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
目录信息
导言
综论篇
古籍校勘底本的选择标准
概说版本校
底本不误亦出校
他校的取材
版本有异同,他校定是非
他校亦记异
版本无据有事实
据典辨误
对校与他校之间
什么是本校
关于本校的两个问题
按断:以本校为据
“襄王枕上元无梦”——漫谈理校
再谈理校
校勘记的内容与撰写
古籍整理“点校说明”的撰写
方法篇
古籍校勘的范围
古籍引文的校勘
校勘之资——引文的利用
校勘中的隐版本
校勘的越界
古籍的校改
古籍点校本的失校
径改之属
校勘形误例说
点画之差有是非
二三之异
倒字之趣
并字之惑
书缘俗字误
音近而讹
姓甚名谁
必也正名
古籍校勘中脱文的处理
彩石补天缺
疑似校:与读者互动
以句法断是非137
清除古籍中的“赘肉”——衍文的处理
校读杂录
郢书燕说亦可通
诗词校勘略说
扩展篇
音韵与古籍校勘
典章制度与古籍校勘
历史地理与古籍校勘
历史年代与古籍校勘
长历与校勘
今夕何夕?——日期异同校勘略说
史籍日期记载证误——从李筠之死说起
推算历史人物生卒年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九天可揽月
古籍校勘中的辨伪问题
校勘也证伪
为尊者讳
案例篇
“断烂朝报”何尝有?——从王安石的公案说到古籍校勘的以不阙为阙
“小扣柴扉久不开”?
刑天可曾舞干戚?
“岳飞”还是“六飞”?
“踈”抑或“闲”?——从魏野之子名字说疑似校
“设贡举”还是“设乘舆”?
虽非孪生亦混淆
“回图”还是“固圉”?——兼说宋人对“祖宗法”的应用
“凝命”、“下武”与“二省”
令倅之惑
孟子字辨
“亲魏倭王”赐印年
杜甫有闲?
欧阳脩生日考辨
朱熹何曾议明堂?——考据学进入校勘之域
四库武英异同论——以《朝野类要》为例
手民之误说四库
编书中的政治——四库全书本“违碍”文字改动个案透视
撰者本无谜——以校勘学破解《隆平集》作者之谜
《隆平集》与《琬琰集》四十三传之关系考辨
《稽古录》证误《宋史》本纪
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辨误——以所记宋祁事迹为中心
生长的墓志——从范仲淹撰《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看后人的改易
古人的标点
脱误亦沿袭
《文献通考》点校本跋尾
于无疑处见有疑
名家名校不佞从
万般无如校书险
毕竟是中华
· · · · · · (收起)
读后感
用户评价
我必须说,阅读《古籍校勘方法论》的过程,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智力冒险。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版本源流”的重要性,这一点我深以为然。他用大量的篇幅,追溯了不同古籍的版本演变过程,从最早的刻本、写本,到后来的影印本、点校本,详细阐述了不同版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对于“版本辨伪”的讲解。作者列举了许多具体的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版本比较、文献互证等方法,来辨别伪书和假冒版本。这让我意识到,古籍的世界并非如同表面看起来那样平静,其中也充满了“真假难辨”的挑战。通过学习这些方法,我仿佛拥有了一双“火眼金睛”,能够洞察那些隐藏在古籍中的秘密。而且,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鼓励读者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判断。他并没有要求我们死记硬背某些结论,而是引导我们掌握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便我们能够自己去解决遇到的问题。
我之前一直以为,所谓的“古籍校勘”就是简单地比较不同版本的文字,找出差异然后“修正”。然而,《古籍校勘方法论》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这本书让我明白,古籍校勘的内涵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刻。它不仅仅是文字层面的工作,更是对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运用。书中关于“校勘工具”的介绍,让我大开眼界。作者详细介绍了各种常用的校勘工具,比如版本目录、参考文献、历代史料等等,并阐述了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工具来辅助校勘工作。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讲解“字源”和“词义”分析时所展现出的功力。他能够从字形、字音、字义等多个角度,对疑难字词进行深入的考证,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让我意识到,古籍校勘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这本书就像一本“武功秘籍”,为我揭示了古籍校勘的精妙之处,让我对其充满了敬畏和向往。
这本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我之前对古籍研究的刻板印象。我一直以为古籍研究是属于少数“书斋里的学者”的专属领域,普通人难以涉足。但《古籍校勘方法论》用它独特的魅力,向我展示了古籍校勘的趣味性和实用性。书中关于“考订讹谬”的章节,让我眼前一亮。作者通过分析大量的错字、漏字、衍文、倒文等,揭示了古籍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病灶”,并教我们如何像侦探一样,一步步追踪这些“病灶”的根源。我记得有一个例子,作者通过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错字,竟然找到了一个长期被误读的典故,并纠正了相关的历史叙述。这种“拨乱反正”的成就感,在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对校勘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向往。而且,书中在讲解如何辨别“通假”和“避讳”时,也显得尤为专业和细致。作者提供了许多判断的依据和方法,让我不再感到迷茫。总而言之,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古籍世界的大门,让我能够更自信、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欣赏那些珍贵的古代文献。
我向来对历史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兴趣,而《古籍校勘方法论》这本书,则为我提供了绝佳的“寻宝地图”。书中的每一处论述,都像是在为我打开一个尘封已久的宝箱,里面充满了等待我去发现的精妙之处。作者在讲解“文献互证”的方法时,所展现出的逻辑严谨和知识广博,让我叹为观止。他能够巧妙地运用不同史料、不同文献来相互印证,从而判断某个字句的真伪和可靠性。我尤其欣赏书中关于“因袭性错误”的分析。作者详细阐述了,一些错误是如何因为代代相传的抄写、刊刻而不断被复制和放大,并教我们如何识别这些“惯性错误”。这让我感觉,我在跟随作者一起,进行一场“文字考古”的探险。每一次的发现,都让我对古籍的流变过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我对那些默默付出、致力于整理古籍的学者们充满了敬意。
在我翻阅《古籍校勘方法论》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所展现出的那份“细致入微”的精神。书中的每一章节都仿佛是在为我剖析一个精心设计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精密的仪器和操作指南,让我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审视那些泛黄的古籍。例如,书中关于“校勘原则”的论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要细心”,而是深入到“如何细心”,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原则。作者提出的“就同一底本校勘”、“就不同底本校勘”、“就零散材料校勘”等几种基本模式,并分别阐述了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让我对校勘工作有了系统性的认识。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分析“校勘法”时,对“互校法”、“旁校法”、“本校法”等方法的深入解读。他并没有简单地罗列这些方法,而是结合大量的具体文献,展示了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如何操作的,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在讲解“旁校法”时,作者就详细分析了如何利用文献的引证来验证某个字句的可靠性,以及在遇到引证矛盾时,应该如何进行判断。这部分内容让我深感,古籍校勘并非简单的文字比对,而是一门需要深厚学养和敏锐洞察力的综合性学问。
读完《古籍校勘方法论》,我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它帮助我建立了对“文本”的全新认知。我之前可能更多地将古籍视为一个静态的文本,但这本书让我明白,每一个古籍文本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作者在书中详细讲解了“版本流变”对文本造成的影响,比如因为抄写、刻印的错误,或者时代的变迁,原本的文字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个古籍版本,都可能只是一个“版本链条”中的一环。而校勘工作,正是要通过梳理这个“版本链条”,尽可能地还原出文本的“本来面目”。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讲解“校勘札记”的写作时,所强调的“清晰、准确、完整”的原则。他详细阐述了如何记录校勘的经过,如何引用证据,以及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能够完全理解校勘的思路。这对于想要深入研究古籍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指导。
《古籍校勘方法论》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启蒙之作”。它不仅仅是教授我们如何“校勘”,更重要的是,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们对古籍的敬畏之心,以及对知识的严谨态度。书中的许多章节,都充满了作者对古代先贤的深深敬意。他总是以一种谦逊的态度,来探讨古籍中的问题,并鼓励读者保持开放的心态。我记得在讲到“校勘中的主观性”时,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一话题,而是坦诚地分析了在校勘过程中,研究者可能存在的个人偏见和局限性,并提出了如何尽量减少这些主观因素影响的方法。这种坦诚和客观,让我对作者的学术人格产生了深深的信服。而且,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关于古代学者治学的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有趣,让我感受到了古代文人的治学精神和情怀。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技术性的指南,更是一本能够启发我们思考,提升我们人文素养的宝贵读物。
《古籍校勘方法论》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技术”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思想”的书。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文化传承”的意义,并指出古籍校勘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认为,古籍校勘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文字错误,更是为了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书中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如果不对古籍进行妥善的校勘和整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精髓就可能会因此失传。这让我对古籍校勘工作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敬意。我发现,校勘工作并非仅仅是枯燥的文字游戏,而是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且,作者在论述过程中,还经常会引发我们对“真理”和“意义”的思考。他会引导我们去探究,为什么某个字句会在不同的版本中出现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这种引导性的思考,让我在阅读中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提升了自己的人文视野。
我一直对古籍的版本问题颇感兴趣,这本《古籍校勘方法论》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就被它厚重的质感和精美的装帧所吸引,这本身就为阅读增添了一份仪式感。翻开第一页,我就被作者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思路所折服。书中并没有上来就抛出艰深的理论,而是从最基础的概念讲起,比如什么是“校勘”,为什么要进行校勘,校勘的意义何在。这些看似朴素的问题,却是理解后续内容的关键。作者用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比如对比不同版本的《论语》,指出其中细微的差异如何影响我们对原意的理解。我尤其喜欢关于“异文”的探讨,作者详细阐述了不同类型的异文,以及如何判断异文的性质,是讹误还是本有差异。这一部分让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字词错误,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复杂的版本流变。而且,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时不时会引用一些令人惊叹的校勘成果,比如某某大家是如何通过一个字的区别,纠正了一个流传千年的误解,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我继续深入阅读的兴趣。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平实易懂,即使我不是专业的古籍研究者,也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它不像一些学术著作那样晦涩难懂,而是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一步步引导我走进古籍校勘的奇妙世界。
《古籍校勘方法论》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所传达的那种“学以致用”的理念。作者并没有将校勘方法束之高阁,而是用非常实用的方式,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在讲解“校勘符号”的使用时,作者就提供了详细的图示和说明,让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理解各种符号的含义和用法。这对于刚刚接触古籍校勘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便利。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版本研究的意义”的论述。作者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说明了深入的版本研究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籍的内涵,甚至是纠正历史上的某些误解。这让我明白了,古籍校勘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方法”,而掌握了这些方法,我们就能更自信地去解读那些珍贵的古代文献。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而细致的向导,引领我走进了古籍校勘的殿堂,让我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理解那些承载着历史的文字。
好看!书当快意读易尽,算是一部经验谈丛,而非专为总结方法写就的。作者精研宋史,勘误补遗目光如炬,例证精彩。读此之前刷完了王氏点校的《朝野类要》和《钱塘遗事》,故逢其举例尚不生疏。《宋季三朝政要笺证》是五年前看的,当时即叹校刊之认真负责。则王氏工作态度与思路方法多可借鉴。
两日读毕,笔记记于LiquidText。又《点画之差有是非》一章,以《钱塘遗事》“大理寺豕祭”条(“旧传三岁拜郊或明堂大礼,凡在前误国奸臣首级在大理寺者,必以矢祭,盖讹传谓以秽物祭之。其实豕者,少牢也”)为例按曰:“‘必以矢祭’之‘矢’,四库本作‘豕’,《古杭杂记》作‘文’。审此条皆言豕祭,作‘豕’可,作‘文’亦可通,唯作‘矢’不确。” 吾审上下文,却以为“文”不可通,皆言豕祭此处却不当作“豕”。“矢”即秽物也,所谓一饭三矢,故后文云讹传。作者百密一疏,不误而改误。录浅见于此,俟请博雅君子指正。
2019340 宋史材料实在是干巴没劲,佩服王老师;“蜀班/川班”讹成“三班”这一例灵的。又认识了一位名叫“钱真孙”的,嘿!碾压“高似孙”了(可对“周必大”233)
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当须自警。此书贵在精细、审慎、全面,皆为经验之谈,字字珠玉。
9.#2020微信读书# 文献学专业三年没有接触校勘,此书于我而言确确实实是补课。方法论其实是经验谈,更贴近校勘的实践,生动且好理解。作者认为古籍校勘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古籍本来面目,二是为研究者提供基础资料,尽可能把校勘之际发现的相关资料简洁地呈现在校勘记中。正好读到仇鹿鸣谈《旧五代史》的校勘工作,指出史学与文献学的校勘立场其实是有差异的,即恢复古籍原貌是文献学立场,而揭示史实的错讹则是史学立场。感觉作者还是稍稍带有史学立场的趋向的,可能与作者整理大量的历史文献有关吧。作者治学严谨,多次强调要“认真”,“看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尤其是面对史实并要取信后人的治史者,更需要认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