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裔美國作傢安·蘭德（Ayn Rand，1905一1982）的科幻小說《地球戰栗》（Atlas Shrugged），這部著作中著重於對虛無主義主題的描寫。在當代文學中，虛無主義主題在科特·沃尼格特（Ku rt Vonnegut）的書中也可見。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也是一位經常以虛無主義為主題的美國當代作傢。在他的小說“日落之旗”（A Flag for Sunrise）（1981年）中，主角霍利維爾（Holliwell）掙紮著對抗他自己的虛無主義傾嚮。另一位書寫虛無主義的是美國作傢恰剋·帕拉涅科（Chuck Palahniuk）。如在他1996年的小說“鬥陣俱樂部”中，“毀滅計劃”的終極目的就是摧毀現代文明以重建人性。然而帕拉涅科聲稱他並沒有故意寫虛無主義。

由於這部小說，蘭德不再僅僅被稱為“最暢銷小說傢”，而且還被稱為“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傢”。在其“後記”中，蘭德寫道：我的哲學，就其精髓而言，是關於英雄般地生活著的人的概念，他以自身感受的幸福作為他人生的唯一道德目標，他以創造性的生産勞動作為他唯一高尚的活動，他以理性作為他唯一接受的絕對準則。

但是“幸福”，作為一種激情，蘭德相信，它來自具有客觀價值的成就感。這種成就以及達到它們的手段，我們隻能憑藉理性，從大韆世界中去尋找和辨識。在這一探索過程中，為達到我們命定的目標，我們還需要具備一些美德——獨立、誠實、正直、驕傲、一緻性與創造性。

安.蘭德的“客觀主義”哲學從下述“公理”齣發，她自己稱之為“存在的首要事實”（the primacy of existence），或者，又可稱為“形而上學現實主義”——世界獨立於人的意識而存在，它是現實的，真實的，是存在的首要事實。這意味著事物就是事物本身（物自體）。當然，也就意味著，人隻能感知和想象他所處的這一客觀的世界。這一“公理”，蘭德認為，是一切屬於人的知識的齣發點。作為對比，我援引金嶽霖先生的知識論——首先有“主體－認知關係－客體”這一思想圖案，其次有客觀的“所與”（the given）以及所與在官覺內的呈現，再次有基於所與呈現的意像與思想。

一方麵，由於采取瞭雅理士多德以來西方傳統哲學的“主－客”兩分的立場，還由於承認生存於特定時空的個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蘭德相信，主體對客體的認知是以“局部的”，每當我們的思想圖像變得足夠大從而難以被記憶的時候，我們就創造一個“概念”——通常以“符號”形式——來代錶這一思想圖像。故而，概念是知識的“單元”。另一方麵，或許受到伯格森的影響，蘭德相信，當認知主體試圖對每一概念裏包含著的無數可能的具有某種相似性的事物時，他自身必須具有“同一性”，他自己的人格不應是分裂的，在他的意識裏主體是統一的，否則，這概念就是支離破碎的，從而不成為知識的單元。

所以，人能夠把無數可能的事物根據它們之間的某種相似性分類為“概念”，首先因為人有理性——在“主體－認知關係－客體”這一思想圖案內主體從所與呈現中發現各種關係的能力，其次因為人有尊嚴——首先是身體的同一性，繼而是思想的獨立性，再而是生活的完整性。

在西方思想傳統裏，蘭德的上述立場被稱為是“客觀主義”的，與此相應，蘭德的社會理論是個人主義的，是有著至高無上的尊嚴的主體對客體的認知並由此獲得升華的過程。在中國思想傳統裏，金嶽霖先生稱他自己的立場“既非主觀主義的也非客觀主義的”，他努力要做到的，是“事與理並重”的態度，是“既求真實又求通理”的認識論，是“有能有式”的本體論。

蘭德的立場與金嶽霖先生的立場，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對“真”的尊重——我們對外物的真實感要求這外物獨立於我們的意識，要求它不隨我們意誌的改變而改變，同時還要求我們關於外物所建立的通理是公的而非私的。金先生說，上述三項條件缺一則“真”取消。缺乏真，我們會感到人生不是圓融的，而是支離的，是疏遠的，是荒唐的。

求真實的人生，蘭德由此認為，要求每一個人努力成就一些真實的而非虛幻的事情。人的這種要把生命的真實感錶達齣來的努力，被稱為“生産”，也稱為“創造”。

安.蘭德，1905年齣生於彼得堡一個普通中産階級猶太傢庭，誕生時，她的名字是“阿麗莎.季諾維也夫娜.羅森鮑姆”。9歲的時候，她立誌要成為一名作傢。她在彼得格勒大學主修曆史和哲學，其後，進入國傢電影藝術研究所學習“影劇創作”，1925年，她被許可探訪美國的一位親戚，抵達芝加哥，數月後，決定“滯留不歸”。自此，阿麗莎.羅森鮑姆，21歲，開始瞭她畢生從事的對她想象中的基於理性與激情的有尊嚴的人的生活追求。當然，她的探索充滿瞭坎坷與躁動，尤其是，她的新生活開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1929年之後的“大蕭條”時期。事實上，她從“好萊塢”電影劇本創作的最底層開始瞭她的現實生活，為生計而輾轉於各種奇怪的工作之間，直到1931年嫁給一位演員弗蘭剋.奧康納，成為美國公民，纔結束瞭漂泊不定的謀生階段。她感激奧康納，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裏，她承認奧康納給瞭她精神燃料，讓這部作品成為可能。據她迴憶，“當時我沒有經常沮喪，既便是沮喪，那種情緒也延續不過當夜。”然後，“有一個夜晚，……我覺得再也沒有力量去朝著事物應當具有的狀態邁進一步瞭。那天晚上，弗蘭剋與我進行瞭幾個小時的長談。他使我相信，人為什麼不能把世界讓給他所鄙視的人。”

1936年，28歲的時候，蘭德發錶瞭她的第一部小說《我們，生活著的》，首次錶達齣她的信仰與哲學——自我的、生存論的、客觀主義的。1943年，她發錶瞭《源泉》——盡管在獲得極大成功之前，這部作品曾被多傢齣版社拒絕。1946年，西方知識分子捲入戰後社會秩序重建的熱烈爭論中，蘭德發錶瞭《資本主義：未知的理想》，激烈然而有效地為自由企業製度辯護，後來，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裏，她這樣寫道：“既然人是在其他人的活動中間活動並與他人打交道的，那麼我就必須錶現那種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社會體係——一種自由的、生産性的、閤理的體係，它要求和報答每一個人身上最齣色的東西。這個體係，很顯然，便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1957年，她42歲的時候，發錶瞭後來被公認為是她的“登峰造極之作”的小說《被衊視的棟梁》（“Atlas Shrugged”——或可直譯為“巨人漠然”），由於這部小說，她不再僅僅被稱為“最暢銷小說傢”，而且還被稱為“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傢”。這部小說，今天仍被視為一種“奇跡”，怎麼可能呢？由於它為她帶來的聲望，她被邀請到許多大學去發錶演說，自1962年開始，她擔任“客觀主義通訊”的編輯，後來，這份通訊雜誌更名為“客觀主義者”，仍由蘭德擔任主編，直至1971年，從那時起，至1976年，她是“安.蘭德通信”的編輯，她發錶在這些刊物上的一係列哲學文章被編為六捲，陸續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