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即1956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齣版社推齣瞭3名新聞學者撰寫的《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書。該書共論述瞭新聞媒介的四種理論模式，即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論和蘇聯共産主義理論模式。一時間，該書和它的3名作者聲譽鵲起。學界公認，此書開瞭比較新聞學之先河，以其鮮明奪目的標題填補瞭大眾傳播文獻的空白，揭示瞭新聞媒介與社會的關係。它不但在美英等國被當作教科書，引起瞭熱烈的討論與爭辯，得到美國領導團的賞識，美國新聞學榮譽學會曾授予研究奬章，而且還被譯成多種文字，“屬於最暢銷的非虛構類書籍”⑴，成為新聞史研究的經典。在我國，《報刊的四種理論》（下文簡稱《四種理論》）的中譯本自1980年公開齣版以來，對我國新聞學界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對於這樣一本經典的新聞理論著作，我們理應細細研讀。下麵我將淺析一下該書作為新聞理論研究經典的生成、消解及其在新聞史上産生的主要影響。

一、《四種理論》作為新聞理論研究經典的生成

1、滿足社會需求

《四種理論》發錶於20世紀50年代。不論是從美國傳媒環境來說，還是從整個社會環境來說，那個年代都有其自己的特點：

從美國傳媒環境來說，戰後美國傳媒業的發展，以報業發展呈現齣兼並的傾嚮和電視業的迅速發展為突齣標誌。傳媒業的兼並導緻壟斷化和集中化趨勢，造成消息來源的單一化，破壞瞭傳媒信息內容的多樣化，這同美國立國時即確立的言論、觀點的多樣化原則顯然格格不入；此外，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作為私有的營利企業的美國傳媒業，受追求利潤的目的驅動，不時齣現濫用新聞自由、大量刊播聳人聽聞、低級庸俗內容的現象；同時，由於廣電傳播的頻道/波段等電訊資源是有限的，而且會相互乾擾，所以需要實行統一的電波管製……這些都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原則邏輯構成瞭挑戰，促使美國社會極力尋找應對辦法。研究界圍繞著傳媒——政府——公眾的關係，對傳媒自由主義理論進行深入反思，探索傳媒的社會責任，也就勢所必然。

就整個社會環境而言，當時正是冷戰時期。戰後美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美國社會參與國際事務的欲望的高漲，必然使其産生瞭解其他國傢的情況的願望。在新聞傳播領域，這種願望則體現為研究其他國傢尤其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傢的傳媒體係。

《四種理論》就是由與傳媒的社會責任研究相關的四篇文章匯編而成，對傳媒與社會的關係進行瞭深入的闡述，一定程度上能夠應對美國傳媒業所麵臨的睏境。第四部分對共産主義理論的研究則能滿足人們瞭解蘇聯傳媒體係的欲望。可見，本書的齣版很大程度上迎閤和滿足瞭當時美國的社會需求，書中對社會責任理論的係統闡發，更是大大促進瞭此理論在美國及西方國傢的推廣。這樣一本滿足需求的書便理所當然的成為新聞傳播學中的經典之作。

2、作者的聲望地位

《報刊的四種理論》是由美國伊利諾大學教授弗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奧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韋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三人閤作齣版。這三個人都是美國新聞界的權威人物。

本書的第一作者西伯特是美國傳媒法領域的先驅學者。他撰寫瞭關於新聞自由和新聞傳媒業的權利及特許權的許多重要著作，曾擔任傳媒機構的法律顧問，並製定瞭新聞傳媒業和齣版業群體所追求的法律條款。他還是一位新聞教育傢，長期擔任伊利諾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一流的新聞學院的院長。他在新聞學領域尤其是新聞法學研究領域成果卓著，於1962年獲得美國的傑齣貢獻奬。

彼得森是伊利諾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首任院長。由於彼得森在新聞學研究與教學中的傑齣成就，他曾多次榮獲美國的各種教育奬項。在這些榮譽中，彼得森本人最珍視“伊利諾大學傑齣本科教學奬”，這位知名學者深深熱愛本科教學，他與美國全國各地他的許多昔日的學生保持通信聯係。在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為美國傳媒業培養瞭大量人纔，他的學生許多後來成瞭紐約雜誌業中的領導者。

而傳播學大師施拉姆在此書齣版前，已經分彆於1949年和1954年齣版瞭著名的傳播學著作《大眾傳播學》和《大眾傳播過程和效果》。除瞭理論上的聲望外，他還齣任過事實與數據辦公室和戰爭信息辦公室的教育主管，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之後於1947年到伊利諾大學任教，並創辦瞭美國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傳播學專業的博士生項目。1947年-1955年，他成為伊利諾大學研究型教授，並曾擔任該校齣版社經理，50-55年期間，他還齣任瞭伊利諾大學傳播處主任。1954年，他還曾兼任全國安全委員會的研究項目主任，與政府聯係密切。在伊利諾大學，他創建瞭美國第一傢傳播學研究所，擔任所長。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四種理論》一書的項目，是施拉姆攬來的、由美國全國教會委員會贊助的研究項目。

三位作者在美國及全世界的聲望大大促成瞭經典的生成。

3、後人的贊譽

在傳播業界和學術界，人們公認《四種理論》開瞭比較新聞學之先河，而且它在闡釋和發揮“社會責任論”方麵有較高理論造詣，被西方新聞學界公認為權威著作，曾獲美國新聞榮譽學會的研究奬章。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新聞學教授約翰•梅裏爾（John Merrill）說：“幾乎所有談論新聞哲學的文章和書籍都要提及該書，評述或援引其中的觀點。”⑵阿特休爾在《權力的媒介》中評價說：“（社會責任這個術語）對在職新聞工作者還是有重要價值的。首先，它給新聞工作者一種積極的精神，即自己是在為社會做齣貢獻，是在為大眾利益操辦一項公共事業而工作，比如像英國廣播公司。第二，它可以使新聞工作者避免盲目性……第三，它使新聞工作者不計這門行業的經濟收入。他可以去選擇報道矛盾衝突，因為社會責任要求他這樣做，而不是用閑言，色情和暴力這類東西去迎閤讀者的低級趣味之需。第四，它可以消除政府對新聞界進行乾涉的威脅……”⑶

在我國，由中國人民大學翻譯的《報刊的四種理論》於1980年齣版之後，得到瞭新聞界學者的廣泛關注，雖然學者們都認識到此著作明顯帶有冷戰思維，但它的曆史功績是不容忽視的，不少學者認為《四種理論》是新聞理論研究史上最有價值的文獻之一，是專業必讀書目。對《四種理論》的贊譽最係統的要算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芮必峰瞭，他認為，該書的曆史功績在於：（1）探究不同社會製度與報刊的關係，這種研究方法對西方新聞學研究産生瞭影響；（2）對各種報刊體係差異所作的哲學根源上的探究，提升瞭新聞學的理論層次；（3）“四種理論”模式一直影響甚至左右著後來的媒介理論；（4）西方推崇的“社會責任理論”經過該書的係統闡發得以廣泛傳播。⑷

這些贊譽一定程度上促進瞭《四種理論》在世界範圍內生成為新聞傳播界的經典著作。

二、《四種理論》作為新聞理論研究經典的消解

《四種理論》雖然引起瞭西方學界的普遍贊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這一理論的批評和修正也日見增多，這不斷的消解瞭它的經典地位。

1、《四種理論》是冷戰的産物

就整個社會環境而言，該書齣版於冷戰時期。當時美國社會中彌漫著以美、蘇及其各自的盟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對峙劃綫、非此即彼的兩分法冷戰思維方式和“恐紅”的反共情緒，這影響著美國對國際問題、國際關係等的看法。冷戰式思維，孳生齣將世界視為分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概念，使美國社會對事物的評判，陷入視己方陣營的一切為優，觀他方陣營的一切為劣的非理性模式，這些難免要在其社會學科的學術研究中印上烙印。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問世的《四種理論》，對此必然會有所反映。這一反映突齣體現在該書的第四部分，即施拉姆所寫的“報刊的蘇聯共産主義理論”部分。

施拉姆對“報刊的蘇聯共産主義理論”的論述後來成為傳播業者和學者們批判的重點。對這一部分的批判，焦點集中在意識形態上，傳播學者認為，韋爾伯• 施拉姆執筆的這部分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例如，施拉姆寫道：“馬剋思幾乎從來沒有談過公眾通訊工具問題。”⑸而下麵這句話則完全否定瞭這一點，“交往工業（Die Kommunikations 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貨客運輸業，或者隻是消息、書信、電報等等的傳遞”。這是馬剋思選集24捲第65頁裏的一句話，可見馬剋思在其著作中已經明確談到瞭公共通訊工具問題。另據史料記載，施拉姆在寫作此理論之前，對蘇聯的傳媒體係是通過間接手段瞭解的，他根本就沒有親自去過蘇聯。由此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意識形態的敵意阻止瞭科學研究對方的可能性，施拉姆可能根本就沒有認真讀過馬剋思的著作，他對蘇聯共産主義報刊理論的論述可能隻是在看瞭一係列的也許是有失偏頗的報道和資料後的主觀臆斷呢？

1980年，前蘇聯莫斯科大學新聞係主任紮蘇爾斯基教授在其主編的《資産階級的新聞理論》一書中就指齣，《報刊的四種理論》作為美國新聞學理論的代錶作，竭力美化資本主義國傢的報刊、通訊社、廣播、電影和電視，鼓吹這些國傢實行的是自由主義傳播製度；同時它又對社會主義新聞傳播製度進行瞭歪麯和攻擊，認為這種製度是集權主義的。

2、作者與政府和傳媒聯係緊密

1995年，美國伊利諾大學的威廉•伯裏（Willam E· Berry）等人撰寫的《最後的權力：重議報刊的四種理論》一書，對“四種理論”進行瞭“總體批判”。書中指齣：第一作者西伯特的經曆反映瞭新聞教育與傳播媒介的親密關係。齣身於新聞工作者的西伯特，在教書之餘，長期擔任新聞界的法律顧問，其某些學術研究一直受美國報業大亨的資助。與新聞齣版界的“良好”關係使得這本書代錶瞭媒介行業界的某些觀點。而施拉姆本人的學術生涯顯示瞭他與美國政治的深厚淵源。《四種理論》第四部分實際上反映瞭美國全球戰略議程的一麵。⑹由此可見，《四種理論》作者的寫作動機和中立立場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理論論述，其論述的客觀性遭到學界強烈的質疑。

3、“社會”與“責任”界定的模糊

正如《最後的權利》一書對“四種理論”進行“總體批判”時所錶明的那樣，作為理論闡述的《報刊的四種理論》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術語多有不周嚴之處，這突齣體現在“社會”與“責任”這兩個術語上。首先，“社會”是一個沒有錶達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同“國傢”（State）這個概念聯係起來，不僅會導緻語意上的混淆，甚至會引起思想上的巨大混亂。“國傢”有時候可以指政府、民族，還可以指社會，如此一來，這三個術語也就含混不清瞭。⑺

其次，“責任”在新聞工作者這裏似乎也遇到瞭難題。英國哲學傢格林認為，“義務可由法律強製執行，而責任則不然。除非我們是自由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⑻如果新聞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盡責，至少不可能對社會公共事業盡責。而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他可以選擇為齣版商負責，也可以選擇為自己的職業負責，還可以憑自己的責任感行事。

由此可以看齣，“社會”及“責任”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都是語意模糊的。身處不同社會、不同意識形態下的新聞業者，對社會責任的理解會有很大的差異。即便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社會責任論中的新聞業者該負責的對象也難以厘清。一名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針對的是什麼？為瞭什麼？如果他至少在理論上要對自己所報道的消息的閤理性和正確性負責，那麼這個責任該歸究於誰？這些問題都是《四種理論》尚未闡明的。同時，社會責任還為那些信奉這一學說的人披上瞭神聖的外衣，提供瞭一個主張道德尊嚴的機會，使其行為具有閤理性，其實質是為社會上流分子統治者效力盡責。阿特休爾在《權力的媒介》中就指齣：社會責任這個術語毫無意思，被當作社會控製的一種途徑加以使用。⑼

4、基本上沒有揭示經濟製度對傳媒的影響

《報刊的四種理論》揭示瞭新聞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最多的莫過於不同政治製度對傳媒的影響，而對資本主義私人所有製的權利集中及其對傳媒的影響所論太少。1984年阿特休爾的《權力的媒介》齣版之後，學術界稱此書為美國新聞界繼《四種理論》之後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論著作，對經典的《四種理論》第一次構成瞭重大的挑戰。能得此贊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權力的媒介》對由《四種理論》所奠定的經典分類作瞭脫胎換骨的改造，它從經濟角度把世界新聞媒介這首交響麯劃分為三個樂章，分彆命名為：“市場經濟”樂章；“馬剋思主義”（計劃經濟）樂章、“進步中世界”（發展中世界）樂章。⑽這種分類模式對以“四種理論”為代錶的經典模式構成重大挑戰。

5、“四種理論”無法涵蓋現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傳媒體係

這四種理論隻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媒介體係和蘇聯共産主義媒介體係做瞭探討論述，並且有的詳細（如集權主義），有的簡略（如自由主義），它忽略瞭同時代其他種類的媒介模式。而且，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媒介體製的變革，“四種理論”無法涵蓋現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傳媒體係，新的理論模式便會應運而生。這也加速瞭它經典地位的消解。

三、《四種理論》在新聞史上産生的主要影響

1、開瞭比較新聞學的先河

比較新聞學是20世紀初在西方産生的一門新興學科，是一門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比較新聞學領域是非常貧瘠的。《報刊的四種理論》則開瞭比較新聞學的先河，它將世界上的新聞體製歸為四類：集權主義製、自由主義製、社會責任製和蘇聯共産主義製，前三種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新聞體製研究，而第四種理論則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傢的新聞體製研究；同時，作者在緒論中提到，《四種理論》試圖對“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種類報刊背後的哲學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論”⑾進行研究，並在書中探討瞭政治哲學有關人的本性、社會的性質、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知識與真理的性質等問題。此書這種跨文化、跨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成為比較新聞學最基本的方法，此書也成為比較新聞學的奠基石。到目前為止，西方比較新聞學界的思維仍然沒能跳齣跨文化、跨學科研究這個窠臼。例如，70年代英國安東尼•史密斯所著的《報紙：世界的發展》一書，便是平行地描繪瞭世界主要國傢的報紙進程；1983年，美國學者喬治•馬登和安居•格瓦拉編著的《媒介製度比較研究》一書，則比較研究瞭西方、第三世界國傢和共産主義國傢的媒介製度；1987年，勞倫斯•坎纔的《傳播理論：一個對東方和西方的觀察》從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學的角度齣發，將世界新聞界分為以美國為代錶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國、朝鮮、印度為代錶的東方媒介。跨文化、跨學科的思維在上述著述中清晰可見。

2、開啓從哲學根源入手探討新聞理論問題的方法

該書對四種報刊體係差異的探討都是首先從哲學根源上展開的。“集權主義理論，基於從柏拉圖到馬凱維利幾百年來的獨裁主義政治思想；自由主義理論基於密爾頓、洛剋、米爾和啓濛運動；社會責任理論基於通訊工具的革命及對啓濛運動的哲學的某些行為派的懷疑論點；蘇聯共産主義理論基於馬剋思、列寜、斯大林和蘇聯共産主義的專政”。⑿這種探討方法給我們的新聞研究以啓示。正如芮必峰所說：不論這種探索的結果怎樣，探索本身就很有意義。它通過自身的研究提高瞭新聞學的理論層次，為以後的“媒介哲學”研究打下瞭較結實的理論基礎。⒀

3、對之後的媒介理論産生深刻影響

“四種理論”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響、甚至左右著後來的媒介理論。下麵我們將看到，此後提齣的其他各種模式，絕大部分都直接間接地吸收瞭“四種理論”中的若乾主要論點或觀點。

1971年，美國學者拉爾夫•洛溫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約翰•梅裏爾在其齣版的《媒介、訊息與人》一書中對“四種理論”作瞭修正，提齣瞭他們的“五種理論”，即權威主義理論、社會權威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自由主義理論、社會集權主義理論。

10年後，美國學者威廉•哈希頓（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聞麵麵觀》一書中提齣的“五種理論”則對“四種理論”作齣瞭較大改進，增加瞭關於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論。該模式保留瞭集權主義和共産主義兩種理論，而將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理論閤並為“西方理論”（Western concept），並增加瞭兩種新的理論：革命（revolutionary）理論和發展（develepment）理論。不過，我們也應看到，哈希頓模式的指導思想並沒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與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洛溫斯坦、梅裏爾都是一緻的。1983年，英國學者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眾傳播理論》中提齣瞭類似的“六種（5+1）理論”，它們是權威主義理論、自由報刊（新聞自由）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蘇聯理論、發展理論、民主參與理論。

1985年，羅伯特•畢加德（Robert Picard）在《報刊與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書中提齣瞭一個帶綜閤性質的模式。該模式保留並綜閤瞭“四種理論”及上述的幾種理論，增加瞭“民主社會主義”（democrocy socialist）理論，提齣瞭“七種理論”，即權威主義理論、共産主義理論、革命理論、發展理論、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自由主義理論。

可見，上述理論模式都隻是“四種理論”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發揮，它們總體上並沒有擺脫西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可見《四種理論》對世界新聞界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注釋：

⑴郭鎮之：《北美傳播研究》，北京廣播學院齣版社，1997年版，39頁。

⑵John C.Merrill，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Toward a Resprns：ble Use of Press Freeidom.Batom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7-98.

⑶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華夏齣版社，1989年版，342頁。

⑷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學’評介”，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4期。

⑸韋爾伯·施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新華齣版社，1980年版，132頁。

⑹郭鎮之：《對‘四種理論’的反思與批判》，載《國際新聞界》，1997年第1期。

⑺同⑶，344頁。

⑻同⑶，343頁。

⑼同⑶，342頁。

⑽同⑶，316頁。

⑾同⑸，2頁。

⑿同⑸，7頁。

⒀同⑷。

參考文獻：

1、郭鎮之：《北美傳播研究》，北京廣播學院齣版社，1997年版。

2、韋爾伯·施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新華齣版社，1980年版。

3、鬍興榮：《新聞哲學》，新華齣版社，2004年版。

4、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華夏齣版社，1989年版。

5、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學’評介”，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4期。

6、張詠華：《新聞傳媒的四種理論》，中國新聞研究中心網站

7、郭鎮之：《北美傳播研究》，北京廣播學院齣版社，1997年版。

作者：陳麗 山東大學新聞係

弗雷德裏剋·S·西伯特，美國新聞傳播學者，媒介法學傢。1957年至1960年擔任州立密歇根大學新聞學院院長，1960年至1967年擔任該校傳播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西伯特是一位傑齣的教師和學者，除瞭與彼得森和施拉姆閤著瞭《傳媒的四種理論》以外，他還著有極富聲望的曆史著作《1476年—1779年的英格蘭的新聞自由》和《新聞界的權利和特許權》。.

西奧多·彼得森，美國新聞傳播學者，伊利諾伊大學傳播學院首任院長。他與西伯特和施拉姆閤作撰寫瞭《傳媒的四種理論》，此外，其著作還有《為雜誌撰寫非虛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