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

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1949年后，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

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像刘国光、董辅礽、高尚全；有的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历史局限。

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主体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体察。19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将发自中国社会基层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政府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三代经济学人为国人接受今天认为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本书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通过一个一个人物和事件来展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面，以及三代经济学人的探索和努力。

本书曾获《新京报》、《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入围新浪、搜狐等媒体年度好书榜。此次增订新收录《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杜润生：好大一棵树》等篇目，并有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新序言《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以及朱嘉明回忆马洪先生的长文《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推荐】

经济既是国家大计，又与民生息息相关。《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的，不仅仅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改革开放历史，更是几代经济学人为重塑社会而付出的努力与斗争，所留下的遗憾与期待。我们致敬柳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经历转型之艰与瓶颈之痛的时刻，更需要从改革的源头之处去寻找新的动力。

——《新京报》年度商业书致敬辞

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

柳红对198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界，从人与事入手，搜集史料，记下众多被遗忘的前辈，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经历，为逝者，为失去话语权的老者、边缘者记录了他们曾经的努力和奋斗，重新赋予1980年代以鲜活的生命，表达对于历史和人的尊重。

——朱嘉明【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了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

——柳红

柳红，独立学者。1960年生，山西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工学学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现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