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激活了自明代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的历史积怨，而鸦片走私更具有内外勾结的特征。于是，战争开始后，从朝廷到疆吏不断渲染汉奸勾引导致天朝战败，从而造成大范围的汉奸恐慌。防范汉奸成为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奸恐慌之下，战时民众动员陷入困境，战后中外条约谈判也围绕沿海边缘社会建构展开角力。而随着沿海边缘社会兴起，其身份澄清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恐慌背后反映出自明清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结构性缺陷，这一问题在晚清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显现和放大，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关系的重建成为晚清时期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成，1964年生于安徽含山县。现为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1982年至1990年在安徽警校学习和从事公安工作期间，开始自学并积累社会经验。1990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地方史硕士学位，毕业后留系任教，从事中国城市史研究，任职副教授。1999年获四川大学专门史博士学位。2000年调至浙江师范大学，开始转向晚清史研究至今。
目录信息
问题的提出
晚清国家与社会问题的由来
晚清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架构
晚清国家与边缘社会
“中国”与“晚清史”：晚清“国家与社会”研究的主旨
引言从定海汉奸案说起
第一章明清国家与边缘社会的结构和问题
明前期专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明初的制度设计及其性质
国家与社会的磨合：制度演变
内外异途：倭乱与历史转折
嘉靖倭乱：一个重大的转折
隆庆开海：国家与海上军事集团对峙的延续
清初从海禁到迁海
康熙之后的“限出禁入”
国家一面的行为及其走向
社会经济后果
阻隔中外
明清历史的结构与问题
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
国家与内部社会：明清中国的“大国化”及其意义
中外关系及其问题
边缘社会与内地社会和外部世界关系
明清历史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章禁烟运动：国家与沿海社会关系的恶化
鸦片贸易：非法社会群体的形成
窑口与大鸦片走私犯
沿海零星鸦片走私
沿海鸦片转运
内地鸦片转运
参与走私的军政人员
鸦片消费和生产领域的违法者
涉及鸦片走私的外商
鸦片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基本国策的禁烟立法
禁烟风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
广东的案件侦破
其他地区的禁烟严打
监狱人满为患
查禁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
严厉打击：国家与边缘非法社会的直接对抗
中英关系的恶化
中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
对违法外商的处置
内外勾结与战前的“汉奸”问题
严夷夏之防
福建“夷书案”
汉奸勾结贩卖人口案
汉奸作用和危害的认知
严查汉奸成为鸦片治理关键
汉奸防范和惩处
第三章战时汉奸恐慌及其形成机制
令人不安的消息
疑惧、推断和想象：汉奸恐慌形成的心理机制
疑惧
推断
想象
汉奸恐慌的传播与扩散
战争初期的君臣互动
广东汉奸恐慌中的君臣互动
浙江警报与朝廷的扩散
内乱危机与汉奸恐慌
江西匪案
恐惧蔓延
内部社会稳定问题
原有社会问题的凸显
漕粮与民食危机
外夷惊惧的压抑与变相表达
海疆洞开的恐惧
民众的外夷恐慌
惩办琦善与外敌恐慌的压抑
第四章第二条战线：汉奸防范与查处
迁海之议
海禁之争
海口商船稽查
针对性防范措施
漕运系统的汉奸防范
对汉奸的军事防范
汉奸案件的查处
浙江汉奸案查处
粤闽汉奸案
文字案
保甲、团练与反问计
严查与稳定的两难
第五章汉奸恐慌与战时边缘民众动员问题
问题的提出
不得不用的窘迫处境
一箭双雕的设想
利用与防备：团练水勇的复杂心态
团练的组织与功能
国家的动员号令
劝谕绅商，捐输团练
团练组织形式和功能
作为问题的“水勇”
水勇的组织形式与职能
武器装备和编入水师的困难
雇佣：水勇与国家的利益关系
财政压力
压力和聚散
最后的动员
异地招募北方乡勇
猎户与打雁民人
有潜水特技者
招徕汉奸
盐枭和粮船水手
余论：中外战争中的边缘社会动员
第六章浮出水面：条约制度与边缘社会
面对现实与停战媾和
解读《南京条约》应具备的历史语境
明清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和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恐慌”
清代阻隔中外的管理规章
中英交往的漫长历史与巨大的利益关联
以《南京条约》为中心的条约体系核心内容
中外围绕条约订立的主要争议
誊黄公布汉奸赦免之争
中法关于天主教解禁的交涉
战后的汉奸问题
汉奸防范意识的存留
防奸问题再度突出
五口之外的防扩散
余论
第七章鸦片战争后广东的外人、国家与社会
汉奸嫌疑与广东社会的灰色身份
身份澄清和国家认同
“三元里大捷”与民众话语权
社学：战后绅权和民权之兴
居间调停：国家的困境
从官民冲突到官民一致：对外政策的趋于强硬
余论
第八章汉奸归责与鸦片战争
避夷之长技以制夷
对英军“船坚炮利”的认知
“舍水战而备陆战”
坚壁清野
汉奸归责
英军取胜的原因
汉奸作用的认定
防民甚于防寇
推卸责任
汉奸归责与“鸦片战争”
扑朔迷离的汉奸真相
事实、史实与真实
晚清的基点
何谓“鸦片战争”？
晚清史基点
参考文献
· · · · · · (收起)
读后感
用户评价
我对书中对地方乡土社会的研究尤为感兴趣，这部分内容简直是一股清流。以往的历史书籍总喜欢把焦点放在京城与沿海通商口岸，但这本书却大胆地把镜头对准了内陆腹地的宗族结构和土地兼并问题。作者引用了大量罕见的民间契约和地方志资料，描绘了在中央权威衰弱之时，地方宗族和士绅如何悄无声息地填补权力真空，构建起一套与国家体系并行或交叉的治理模式。这种“隐性权力”的运作逻辑，比朝廷的律法条文更具生命力。读到某处关于地方团练的描述，我甚至感到一丝寒意——那股维护秩序的力量，究竟是国家的延伸，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割据萌芽？这种对基层社会动态的细致剖析，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晚清社会弹性与脆弱性并存的理解，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王朝衰亡”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
这本书的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社会肌理观察得入木三分，特别是对士绅阶层在权力真空下的微妙心态拿捏得极准。我最欣赏的是他没有陷入那种宏大叙事的窠臼，而是将目光聚焦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比如一张旧式房契的墨迹干了又湿，一封往来于南北官员间的私信是如何被层层加密，甚至是某个小县城里，一个盐商的宴会如何成为地方势力角力的无声战场。这些细枝末节，在作者的笔下，像是显微镜下的切片，清晰地展现了晚清那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是如何在内部的腐蚀中逐渐失能的。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闻到旧式公廨房里潮湿的霉味，听到茶馆里低沉的议论声，那种沉浸感是极强的。他没有简单地将晚清描绘成一个等待被“救赎”的黑暗时代，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矛盾、挣扎与活力并存的复杂场域，值得反复咀嚼。
坦率地说，我最初拿到这本书时，担心它会是一本枯燥的纯粹史料汇编，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作者在处理人物群像时，手法非常高明，他没有脸谱化任何一方。即便是那些我们习惯性贴上“保守”标签的官员，书中也展示了他们面对危机的清醒与挣扎，以及他们捍卫自身既得利益背后的逻辑合理性。这种“去道德化”的叙事，极大地提升了阅读体验的深度。我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谁是英雄，谁是叛徒”的简单判断，而是置身于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迷雾中，去理解每一个关键决策者内心的权衡。书中对权力交接点上的人心惶惶、朝令夕改的描写，如同捕捉到了历史最真实、最脆弱的一瞬，令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感觉像是亲身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转型期。
读完此书，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教科书上那种僵硬的“闭关锁国”标签，而是一个关于“选择与失落”的悲剧故事。作者似乎对外交史的理解有着独特的侧重，他并未将西方的冲击描绘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水猛兽，而是着力刻画了清廷内部不同派系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认知上的巨大鸿沟和策略上的互相掣肘。尤其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过程的梳理，显得尤为精妙。书中那些关于购买船只、聘请洋顾问的记录，与其说是技术引进，不如说是权力集团之间妥协的产物。这种对政策背后人性和政治博弈的挖掘，使得历史不再是单线条的进步或倒退，而是一张由无数次摇摆、试探和误判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它迫使读者去思考，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是否存在真正“正确的”道路，或者说，任何选择是否都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控得非常老道，行文流畅中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它没有刻意去煽情，但字里行间却流淌着一种深沉的宿命感。尤其是在描述技术革新与传统观念碰撞的段落时，作者展现出了一种近乎悲悯的笔调。比如，当描述第一批留学生归国，带着西方的科学理念试图重塑教育体系时，他们遭遇到的阻力和不解，并非来自纯粹的愚昧，而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观的捍卫。这种文化冲突的描摹，极其细腻，让人不忍卒读。作者似乎在告诉我：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想要彻底“革新”的努力，都可能被旧有的土壤慢慢消化、稀释，最终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这对于我们今天反思任何改革的阻力，都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国家与社会框架，利用鸦片战争中的汉奸恐慌，探讨国家与沿海地区的关系，其实可以更深一步探讨沿海地区作为边缘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
有启发。惟行文太乱
论文需要...对作者将沿海边民社会作为独立的单元提出来剖析很感兴趣，感觉自己又入了坑。。。
国家与社会框架，利用鸦片战争中的汉奸恐慌，探讨国家与沿海地区的关系，其实可以更深一步探讨沿海地区作为边缘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
国家与社会框架，利用鸦片战争中的汉奸恐慌，探讨国家与沿海地区的关系，其实可以更深一步探讨沿海地区作为边缘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