和廓清。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讲的是天上的真理；多神教，讲的是尘世的真理；将来这两个真理结合起来， 那宗教真理就完整了。”在他看来，基督教表现为追求精神上的自我牺牲，与上帝的融合，多神教追求个性的自我确立，自我崇拜。人类的灵魂刚好是这两种真理矛盾冲突的所在。对梅列日科夫斯基而言， 天上的和人间的真理、灵魂和肉体都同样弥足珍贵、非凡重要，此中最后的一致和谐，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佳结果。而能够达到这一和 谐的便是他所谓的最后的宗教——“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他相信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冲突、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能够通过“三位一体”的基督教观念解决。对他而言，“三位一体”的基督教 是“联合一切的，不仅是静观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将所有现在 的和将来的人类文化，所有发现和知识容纳于自身，如同其‘精神——心灵——肉体’被联合于人身一般，将‘理性——意志——感觉’联 合于自身的宗教”，他呼吁，“我们应当追求这一力量、这一赢得胜 利的力量”，因为人类只有从上帝那儿得到拯救。“只有基督能克服 世界、人类、个性命运的二律背反”，当然，没有基督和梅氏新宗教意识就无法走向上帝。梅列日科夫斯基拥有对永恒的自由的圣灵王国必然到来的信念。他的宗教乌托邦的核心是相信“第三约”必将来临，他的理据是对福音书传说真实性的深信不疑，他特别期盼继“新约”之后基督带给人类的“第三个约言”。为了确证自己的这种理念，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著述中引用了一些历史事件和古希腊哲人与教父哲学的理论。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未来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罗斯》，乃至他全部创作无疑是琢磨其新宗教意识的利刃砺石。身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以人民的身份为人民说话”的俄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亦清楚自身处境的绝望。他知道俄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两种愤怒之中：来自上面的、专制政体的愤怒和来自下面的、与其说是仇恨的、不如说是不理解的盲目的民间自发势力，但有时不理解比任何仇恨都坏。”而习惯于潜心静观，梅氏的深超前，在他人意识的界限之外，于社会生活中见人所不见，感人所未感，使他无论在挨骂、不受欢迎的俄国，还是在大受称赞和欢迎的西方都遭到不被理解的厄运。而他于本世纪初为“重病的俄罗斯”抓的究竟是一副济世救人的良药,抑或只是一帖安抚自我的清凉剂，笔者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