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新版跋

袁伟时

这部小书从交给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过去了，上海三联书店认为此书仍有可取之处，愿意出个新版。责任编辑彭毅文小姐是个责任心很强的新锐，要求笔者为这一版写个序。我想偷懒，把一篇答记者问《我和我的书》交给她作为代序。她意犹未足，先是发来邮件：“先生，我觉得对话的形式有点老土和矫情，没劲！”。后来不打自招，说： “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我和我的书》是不错的，但必须换一种写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风格的，别什么记者采访，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贬，变着法子逼迫我另写，而且还要什么风格的！害得笔者猪年春节不得安宁，老想怎样完成这个颇为刁钻的任务。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袁氏风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话，又有哪些特点。人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大部分中国人都识字，总会写点什么。但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模子里印出来的，有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独特风格，谈何容易！何况自知从小没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长期生活在学舌是免祸不二法门的环境中，要养成个人风格更是戛乎其难！这个编辑小姐要笔者交出有“袁氏风格的”再版序，岂非刁钻？

童年在家乡，不时可以看见路边或山坡有砖砌的小火炉，嵌着一块刻上“敬惜字纸”的小石碑；给十几家人放牛的老汉官生常常把捡到的有字的纸张放到里面去，用火燧点着烧掉。他不识字，行动却那么自然和虔诚，想必是表达对创造和传承文字和文化的圣人的敬意。民心不古，此景早已消逝；但私心以为白纸黑字，字字体现着学养和人格，对文字实在怠慢不得。

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承担的主要课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从开天辟地至20世纪初，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哲学史云云，大都说的是思想文化史。与教学相适应，研究、写作主要关注中国19、20世纪的思想文化。在这个领域如果说我有些微贡献的话，可以归结为不肯讲假话，努力讲真话，因而终结了若干神话。本书初版自序题为“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是我不悔的追求和信念，本书各篇应该是其中的佐证。

“人是观念的囚徒。”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是守望历史和社会，观察，分析，创造，推动观念变革。不过，回顾19、20世纪中国史，往往新不敌旧，偏激压倒理性，过时的思想桎梏造成的严重后果可谓触目惊心。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及我当时的一些忧虑。十年过去了，当时提及的后现代思潮仍旧是知识阶层一些人自娱自乐的话题；民族主义却更加瞩目惊心。

本书写作和初版前后，以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为师，吼叫“中国可以说不”的浊浪在神州大地翻滚。初版自序有感而发，用一页多的篇幅四大段话批评了“扭曲了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些话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不幸，十年过去，字字句句好像是针对今日的时评。

任何国家面对被侵略、被压迫的境遇，眼泪，空喊，鲁莽，都与事无补。高呼打倒洋鬼子，非常容易；但是民穷国弱的状况不会因嗓门大、声浪高而改变。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不愿认真接纳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三分之一时间视之为敌对力量，其余日子则摇摇摆摆、扭扭捏捏，当权者只要对他有利的部分，而拒绝其余。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中国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是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前进，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徘徊？这将决定21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在思想领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斗争哲学孑余是冀图把历史进程往后拉的三驾马车。

以民族主义来说吧，它的狂热信徒在这十年间，似乎没有多少长进。他们和19世纪的先辈一样，词穷理拙之际热衷鼓动民族情绪，给反对自己观点的人们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被愚弄的人们跟着起哄，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讨论演变为情绪失控的骂街！

近代中国当然有背叛正义出卖国家利益的罪犯。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汪精卫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文武官员与侵略者合作，出卖被侵略国家的利益，践踏了正义，谴责和惩罚他们的叛国罪行是罪有应得。但是很多所谓汉奸、卖国贼却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

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这些“汉奸”、“卖国贼”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第一．信口开河，哗众取宠。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喻权域和腾讯网记者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更深一步看，能够以言定罪吗？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却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所以，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加上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有没有机会接触国家重要机密尚待考证，更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同样是没有看过或者没有读懂有关文章而想像出来的。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搞笑了！

第二．无知。

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恭亲王奕訢，长期担任大清帝国朝廷最有权势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力图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状况下，他反对轻易挑起与列强的争端，实行必要的妥协，争取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一些文人称之为“鬼子六”。他是皇族，与汉族无缘，要当汉奸也不够格；自强运动的中坚被诬“卖国”，黑白颠倒，莫此为甚。

署理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1876年奉命出使英法，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湖南家乡那些穷酸秀才们居然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商议要烧掉他的房屋。有的人还编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把奉命出任外交官看作是“事鬼”——为洋鬼子服务，是判定“汉奸”大罪的主要根据！

如此给“湖湘文化”抹黑的典型事例，不是偶然发生的。“湖南知识阶层中一些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士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但这个省的城乡又是内地最为封闭的地区之一，加上素来民风强悍，三合会等秘密帮会人多势众，排外风波层出不穷，令地方官员穷于应付；连挂设有线电报线路都一再遭遇麻烦，不得不中断。” 例如，1892年5月，郭嵩焘出使归来已经十多年和魂归道山了，电报公司在湖南澧州（现澧县）挂电线，“电杆木料运至马家河尚未起坡，讵有乡愚聚集多人，将营勇殴伤，幷烧去电杆四十余根。”后来愈演愈烈，“津市电杆一千二百余根……被痞匪纠众烧毁净尽”， “澧民将已立未立电杆烧尽”， 工程只好停止。

第三．偏执。

在近代中国，曾国藩是身负骂名最久的“汉奸”了。1943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撰写长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大骂“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理由呢？慈禧等人“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 关于曾国藩等晚清洋务派的外交政策，不少专著已有系统论述，1992年出版的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晚清大变局》）也已表述了一得之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言。他把汉人为满族人做皇帝的大清帝国服务视为划定汉奸的主要标准，实在不伦不类，无疑是这位史家的一大败笔。

有趣的是，个性张扬的毛泽东不吃这一套。同一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并于1945年再版发行，要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好好学习。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与此同时，“在延安，他（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把这位“汉奸”捧为治军和修身齐家的典范了！

第四．治学不够严谨。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与日本的交涉有没有犯下卖国罪行，是有争议的问题。以二十一条的谈判来说，作为外交总长的陆宗舆可谓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

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列为“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强加在他们头上，但他们都拒绝到任，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重大历史关头选择了正义。史学家理应冷静、全面作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第五．别有用心的捏造。

制造敌人，凸显自己的存在无比重要，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乃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维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连鲁迅都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愚意以为这样的现象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胡适的“买办文人”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中国没有发展起形式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变为中国人沉重的思想枷锁，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他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妨碍中国人吸收现代文明先进成果的绊脚石。挨打时一味痛骂敌人是蛮夷，以中化道德文章举世无双而安慰自己，坚持不能“以夷变华”。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又来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

四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群言淆乱衷于圣”，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或企图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就应运而生了。

知识阶层中的学者群体肩负传承和创造知识和文化的重任。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现状，是这个群体履行职责必备的品格。这些特性是否完全具备，是制约其学术和思想成就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与以宣扬上级或雇主旨意为职志的知识阶层的另一群体（旧时的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和后来的宣传干部等等）迥异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一再成为“问题”，基本原因就是没有弄清两者的基本区别。知识阶层的品格不应也无法改造。个人乃至整个群体消磨了这些特性，意味着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是个人或群体犬儒化的标志，不但是个人的悲哀，受到伤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一切大话、空话无补实际，真正关怀国家命运，请从维护学术和言论自由开始。

中国曾经沦落为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国家。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但是，思考、观察这段历史请勿忘掉人类文明发展的全局。

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战争当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对战争罪行，应该桩桩件件弄得一清二楚，让人们永志不忘，不要重蹈覆辙。但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全球一体化及其过渡步骤：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也将一一化为现实。欧洲共同体以化解仇恨、促进发展的榜样，再一次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21世纪我们应该也能够听到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降生的福音。

2007年3月初稿，4月17日星期二修改定稿

袁伟时，男，1 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万米路，干八小时活；冷看历史波涛，笑评人间是非，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身心两健，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