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约四十万字。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编研究丛书之一，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古籍整理奖一等奖。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 楔子：历史的低语与古籍的召唤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总有一些遗珠，静静地沉睡千年，等待着有心人将它们从尘封的岁月里唤醒。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遇，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宝贵的古代文献。其中，散落的《论语》残卷，更是承载着先圣先贤的思想火种，蕴含着解读儒家经典最为古朴的面貌的钥匙。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其传播过程中，历经数代人的传抄、注释与编纂。魏晋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便是其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部集注本。它不仅整合了前人的疏解，更以其严谨的考证和精到的见解，成为后世学习《论语》的重要范本。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原书早已失传，我们今天所见的《论语集解》大多是后人的辑佚本或转录本，其中不免存在讹误、脱漏。 在敦煌文献的浩如烟海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多件保存相对完整的《论语集解》写本。这些写本，来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书写者，它们以最直接、最原始的形态，向我们展现了《论语集解》在流传过程中的真实面貌。它们是历史的低语，是古籍的召唤，它们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审视、去辨析，去更接近何晏《论语集解》的原貌。 序言：校证的意义与价值 “校证”，一个看似简单却承载着深厚学问的词语。它意味着对文本进行仔细的核对、比勘、辨别，以纠正错误，恢复原貌。对于古籍而言，校证更是文献研究的基石。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每一个标点，都可能蕴含着重要的信息。 《论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论语集解》作为其重要的传世版本，其校证工作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长久以来，学者们对于《论语集解》的文本校订，主要依赖于宋元以后流传的各种刻本。这些刻本虽然功不可没，但毕竟经过了数次转抄和刊刻，难免会积累一些误差。 敦煌《论语集解》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这些写本，其年代早于宋元刻本，它们代表了《论语集解》在唐代或更早时期的一种流传形态。通过将这些敦煌写本与后世的刻本进行细致的比对，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前者所没有的字词、句式，或者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或许是后人传抄中的误写，或许是时代演变中的词义变迁，又或许是何晏原书本身就有的独特之处。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对敦煌发现的《论语集解》残卷进行了深入的校证工作。它不仅仅是对一个版本的简单整理，更是对《论语集解》文本演变轨迹的一次溯源，对何晏《论语集解》原貌的一次逼近。这项工作，对于深入理解《论语》原文的涵义，对于研究何晏《论语集解》的学术思想，对于考察《论语》在中古时期的传播与接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敦煌《论语集解》的发现与文献状况 敦煌，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与传奇。自1900年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来，无数珍贵的文物被世人所知，其中，大量的写本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的宝贵资料。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文献中，《论语》及其注疏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论语集解》在敦煌的发现，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一些较为完整或保存较好的卷子。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我们对敦煌《论语集解》的文献状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些写本，有的来自藏经洞，有的来自其他地方的零散发现。它们书写的时间跨度较大，从唐代到五代，甚至可能更晚。 不同的写本，其卷数、残缺程度、书写字体、纸质墨色，都有所不同。有些写本保存了《论语》的原文和何晏的集解，有些则可能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写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论语集解》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们直接承载着历史的温度，是检验后世传本的重要依据。 在《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中，我们将对这些敦煌写本的文献状况进行详细的梳理和介绍。这包括： 写本的来源与著录： 详细记录每一件敦煌《论语集解》写本的发现地点、收藏机构、编号等信息，便于读者追溯其来源。 写本的年代与书体： 通过对纸质、墨色、笔画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题跋等信息进行分析，推断写本的年代，并介绍其书写字体，如行书、楷书等，展现不同时期的书写风格。 写本的残缺情况： 详细说明每个写本所包含的《论语》篇章、章节，以及具体的残缺页数和文字，为后续的校证工作奠定基础。 写本的特点与价值： 简要概述这些写本在文本上可能存在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对于研究《论语集解》的特殊价值。 对这些文献状况的清晰呈现，是《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工作的基础，也是让读者理解校证工作的出发点。 第二章：校证的原则与方法 校证古籍，绝非简单的文字誊抄，而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学术工作。它需要深厚的国学功底，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一套科学合理的原则与方法。在《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中，我们遵循以下校证原则与方法： 2.1 校证原则： 尊重史实，求真务实： 校证的根本目标是恢复古籍的原貌，尽可能接近作者的原意。因此，我们以敦煌写本为最重要的依据，同时参考现存的各种刻本、辑佚本以及其他相关古籍，进行综合比对。 以敦煌写本为中心： 敦煌写本是距今年代最近、最能代表《论语集解》早期流传形态的文献。在校证过程中，我们优先采信敦煌写本的文本，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存在明显的误写或讹脱。 审慎辨析，力求准确： 对于敦煌写本与后世刻本之间的差异，我们不会简单地认为敦煌写本一定正确，而刻本一定错误。而是需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其他文献的佐证、以及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审慎的辨析。 穷尽所能，广泛征引： 为了确保校证的准确性，我们需要尽可能搜集与《论语集解》相关的其他文献资料，包括历代《论语》注疏、史书、笔记、方志等，以作相互印证。 尊重前人研究成果： 我们深知前人学者在《论语集解》校证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在校证过程中，我们将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并在必要时提出新的见解。 2.2 校证方法： 本校： 以敦煌写本为底本，逐字逐句进行阅读和核对，梳理其字词、句式、标点等细节。 他校： 将敦煌写本的文本与不同的刻本、辑佚本、抄本进行对照，找出其异文。 会校： 将多个版本（包括敦煌写本和各种刻本）的异文进行集中分析，通过“折衷”、“取舍”等方式，确定最有可能为原貌的文本。 旁证： 引用其他古籍中与《论语集解》文本相关的记载、引文，来印证或否定特定版本的文本。例如，引用《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对《论语集解》的记载，来辅助判断文本的准确性。 通读与考辨： 在初步校订完成后，对整个文本进行通读，检查文本的连贯性、逻辑性，以及是否存在明显的语病或不通之处。对于一些存疑的字词，进行深入的考证，必要时查阅字书、韵书等工具书。 标点与分段： 根据古籍的特点和上下文语境，对文本进行恰当的标点和分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注明校勘： 在校证过程中，凡是发现的异文、讹误、脱漏，都将详细注明所依据的版本，以及我们的校勘意见，并附以简要的理由。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将严格遵循上述原则与方法，力求为读者呈现一份客观、严谨、有价值的校证成果。 第三章：敦煌写本与刻本的异同比勘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的核心工作，在于对敦煌写本与后世刻本之间的异同进行细致入微的比勘。通过这种比勘，我们可以洞察《论语集解》在流传过程中所经历的变迁，发现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历史信息。 我们将针对《论语》的每一篇、每一章，甚至每一个字，进行详尽的比对。具体而言，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字体的差异： 形近字替换： 如“文”与“雯”，“言”与“訁”等，敦煌写本可能保留了更古朴的写法，或出现一些形近字误写，而刻本可能已经规范化或出现了新的误写。 异体字的使用： 中古时期，汉字异体字的使用较为普遍。敦煌写本可能保留了大量后世不再使用的异体字，为我们了解汉字的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繁简字区别： 虽然“简化字”是近现代的概念，但在古代，也有一些字形趋于简化的现象。敦煌写本可能呈现出一些与后世刻本不同的字形。 词语的差异： 古今词语的替换：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词语的意义发生变化，或者被新的词语所取代。敦煌写本可能保留了大量古代特有的词语，或者记录了词语早期使用的痕迹。 虚词的使用： 虚词是语言的骨架，其使用方式的细微差别，往往能反映出文本的时代特征。我们将仔细比对敦煌写本与刻本在“之”、“乎”、“者”、“也”等虚词使用上的差异。 词组的搭配： 一些词语的搭配方式，在不同时期也可能有所不同。我们将考察敦煌写本中是否存在一些与后世刻本不同的词组搭配。 句法的差异： 语序的变动： 古汉语的语序相对灵活，可能存在一些与现代汉语或后世刻本不同的语序。 省略与增补： 敦煌写本可能出现一些刻本中省略或增补的词句，这些差异可能源于书写者的习惯，也可能反映了原书的某些特点。 句读的差别： 句读是理解文意的关键，不同的句读方式可能导致意思的截然不同。我们将比对敦煌写本与刻本在句读上的可能差异。 注释内容的差异： 注释的增损： 何晏《论语集解》是汇集前人注释而成，敦煌写本是否保存了比后世刻本更完整的注释，或者有独特的注释版本，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注释的用字： 注释本身的用字也可能存在差异，这反映了注释者所处的时代和其个人的文字习惯。 在《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中，我们将以实证的方式，列举大量的具体例子，清晰地展示敦煌写本与刻本之间的异同。这些异同，将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更是历史信息、学术思想、文献流传的重要见证。 第四章：基于敦煌写本的新见与考释 通过对敦煌写本的深入研究和细致比勘，我们不仅能够发现文本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获得新的学术见解，对《论语集解》进行更精准的考释。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将力求在以下方面提出基于敦煌写本的新见与考释： 还原何晏《论语集解》的真实面貌： 许多学者认为，后世的刻本《论语集解》已非何晏原书的完整形态。通过敦煌写本，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何晏《论语集解》的原文，纠正后世传抄中产生的讹误，补充可能缺失的内容，从而更好地理解何晏的集解思想。 深化对《论语》原文的理解： 《论语集解》的注释，是对《论语》原文的解读。敦煌写本可能提供的更古朴的文本，或者更精准的注释，都可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论语》原文的含义。例如，某些字词的音义，在古籍中可能与后世有所不同，敦煌写本可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证据。 考察《论语集解》的流传与接受： 敦煌写本的出现，为我们研究《论语集解》在中古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分析不同写本的异同，我们可以推测其流传的路径，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学者对《论语集解》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方式。 纠正前人研究的谬误： 长期以来，许多关于《论语集解》的研究都基于后世的刻本。一旦发现敦煌写本与刻本存在重大差异，前人的某些结论就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将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辨析，并基于新的文献证据，提出修正意见。 提供新的字词考证依据： 敦煌写本中出现的独特字词、异体字，往往是汉字学、古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我们将对这些字词进行详细的考证，并可能对其音、义、形进行新的解释。 探索《论语集解》的编辑特点： 何晏《论语集解》的“集解”二字，本身就说明了其汇集前人注释的特点。通过对敦煌写本与刻本的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何晏在编纂《集解》时，对不同注释的取舍、整合的原则，以及其编纂的实际运作情况。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将不仅仅是罗列文字差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深入分析，提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见解，为《论语》研究、何晏思想研究、古籍整理研究等领域贡献新的力量。 结语：传承与开创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的完成，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开创。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文献的珍贵，关注《论语集解》的研究价值，从而进一步推动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 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是学术的探索，更是对先贤思想的一次虔诚致敬。我们相信，通过对这些古老文本的细致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智慧，也能够为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愿这本书，能成为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引领读者一同走进那段辉煌的学术史，感受文字的力量，领略先圣先贤的智慧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