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翻译人们不禁会想到两个怪圈：一是翻译无理论。许多翻译名家毕生从事翻译工作却否认自己的翻译活动有理论做指导，并认为翻译研究不过是“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或热衷于引进新的术语，导致“术语的泛滥和思想的贫乏”，缺乏对翻译实践进行科学的概括、整理和理论研究。翻译无论是作为知识、技能还是艺术似乎都无法传授，翻译名家一生的心血或经验的积累似乎只能随翻译家百年之后荡然无存，无法为后世借鉴，让后人受益，这显然违反事实，违反科学。这种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便是第二个怪圈：翻译理论引进的匮乏。从古到今，我们译介了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海明威、萨特、德里达、马克思、恩格斯等浩若烟海的哲学、政治、宗教、军事、文学艺术、经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著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世界不同文化的友好交流和学术交往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格兰尼斯一九九三年称，日本每年译著占全国出版数量的６％，达２５００种；法国占１０％，达 ４０００种；匈牙利占１４％，达１２００种；德国占１５％，约８０００种；意大利占２５％， 约３０００种（Ｖｅｎｕｔｉ，１９９６：３２７）。在中国，译著的数量估计也不会少。然而相比之下，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却少得可怜，中国目前每年尚不足一种，估计总数也不过十余种（最乐观的估计）。翻译这一最古老的文化交流工具似乎并不需要借鉴、改造和更新，天不变，道亦不变；老祖宗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似乎自有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引进外国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研究成果纯属多此一举。

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这种闭关自守的观念本身反映出某些人翻译思想和翻译知识的局限。许钧先生说得好：

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国外的译论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平心而论，那些排斥西方译论的人到底读过多少西方译论，有过多少研究？（许钧，１９９７ｂ∶５０）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生命力”（刘宓庆，１９９０∶ＩＩＩ）。 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与西方严格的方法论、理论描述的精确、细腻和定性定量相比，传统的翻译研究又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首先，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１９９０∶ＩＩＩ—Ｖ）。

相对而言，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正如奈达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所说的，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基于这样的思想，笔者在为研究生讲授西方翻译理论课的过程中，萌发了撰写这样一部著作的念头，希望能较全面地反映西方翻译思想和研究成果。这一想法后来得到了长期从事翻译教学的同仁和部分专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生的热烈响应。十余年来，笔者收集掌握了近２０００万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著作和资料，经过近五年的整理、研究和编写，数易其稿，最后得以完成。具体分工如下：廖七一负责全书最初的筹划，第一章，第三章第二、三、四、九、十节，第四章第二、五、六节，第五章的编写和最后的统稿和审定；张大勇负责第三章第五、六、七节，曾艳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四节，祝朝伟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陈喜荣第二章第三节，张凌第二章第四节，曾维秀第二章第五节，苏文秀第三章第八节，芮敏第四章第三节的编写。作为本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本书的一些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在数家刊物上发表，得到积极的肯定。

本书作为四川省重点科研项目得到了四川省教委的大力支持。四川外语学院原院长蓝仁哲教授面授启蒙，扶笔者踏上翻译研究的道路，且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撰写工作，对全书的布局到行文措词提出精当的意见。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Ｅ． Ａ． 奈达先生曾多次与笔者讨论书中的主要思想，认真阅读其中若干章节的英译稿，更正个别以讹传讹的失误，并惠赠近作、欣然为本书作序。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在百忙中通读全书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为本书作序；最难能可贵的是许钧教授无私地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给与笔者编写“穆南”及“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两节使用，弥补原书稿法国翻译理论部分的不足。译林出版社顾爱彬先生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衷心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