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历史上，没有比王安石更孤独的了。
他一生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一直干到宰执。他“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钱”，品格高洁。他有勇气，有担当，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临危受命，以激进的国家主义为理想，对帝国进行了一次整体配套性的体制改革，却最终无法打破历史的死结。吴晓波甚至认为，中国走向闭关锁国，正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失败。
梁启超详细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及其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的活动、变法内容、成绩及失败等几个方面，以敏锐的学者眼光、严谨的史家笔法，引证史料，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力图还原王安石的真实面孔。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目录信息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第六章 执政前之荆公（中）
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第八章 荆公与神宗
第九章 荆公之政术（一）
第十章 荆公之政术（二）
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
第十二章 荆公之政术（四）
第十三章 荆公之武功
第十四章 罢政后之荆公
第十五章 新政之成绩
第十六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上）
第十七章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第十八章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
第十九章 荆公之家庭
第二十章 荆公之学术
第二十一章 荆公之文学（上）
第二十二章 荆公之文学（下）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荆公与任公都是我极佩服的人物。 任公为荆公作的此篇传记，全不以记叙其生平琐事，而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通其精神思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也并没有勾勒出一个鲜活的、丰满的王荆公，笔墨集于荆公的政术思想，使得荆公改革之勇气，坚韧之性格，虽立于风口浪尖，兀自...
罗振宇在《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第126期）中说这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在写王安石，实际在写自己，说“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未必公允，但历史就是这样“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千秋功罪只能任人评说，就像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开篇说的那样：“天下唯庸人无咎...
《王安石传》是梁启超一百多年前的翻案巨作，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 这本书主要的论点有几个： 1. 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是北宋变革的正道，并不是每一条都没有瑕疵，但大本大原把握准确； 2. 士人君子的意气之争与身份立场是变法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3. 王安石人格高...
半山本是，临川城中，翩翩一少年 游过褒禅，祭过文忠，哀过商女，伤过仲永，也说项羽。少年登第，打马赴扬州。身着虏衣，不修边幅，形似槁木，不溺酒色。一心富国求变，却说拗相公。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守家业，立新法，个中几多艰。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施...
用户评价
我最近翻阅的《失落的文明：亚马逊雨林中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让我对“文明”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本书记录了人类学家深入亚马逊腹地，与一个尚未完全接触现代工业社会的部落共同生活数年的点滴。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内敛和谦逊，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姿态，而是真正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仪式、神话体系和家族结构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们的时间观——那是一种与自然节律高度同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感知，与我们追求线性进步的现代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书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利用植物药材进行治疗的古老智慧，以及他们对森林生态的敬畏与维护，这些知识体系的精妙，远超我们通过现代科学建立的认知。阅读这本书，就像是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去现代化”之旅，它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着无数种合理的生存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承载着独特的价值。对于那些热衷于探讨人类学、社会结构或生态哲学的朋友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深刻的思考素材，读完后，你对“进步”二字会产生新的疑问。
《量子物理的哲学思辨：确定性与或然性的交锋》这本书，以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探讨了微观世界最令人困惑的议题。我并非物理学专业出身，原本对量子力学的接触仅限于科普层面，但这本书成功地架起了科学与哲学的桥梁。作者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复杂的数学推导，而是聚焦于哥本哈根诠释、多世界理论等核心概念背后的哲学含义。比如，关于“观察者效应”，作者深入探讨了意识在物理实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界限模糊地带，既令人感到恐惧，又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书中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阐释尤为精彩，它不仅仅是工具性的限制，更暗示了宇宙在最基础层面上的“内在模糊性”，这挑战了我们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坚信的机械决定论。作者的论证结构严密，逻辑清晰，即便是面对薛定谔的猫这种经典的悖论，也能提出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角度。它让我意识到，科学的前沿领域，最终都会导向对实在本质的终极追问，这本书读完之后，感觉自己的思维框架被轻轻地扳动了一下，充满了对未知宇宙的敬畏感。
关于《世界艺术史：从洞穴壁画到数字媒体》这本书，我的感受是，它成功地打破了传统艺术史书籍的刻板印象，简直是一次视觉和思想的盛宴。我一直对艺术史抱有敬畏感，总觉得里面充满了艰深的理论和晦涩的术语，但这本书完全没有那种距离感。作者的叙事脉络非常清晰，从史前的原始表达，到古希腊的理想主义，再到文艺复兴的人文光辉，直至后现代的解构与多元，每一段都有其独特的主题和代表作。最让我惊喜的是，它对非西方艺术的介绍也毫不敷衍，对于中国唐代的书法、伊斯兰世界的几何装饰艺术，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充分的篇幅。书中配图的质量极高，高清的细节放大图，让观者能真切感受到不同时代材质和技法的精妙。我特别喜欢它在讨论印象派时，那种对光影和瞬间捕捉的哲学性探讨，以及对当代艺术中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的包容性解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教你“看”艺术，更教你“理解”艺术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拓宽了我的审美边界，是一本值得反复翻阅的入门与进阶之作。
我最近沉迷于这本《大明风华：从永乐到土木堡的权力博弈》，简直是酣畅淋漓的历史叙事。作者对于明初几代皇帝的性格刻画极其到位，尤其是对永乐大帝朱棣那种雄才大略与晚年猜忌的矛盾统一，描摹得入木三分。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化身为一名宫廷中的史官，亲眼目睹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决策过程。书里对于“靖难之役”的军事部署和政治手腕的分析，细致到让人拍案叫绝，没有那种脸谱化的英雄赞歌，而是充满了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更难得的是，这本书没有陷入纯粹的帝王家事描写，而是将视角拓展到内阁制度的形成、宦官势力的崛起，以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的明初政治生态图景。那些朝堂上的唇枪舌剑、邸报上传递的军事情报，都化作了鲜活的场景展现在眼前。读完后，我对明朝“文官治国”的底色和皇帝集权的张力有了全新的认识，绝对是历史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佳作，它成功地将严肃的历史研究，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叙事艺术。
这本《宋词鉴赏举隅》真是让人爱不释手，我原以为宋词这种清雅的文学形式，读起来会有些枯燥，但作者的笔触极其细腻，将那些婉约与豪放并存的词作，剖析得入木三分。特别是对苏轼和辛弃疾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不再是简单的背景介绍和词句解释，而是深入到词人心灵深处，探讨了他们在特定历史境遇下，情感是如何凝练成那些千古绝唱的。比如解读《念奴娇·赤壁怀古》时，那种对英雄气概的追慕与对人生易逝的慨叹交织的复杂心绪，被描述得丝丝入扣，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站在那滚滚东逝的江水边，体会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全书的语言流畅且富有文采，既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不失大众阅读的亲切感，注释精准到位，对于生僻字词和典故的解释清晰明了，即便是初次接触宋词的读者，也能轻松领略其中的韵味。这本书让我对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本鉴赏词作的书，更像是一本关于那个时代文人精神的侧写录。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柳永词时，那种对市井生活与个人情爱的敏锐捕捉，使得这些看似风花雪月的作品，也折射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一面。
梁任公以王荆公为千古伟人，我觉得名副其实；观察王荆公的变法之意，其实都在抑豪富、恤贫苦，实现“民不加赋而天下足”的均衡财政，从而“富国强兵”。新法效果如何值得怀疑，比如青苗法，其实是一种官方低息农业贷款，青黄不接之时放贷给农民置农具，利息两分，收获后再还款，实行起来却有官吏强行摊派百姓借钱、提高利息的弊端；然而说新法“扰民”？推行整整17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试点、修正、推行的步骤无一不全，反对党大可在程序内完善其条例、补救其不足，然而却只会意气相争；宋神宗一死，司马光等就不管效果如何尽废新法了，全然不管新法红利已经慢慢释放，试问到底哪个更扰民？扰的是民还是“诸君子”的因循守旧？《宋史》对变法不断抹黑，好在王荆公的诗文传之千古，读者一对比才能发现史书的不对劲，否则真是含冤莫诉了
为王安石翻案。宋史不足信。党争误国。理财不是与民争利，是把蛋糕做大。
饱受史家虐待介浦同志的辩护词。
致敬我最喜欢的古代政治家，文言文读起来太困难了。
梁任公以王荆公为千古伟人，我觉得名副其实；观察王荆公的变法之意，其实都在抑豪富、恤贫苦，实现“民不加赋而天下足”的均衡财政，从而“富国强兵”。新法效果如何值得怀疑，比如青苗法，其实是一种官方低息农业贷款，青黄不接之时放贷给农民置农具，利息两分，收获后再还款，实行起来却有官吏强行摊派百姓借钱、提高利息的弊端；然而说新法“扰民”？推行整整17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试点、修正、推行的步骤无一不全，反对党大可在程序内完善其条例、补救其不足，然而却只会意气相争；宋神宗一死，司马光等就不管效果如何尽废新法了，全然不管新法红利已经慢慢释放，试问到底哪个更扰民？扰的是民还是“诸君子”的因循守旧？《宋史》对变法不断抹黑，好在王荆公的诗文传之千古，读者一对比才能发现史书的不对劲，否则真是含冤莫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