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须爪指人的头发、胡须、指甲。本书所研究的，就是关于它们的迷信和风俗。区区发须爪，也有什么大学问吗？江绍原先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他发现，在古代先民的心理中，发须爪是极其尊贵的，是人体生命精华之所在。发须爪有药物的功效；发须爪被认为与本主有同感的关系，可以被用为本人的替代品；剪修指甲，应该慎重择日；死者的发须爪被认为有埋葬的必要，等等。其论述也使我们对古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有更深刻的体认。本书不仅考证透彻，而且文笔简洁流畅，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是江绍原先生民俗学研究的代表作，旨在说明古今人们对头发、胡须、指甲迷信的原因以及人们如何应对的手段，文笔简洁，资料翔实，在已有的关于中国迷信研究的成果中，是最早最完备的一部作品，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江绍原，（1898-1983）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北京。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1923年会国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容肇祖先生曾听过他的哲学课。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1927年“4·12”大屠杀后离穗去杭州，靠卖文度日。以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任教、编纂或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等。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

他一生追求进步。“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是冲入卖国贼曹汝林住宅、火烧赵家楼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者之一。与鲁迅等发起了《语丝》杂志。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为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之《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他是1927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主席（据1927年北京大学引《国立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开设了《迷信研究》课。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学开始《礼俗迷信之研究》课和《宗教史》课。

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乔答摩底死》，他摒弃那种迷信者的研究佛书法，其“宗旨是要用《遗教经》来做佛学研究的一例。他希望有人能用这种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胡适《序》）192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它是由1927年发表之《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一文扩展而成，是更精美的著作，“他说明了古今关于发须爪的迷信的原因及人们如何的对付，这本书在中国迷信研究专书中毫不勉强的说是一部最早最完备的。”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他从古籍中对我国古代旅行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对于宗教、迷信的研究，不是单纯的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钻进去做研究对象的奴隶，而是有着明确的位社会进步服务的功利目的。正如周作人在《发须爪·序》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

其《实生论大旨》（1923年亚东图书馆版）、《宗教的出生与长成》（1926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923年中华书局版）等译著，也有他的独特之处。不管是撰著还是译著，他都尽量搜集有关材料附于书后，使读者更加全面地对书之内容的理解。

1927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了“一个从没人敢讲的《迷信研究》一课，编了一百多篇的《迷信研究》讲义，十八年秋天又在北京大学开辟了《礼俗迷信研究》一课，根据《迷信研究》又增加了许多材料，改为《礼俗迷信研究》讲义。”（叶德均《中国民俗学会研究的过去及现在》）

他还在《北大日刊》、《语丝》、《鞭策周刊》（多以“不失”为笔名）、《贡献》、《京报副刊》、《科学月刊》、《东方杂志》、杭州《民俗调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研究文章；五百多则“小品”，是民俗学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精通英语，除翻译有关英文学术著作外，还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还从俄文本翻译出版了《印度民间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晚年致力于《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

他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且在我国民俗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