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書裏，這位法國老先生在比較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傳統政治思維的時候，提齣瞭以下論斷：古代社會的自由是個人附屬於集團（城邦、國傢等）的集體自由，公共政治籠罩一切，沒有獨立地個人領域；現代社會是個人獨立於集團的個人自由，公共政治下降為第二位，齣現瞭獨立的個人領域，並且上升為第一位。

　　在古代社會，如希臘，個人是附屬於國傢的，誠如亞氏所言，人是城邦（即政治）的動物，或者象柏拉圖論斷的，國傢就是大寫的人字。個人的一切注意力，都放在國傢公共事務上，終日在廣場上辯論，在公民大會中爭吵，在戰場上廝殺。個人，隻有在團體中纔有價值，在國傢中纔有意義。而他的私生活是不存在的，受著國傢的嚴密監視和控製，一不留神，各種道德禁令，剝奪公民權，放逐等懲戒措施就會降臨到個體頭上。在斯巴達，連吃煩都是在公共食堂進行，子女的教育、成長也完全由國傢包辦。個體的意義已經完全被侵蝕瞭，他不過是群體這個大機器的一個零件，是整體這個大係統中的一小部分構成罷瞭。

　　現代社會的政治，已經分化為一個專門領域，由專門的人去負責，而不是象當初哲學籠蓋所有知識一樣籠罩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無論是公權轉讓還是其它形式的契約交換，個體的意義已經彰現齣來，在公共領域之外齣現瞭不受控製由個體自由支配的個人領域。公權力也大為縮小，無論采取何種措施對犯錯誤的個體進行懲罰，都必須講求法製、確保人的尊嚴和生命、維護個人的私有財産，保證人的遷徙自由。公g權，隻成為社會成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否則，那是現代人的異化。現代政治必須考慮權力的製衡，在政府、議會、司法等領域形成穩定良好的互動，當然，他認為需要君權的超然性作為保障，那是時代的限製。

　　貢斯當認為，商業貿易的發展大大促進瞭現代民主製度的發展。如果是土地、財務、礦藏，這些東西都可以被專製政府輕易控製，因為它們不容易移動。而資本和商品經濟由於它的流動性所在，使得專製政權無法將其製服，從而被迫嚮其妥協，推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這個觀點看來是值得商榷，如美國政治學傢李普塞特等指齣的，民主具有文化色彩，它更多是偶然性的文化的産物，而不是經濟的産物。不過無論如何，這個觀點應該是值得重視的。

　　在討論僭主製度的時候，貢斯當之處，僭主製比君主專製的影響更為惡劣。因為君主專製隻是赤裸裸的運用軍隊、警察、監獄等暴力手段去壓製人，而僭主製卻用玩弄意識形態等手段去迷惑人，用自由的名義去摧毀自由，以人民的名義去鎮壓人民。君主專製隻是管製人的行動，封住人的口，僭主製卻是逼迫個人將明知道不閤理的、不道德的行為、言論內化為自己的信條，強迫自己相信，要把自己的心交齣來，重新洗腦，敗壞瞭道德，混淆瞭是非，顛倒瞭黑白。

　　談到古代自由和現代自由，我倒想起瞭弗格森在《文明社會史論》裏的說法。他認為古代社會人追求公共道德，生命的意義也在於公共目標的實現，因此給瞭人進取的目標，追求的勇氣和堅忍的意誌。因此到底是古代人幸福還是現代人幸福的爭論恐怕沒個結果，畢竟幸福是個主觀詞匯，代錶的是人的內心感受。在異化人的現代社會中，我們更多的是逃避公共責任，隻片麵追求個人目的的達到，這種分裂性的人生帶來的幸福感會更多嗎，痛苦感會更少嗎？我隻記得有專傢研究過，認為古代人並不比現代人痛苦，這需要曆史的分析和設身處地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