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李泽厚的学术和思想研究成果,精选八家之言,分别从思想史、美学、儒学、哲学等不同角度深入阐发和探究;也提出继续发展的可能和方向,足可展现最近十年学界对李泽厚的研究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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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这本书,原本期待着某种理论层面的交锋,却发现它似乎是一本关于“当代城市景观美学”的视觉评论集,只不过其侧重点完全放在了“反向设计”这一主题上。书中大量篇幅被用于分析那些在城市规划中被视为失败或不和谐的元素:比如突兀的广告牌、不匹配的建筑外立面材料,以及那些被忽视的、功能性极强的基础设施(如通风井、变电站)的造型处理。作者非常擅长用充满讥讽和尖锐批判的笔调,来描绘这些“丑陋的必然”。他似乎在用一种近乎病态的敏锐度捕捉城市肌理中的一切“瑕疵”,并用犀利的语言将它们放大。然而,在极力批判这些视觉噪音的同时,书中却未能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或者至少是构建一个能与之抗衡的美学标准。所有的文字都充满了对现状的嘲讽和对完美的渴望,但这种渴望最终被无休止的否定所吞噬,读完后留下的不是被启发的振奋,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对周遭环境的审美疲劳和郁闷感。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它像是作者某次长达数年的、在欧洲小语种文学领域进行“考古式”阅读后的随笔合集,但这些随笔散漫得有些失控。它涉及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十九世纪北欧地区诗人的作品片段,中间穿插着作者对翻译理论的几段零散思考。阅读体验如同置身于一个堆满了古籍的图书馆,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油墨的气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珍贵,却又如此难以捉摸。作者在某一页突然引用了一段瑞典语的晦涩诗句,紧接着下一页又跳跃到对德语名词的词源学分析,然后又突然转入对“异乡人”主题在不同文学流派中体现的对比。这种跳跃性极强,缺乏一个明确的引导线,让读者像是在迷雾中行走,每走一步都可能踏入新的泥潭,却看不到出口的光亮。如果说它有什么核心,那可能就是对“碎片化知识的迷恋”,而非对任何一种完整思想体系的建构或批判。
评分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其冷峻、客观,甚至到了令人感到疏离的地步。它更像是一份严谨的学术报告,但其研究对象却非常奇特——聚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某特定城市中,公用电话亭的使用频率变化及其与市民通勤习惯的统计学关联。书中充斥着大量的百分比、时间序列图表和回归分析模型,每一个段落都建立在坚实的数据基础之上。例如,作者通过对每日高峰时段的呼叫记录进行二次方分析,试图建立起“市民焦虑程度”与“通话时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这种近乎偏执的量化倾向,使得阅读过程成了一种对耐心的严峻考验。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伴随着一套极其繁复的数学工具的展示,让人感到作者似乎更热衷于展示其统计学功力,而非真正去探讨这些冰冷数字背后的生活质感。尽管其数据采集的严谨性值得称赞,但这种过度技术化的表达方式,使得任何试图从中提取出人文关怀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这本书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人味儿”,更别提什么深刻的思想碰撞了。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引人注目,但很遗憾,我并未找到任何能让我联想到书名中提到的“李泽厚”或任何具体思想的关联点。这让我对它的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当我翻开书页,映入眼帘的似乎是一系列关于古代建筑修复技术的详细记录。从榫卯结构的精妙分析,到不同朝代石材的物理特性比较,再到特定地域气候对木材老化的影响,这些内容都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性。书中详尽地描述了如何利用传统工具和材料,在不破坏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一座千年古塔进行结构加固与表面维护。图文并茂的板块里,那些细致入微的素描和工程图纸,仿佛带着读者亲身走进了那个充满尘土与匠人汗水的修复现场。我尤其欣赏其中关于“就地取材”原则的论述,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要求,更体现了一种对历史文脉的深刻敬意。然而,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去寻找一丝哲学思辨的影子,都无法将其与一个思想家的名字联系起来。这更像是一本高级技工的实操手册,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思想评析”。这种内容与标题的巨大反差,使我感到强烈的阅读错位感。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如同一次漫长而略显沉闷的旅行,我期待的智力激发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某种特定地理区域(似乎是西南边陲的某个省份)地方戏曲发展史的近乎百科全书式的梳理。开篇用了整整四章的篇幅来考证一个失传已久的民间唱腔的音阶构成,引用了大量模糊不清的田野调查记录和口述历史的片段,这些片段往往互相矛盾,缺乏一个清晰的总结性论断。作者似乎沉迷于材料的堆砌,对这些素材进行了细致的排列,但未能提炼出任何具有穿透力的洞见。比如,关于某个特定剧团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书中罗列了诸多演员的生平琐事和演出日期,但对于这些琐事如何折射出宏大的社会变迁,作者似乎避而不谈,或者说,压根就没有想去探讨。我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对文化现象的深度剖析,结果却像是在阅读一份未加整理的档案汇编。那种希望通过阅读获得思想启迪的初衷,在这里完全落了空,留下的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缺乏思想框架串联的信息点。
评分还是先看李泽厚,然后再看这个
评分克服片面性的尝试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时代注定是罕见的。人类诸精神形态中,必须自觉地关注整全的,在实践上首先是统治国家的技艺,在理论上则是现代哲学、现代社会理论与古典政治哲学。90年代晚期以来的知识界,自觉渴望整全的决不是头脑基本停留在80年代的哲学界——也许李泽厚本人是个例外。社会学理论是某些清醒者试图克服片面性的最早尝试。但90年代的公共知识界已经浮躁到连韦伯都无法消化的地步。甘阳翻译的那本比《人论》切时得多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与现代社会理论相比,古典政治哲学却在21世纪初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的历史地位自然无法同康德、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阐释者们正在中国着手结束海德格尔的时代。以药除病,药复成病。施特劳斯的教诲原本就是用来克制德国哲学之病
评分克服片面性的尝试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时代注定是罕见的。人类诸精神形态中,必须自觉地关注整全的,在实践上首先是统治国家的技艺,在理论上则是现代哲学、现代社会理论与古典政治哲学。90年代晚期以来的知识界,自觉渴望整全的决不是头脑基本停留在80年代的哲学界——也许李泽厚本人是个例外。社会学理论是某些清醒者试图克服片面性的最早尝试。但90年代的公共知识界已经浮躁到连韦伯都无法消化的地步。甘阳翻译的那本比《人论》切时得多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与现代社会理论相比,古典政治哲学却在21世纪初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的历史地位自然无法同康德、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阐释者们正在中国着手结束海德格尔的时代。以药除病,药复成病。施特劳斯的教诲原本就是用来克制德国哲学之病
评分当前最精华的思想评论文章吧。
评分先看李泽厚本人的论著,再看这本评析集子,发现里面一些学者连李泽厚思想体系里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没理解到位。比如“度”不是本体,而只是具有本体性,是认识论的第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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