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思想散論》新版跋

袁偉時

這部小書從交給齣版社算起，整整十年過去瞭，上海三聯書店認為此書仍有可取之處，願意齣個新版。責任編輯彭毅文小姐是個責任心很強的新銳，要求筆者為這一版寫個序。我想偷懶，把一篇答記者問《我和我的書》交給她作為代序。她意猶未足，先是發來郵件：“先生，我覺得對話的形式有點老土和矯情，沒勁！”。後來不打自招，說： “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慮一下！我認為《我和我的書》是不錯的，但必須換一種寫法——袁氏製造的，袁氏風格的，彆什麼記者采訪，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貶，變著法子逼迫我另寫，而且還要什麼風格的！害得筆者豬年春節不得安寜，老想怎樣完成這個頗為刁鑽的任務。

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所謂“袁氏風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話，又有哪些特點。人人幾乎都有自己的個性，大部分中國人都識字，總會寫點什麼。但寫齣來的東西不是模子裏印齣來的，有給人們深刻印象的獨特風格，談何容易！何況自知從小沒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長期生活在學舌是免禍不二法門的環境中，要養成個人風格更是戛乎其難！這個編輯小姐要筆者交齣有“袁氏風格的”再版序，豈非刁鑽？

童年在傢鄉，不時可以看見路邊或山坡有磚砌的小火爐，嵌著一塊刻上“敬惜字紙”的小石碑；給十幾傢人放牛的老漢官生常常把撿到的有字的紙張放到裏麵去，用火燧點著燒掉。他不識字，行動卻那麼自然和虔誠，想必是錶達對創造和傳承文字和文化的聖人的敬意。民心不古，此景早已消逝；但私心以為白紙黑字，字字體現著學養和人格，對文字實在怠慢不得。

在中山大學哲學係承擔的主要課程是中國近現代哲學史。從開天闢地至20世紀初，中國其實沒有純粹的哲學；哲學史雲雲，大都說的是思想文化史。與教學相適應，研究、寫作主要關注中國19、20世紀的思想文化。在這個領域如果說我有些微貢獻的話，可以歸結為不肯講假話，努力講真話，因而終結瞭若乾神話。本書初版自序題為“說真話，說自己的話”；這是我不悔的追求和信念，本書各篇應該是其中的佐證。

“人是觀念的囚徒。”知識分子的天然職責是守望曆史和社會，觀察，分析，創造，推動觀念變革。不過，迴顧19、20世紀中國史，往往新不敵舊，偏激壓倒理性，過時的思想桎梏造成的嚴重後果可謂觸目驚心。在本書的自序中說及我當時的一些憂慮。十年過去瞭，當時提及的後現代思潮仍舊是知識階層一些人自娛自樂的話題；民族主義卻更加矚目驚心。

本書寫作和初版前後，以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為師，吼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濁浪在神州大地翻滾。初版自序有感而發，用一頁多的篇幅四大段話批評瞭“扭麯瞭的民族主義情結”。“一樣米養百樣人”；這些話不同的讀者自然有不同的感受。不幸，十年過去，字字句句好像是針對今日的時評。

任何國傢麵對被侵略、被壓迫的境遇，眼淚，空喊，魯莽，都與事無補。高呼打倒洋鬼子，非常容易；但是民窮國弱的狀況不會因嗓門大、聲浪高而改變。

19世紀的大清帝國為什麼會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敗塗地？拒絕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

20世紀的中國為什麼還是那麼坎坷？不願認真接納以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為標誌的現代主流文化。三分之一時間視之為敵對力量，其餘日子則搖搖擺擺、扭扭捏捏，當權者隻要對他有利的部分，而拒絕其餘。

2001年中國毅然參加WTO，1997、1998中國在聯閤國兩個主要人權公約上簽字，總結和鞏固瞭改革開放的成果。這既是製度選擇，也是文化選擇。是沿著這條康莊大道前進，還是一步三迴頭地徘徊？這將決定21世紀中國人的命運。在思想領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鬥爭哲學孑餘是冀圖把曆史進程往後拉的三駕馬車。

以民族主義來說吧，它的狂熱信徒在這十年間，似乎沒有多少長進。他們和19世紀的先輩一樣，詞窮理拙之際熱衷鼓動民族情緒，給反對自己觀點的人們戴上“漢奸”、“賣國賊”的大帽子！被愚弄的人們跟著起哄，嚴肅的曆史和現實問題討論演變為情緒失控的罵街！

近代中國當然有背叛正義齣賣國傢利益的罪犯。20世紀30、4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汪精衛集團和僞滿洲國的文武官員與侵略者閤作，齣賣被侵略國傢的利益，踐踏瞭正義，譴責和懲罰他們的叛國罪行是罪有應得。但是很多所謂漢奸、賣國賊卻是一些彆有用心的人編造齣來的。

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是這些“漢奸”、“賣國賊”是怎樣製造齣來的？

第一．信口開河，嘩眾取寵。

最新的一個例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新聞研究所前所長喻權域和騰訊網記者一段精彩對話：

喻權域：“比如人民日報有一個人叫馬立誠，他到日本齣瞭一本書叫做《日本不必嚮中國道歉》，這不就是漢奸嘛。日本侵占中國在抗日戰爭死瞭好多萬人。

主持人：馬立誠說日本不必嚮中國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麼呢？

喻權域：我沒有看這本書。”

太驚人瞭！沒有看過彆人的書，就據以斷定人傢是漢奸！進一步考察，問題更加嚴重：馬立誠根本就沒有在日本齣版過所謂《日本不必嚮中國道歉》的書，也沒有發錶過有這樣意思的言論。

更深一步看，能夠以言定罪嗎？判斷言論的是非非常睏難；凡是創新的言論，更非一般庸眾所能立即理解，卻對國傢和社會發展非常重要。所以，現代國傢都把言論自由視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進器。加上馬立誠不過是《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和編輯，沒有掌握國傢權力，有沒有機會接觸國傢重要機密尚待考證，更沒有齣賣國傢機密的記錄，怎樣“賣國”？

好在馬立誠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輕衊是無言”，不屑與這位過去的頂頭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和編委）計較，不然的話，毀謗罪是逃不掉的。

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誤。他說當代中國史學傢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漢奸言論”，同樣是沒有看過或者沒有讀懂有關文章而想像齣來的。這樣的人居然以愛國主義典範自居，太搞笑瞭！

第二．無知。

道光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恭親王奕訢，長期擔任大清帝國朝廷最有權勢的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領班大臣。他運用手中的權力力圖打開國門，嚮西方學習，是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的主要支持者。在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狀況下，他反對輕易挑起與列強的爭端，實行必要的妥協，爭取一個有利於中國穩定和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於是，一些文人稱之為“鬼子六”。他是皇族，與漢族無緣，要當漢奸也不夠格；自強運動的中堅被誣“賣國”，黑白顛倒，莫此為甚。

署理過廣東巡撫的郭嵩燾，1876年奉命齣使英法，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公使。湖南傢鄉那些窮酸秀纔們居然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商議要燒掉他的房屋。有的人還編對聯罵他：“齣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把奉命齣任外交官看作是“事鬼”——為洋鬼子服務，是判定“漢奸”大罪的主要根據！

如此給“湖湘文化”抹黑的典型事例，不是偶然發生的。“湖南知識階層中一些勇於接受外來文化的人士成瞭近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驅。但這個省的城鄉又是內地最為封閉的地區之一，加上素來民風強悍，三閤會等秘密幫會人多勢眾，排外風波層齣不窮，令地方官員窮於應付；連掛設有綫電報綫路都一再遭遇麻煩，不得不中斷。” 例如，1892年5月，郭嵩燾齣使歸來已經十多年和魂歸道山瞭，電報公司在湖南澧州（現澧縣）掛電綫，“電杆木料運至馬傢河尚未起坡，詎有鄉愚聚集多人，將營勇毆傷，幷燒去電杆四十餘根。”後來愈演愈烈，“津市電杆一韆二百餘根……被痞匪糾眾燒毀淨盡”， “澧民將已立未立電杆燒盡”， 工程隻好停止。

第三．偏執。

在近代中國，曾國藩是身負罵名最久的“漢奸”瞭。1943年，著名的馬剋思主義史學傢範文瀾撰寫長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大罵“他成為百年來一切齣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理由呢？慈禧等人“知道瞭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群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 關於曾國藩等晚清洋務派的外交政策，不少專著已有係統論述，1992年齣版的拙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增訂新版改名為《晚清大變局》）也已錶述瞭一得之見，限於篇幅，此處不再贅言。他把漢人為滿族人做皇帝的大清帝國服務視為劃定漢奸的主要標準，實在不倫不類，無疑是這位史傢的一大敗筆。

有趣的是，個性張揚的毛澤東不吃這一套。同一年，八路軍《軍政雜誌》全文齣版瞭《增補曾（國藩）鬍（林翼）治兵語錄白話句解》，並於1945年再版發行，要共産黨的軍事乾部好好學習。 毛澤東當時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沒有他的首肯，此事是辦不成的。與此同時，“在延安，他（毛澤東）還嚮一些乾部提議閱讀《曾文正公傢書》。” 把這位“漢奸”捧為治軍和修身齊傢的典範瞭！

第四．治學不夠嚴謹。

1919年五月四日的愛國大遊行，高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國賊指的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人。壯烈的一幕是火燒趙傢樓，痛打章宗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與日本的交涉有沒有犯下賣國罪行，是有爭議的問題。以二十一條的談判來說，作為外交總長的陸宗輿可謂想方設法減輕瞭中國的損失。

要是說五四當天學生們燒彆人的住宅是愛國情緒支配下的過激行動，時至20世紀80年代以後，還有一些學者指斥他們“賣國”，就有治學不嚴謹之嫌瞭。認真研究過20世紀30、40年代抗日戰爭史的多數學者都會承認，這一時期，盡管華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權曾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列為“谘詢委員”、“顧問”之類的帽子強加在他們頭上，但他們都拒絕到任，拒絕與日本侵略者閤作，在重大曆史關頭選擇瞭正義。史學傢理應冷靜、全麵作齣經得起推敲的結論。

第五．彆有用心的捏造。

製造敵人，凸顯自己的存在無比重要，是政治鬥爭中常見的現象。於是，一些政客慣用的伎倆是宣布自己不喜歡的人乃外國反動勢力的代理人，是齣賣國傢利益的異己分子，冀圖挑起公憤而謀私。

抗日戰爭期間，陳獨秀對外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內維護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反對蔣介石獨裁專製統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閉著眼睛說瞎話，誣衊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連魯迅都上當受騙，信以為真！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開始，《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陶希聖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開信揭露這個謊言，說一些報刊“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齣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濛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錶白。”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為什麼這些荒誕不經的言論居然有不小的市場？

愚意以為這樣的現象與中國文化的幾個根本缺陷息息相關。

一是沒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國缺乏深厚的懺悔傳統。個人修養還講點“一日三省吾身”之類的話，就民族文化而言，總是認為已經達到極緻，齣現問題不過是執行聖賢教導不力所緻。

19世紀以降，中國成瞭一個一再被侵略者打敗的國傢，一個現代化遲遲不能實現的國傢。古方正藥已經不足醫治痼疾。除瞭譴責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觀睏難外，走齣睏境的基本方略是找齣自己的弱點，學習一切人的長處，勇敢地改造固有製度，為自己的發展掃清障礙。

強者從來不害怕反省；諱疾忌醫是弱者自我毀滅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國的悲慘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強迫癥，不但自己不願也不準彆人反思本國的弱點。誰敢違反這個潛規則，誰就是大逆不道！鬍適的“買辦文人”帽子就是這樣戴上的。

二是不講形式邏輯。

學術界多數人早有共識，從先秦起，中國沒有發展起形式邏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缺陷。這個弱點與曆代專製統治者的愚弄民眾的意識形態相結閤，變為中國人沉重的思想枷鎖，既妨礙現代科學誕生，也妨礙社會轉型。當下的狂熱民族主義者繼續在這個泥淖中打滾。一說19或20世紀的大清帝國或民國統治者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有錯誤，他就說你是為帝國主義辯護，是漢奸、賣國賊！把A和B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攪成一鍋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遠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國的狹隘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這是妨礙中國人吸收現代文明先進成果的絆腳石。挨打時一味痛罵敵人是蠻夷，以中化道德文章舉世無雙而安慰自己，堅持不能“以夷變華”。幾經挫摺，不得不學習洋人的本領，開始走上經濟發展的快速路，又來鬍吹中國傳統文化有彆人永世無法企及的特殊基因！

四是沒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傳統。

一個現代國傢，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公民對曆史和現實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非常正常。不過，中國的傳統是思想統一，“群言淆亂衷於聖”，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聖賢和聖上的是非為是非，不準越雷池半步！依傍權勢或企圖依傍權勢的棍子黨就應運而生瞭。

知識階層中的學者群體肩負傳承和創造知識和文化的重任。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用批判的眼光觀察曆史和現狀，是這個群體履行職責必備的品格。這些特性是否完全具備，是製約其學術和思想成就高低的決定性因素。這是與以宣揚上級或雇主旨意為職誌的知識階層的另一群體（舊時的清客、侍從、禦用文人和後來的宣傳乾部等等）迥異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居然一再成為“問題”，基本原因就是沒有弄清兩者的基本區彆。知識階層的品格不應也無法改造。個人乃至整個群體消磨瞭這些特性，意味著創新鋒芒消失，學術棱角磨平，是個人或群體犬儒化的標誌，不但是個人的悲哀，受到傷害的是國傢和社會的發展。

一切大話、空話無補實際，真正關懷國傢命運，請從維護學術和言論自由開始。

中國曾經淪落為被侵略和被壓迫的國傢。曆史記憶化為道不完的國傢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但是，思考、觀察這段曆史請勿忘掉人類文明發展的全局。

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從纍見不鮮的血親復仇開始，群體或個人互相砍殺，歸根到底是人類野蠻史的一頁。戰爭當然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彆。對戰爭罪行，應該樁樁件件弄得一清二楚，讓人們永誌不忘，不要重蹈覆轍。但記住仇恨是為瞭化解仇恨。以協商、談判、民主、法治代替殺戮為解決個人、集體、民族、國傢的矛盾，是人類文明不可抗拒的進程。全球一體化及其過渡步驟：地區自由貿易區、地區共同體也將一一化為現實。歐洲共同體以化解仇恨、促進發展的榜樣，再一次走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前列，21世紀我們應該也能夠聽到東亞自由貿易區和東亞共同體降生的福音。

2007年3月初稿，4月17日星期二修改定稿

袁偉時，男，1 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寜人。中山大學哲學係教授。一萬米路，乾八小時活；冷看曆史波濤，笑評人間是非，說真話，說自己的話；身心兩健，自得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