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法國十九世紀浪漫派領袖雨果繼《巴黎聖母院》之後創作的又一部氣勢恢宏的鴻篇巨著。全書以卓越的藝術魅力，展示瞭一幅自1793年法國大革命至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期間，法國近代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輝煌畫捲，最大限度地體現瞭雨果在敘事方麵的過人纔華，是世界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閤的典範。小說集中反映瞭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飽含瞭雨果對於人類苦難命運的關心和對末來堅定不移的信念，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

“在文學界和藝術界的所有偉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蘭西人民心中的偉人。”這是羅曼·羅蘭對雨果的評價。青少年的羅蘭保存一期《堂吉訶德》畫報，上麵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畫：蒼蒼白發罩著光環，他正撫弄著竪琴，為苦難的民眾引吭高歌。《悲慘世界》的作者留下的這副形象，也許是大眾更樂意接受的。

捧讀《悲慘世界》，最突齣的感覺，當是厚重之感。同樣是傑作，同樣又厚又重，讀《約翰·剋裏斯托夫》，或者讀《追憶似水年華》，都沒有這種感覺，這種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壓在心頭，感到的是人類的苦難厚厚而沉重的積澱。不是寫苦難深重的書，都能當得起這“厚重”二字。而《悲慘世界》獨能當得起，隻因這部大書壓在作者心頭，達三十年之久。

曆時三十餘年，從一八二八年起構思，到一八四五年動筆創作，直至一八六一年纔終於寫完全書，真是鬼使神差，這在雨果的小說創作中也是絕無僅有的。這部小說的創作動機，來自這樣一件事實：一八0一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窮苦農民，因飢餓偷瞭一塊麵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滿釋放後，持黃色身份證討生活又處處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開始搜集有關米奧利斯主教及其傢庭的資料，醞釀寫一個釋放的苦役犯受聖徒式的主教感化而棄惡從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O年間，他還大量搜集有關黑玻璃製造業的材料，這便是冉阿讓到海濱濛特伊，化名為馬德蘭先生，從苦役犯變成企業傢，開辦工廠並發跡的由來。此外，他還參觀瞭布雷斯特和土倫的苦役犯監獄，在街頭目睹瞭類似芳汀受辱的場麵。

到瞭一八三二年，這部小說的構思已相當明確，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礎上，寫瞭《死囚末日記》(1830年)、《剋洛德·格》(1834年)等長篇小說，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會現實，並嚴厲譴責司法製度的不公正。此外，他還發錶瞭紀念碑式的作品《巴黎聖母院》(1831年)，以及許多詩歌與戲劇，獨獨沒有動手寫壓在他心頭的這部作品。醞釀瞭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纔終於開始創作，同時還繼續增加材料，豐富內容，順利寫完第一部，定名為《苦難》，書稿已寫齣將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捲入政治漩渦，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創作，一擱置又是十二年。《苦難》一書遭逢苦難的命運，在胎兒中也要隨作者流亡瞭。 設使雨果也像創作其他小說那樣，構思一明確便動筆，那麼以他的文學天纔，他一定能繼《巴黎聖母院》之後，又有一部姊妹篇問世瞭。或者在一八四八年書稿寫齣五分之四的時候，再一鼓作氣完成，那麼在雨果的著作錶中，便多瞭一部懲惡勸善的力作；雖然齣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學寶庫存裏，就很可能少瞭一部屈指可數的稱得上厚重的鴻篇巨製。

這三十餘年，物非人亦非，發生瞭多大變化啊!如果說一八三0年，在他的劇本《艾那尼》演齣所發生的那場鬥爭中，雨果接受瞭文學洗禮，那麼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侖”政府驅逐而開始的流亡，則是他的社會洗禮。流亡，不僅意味著離開祖國，而且離開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壇領袖的頭銜、參議員的地位等等；流亡，不僅意味著同他的本階級決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價值觀念、文學主張決裂；流亡，給他一個孤獨者的自由：從此他再也無所顧忌瞭，不再顧忌社會、法律、權威、信仰，也不再顧忌虛假的民主、人權和公民權，甚至不再顧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藝術追求。流亡，把他置於這一切之外，給他一個大解脫，給他取消瞭一切禁區，從而也就給瞭他全方位的活動空間，使他達到曆史、現實和未來所有視聽的聲音。

雨果在蓋納西島過流亡生活期間，就是從這種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審視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礎上，他不僅對《苦難》手稿做瞭重大修改和調整，還大量增添新內容，終於續寫完全書，定名為《悲慘世界 》。整部作品煥然一新，似乎隨同作者接受瞭洗禮，換瞭個靈魂。這是悲慘世界熔煉齣來的靈魂，它無所不在，絕不代錶哪個階層、哪些黨派，也不代錶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義，反對世間一切扭麯和剖割人的生存的東西，不管是多麼神聖的、多麼閤法的東西。

世間的一切不幸，雨果統稱為苦難。因飢餓偷麵包而成為苦役犯的冉阿讓、因窮睏墮落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賽特、老年生活無計的馬伯夫、巴黎流浪兒伽弗洛什，以及甘為司法鷹犬而最終投河的沙威、沿著邪惡的道路走嚮毀滅的德納第，這些全是有代錶性的人物，他們所經受的苦難，無論是物質的貧睏還是精神的墮落，全是社會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為人類生存狀況和命運的思考者，能夠全方位地考察這些因果關係，以未來的名義去批判社會的曆史和現狀，以人類生存的名義去批判一切異己力量，從而錶現瞭人類曆史發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悲慘世界》可以稱作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

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慘世界》一齣版，就獲得巨大成功，人們如飢似渴地閱讀，都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徵服瞭。持否定態度的人則從反麵證實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維裏耶·弗勒裏稱雨果是“法國第一號煽動傢 ”，拉馬丁撰文贊賞作傢本人的同時，抨擊瞭他的哲學觀點：“這本書很危險……灌輸給群眾的最緻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責他喜歡龐大，喜歡誇張，喜歡過分。然而，他這種放誕的風格，添上瞭“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慘世界”中奮擊衝蕩，恰恰為人類的夢想，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呐喊長嘯。

時間和曆史和作齣瞭判斷，《悲慘世界》作為人類思想産生的一部偉大作品，已為全世界所接受，作為文學巨著的一個豐碑，也在世界文學寶庫中占有無可爭議的不朽地位。

維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錶人物。貫穿他一生活動和創作的主導思想是人道主義、反對暴力、以愛製“惡”。其文學創作有詩歌、小說、戲劇、政論、散文隨筆以及文學評論，捲帙浩繁。代錶作有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海上勞工》、《悲 慘世界》及《九三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