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以賽亞·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論》的修訂與擴充版,在英國政治思想史上被譽為繼彌爾頓《論齣版自由》、穆勒《論自由》以後第三部裏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書錶達的思想，成為二十世紀復興古典自由主義價值的最重要思想傢之一。伯林著作的編輯亨利·哈代講述瞭本書的緣起,修訂瞭文本,確證瞭引文的齣處,收錄瞭伯林其他論自由的著作，伯林的自由觀念因而得以完整的體現。三篇附錄取自伯林的未刊著作，有助於我們理解伯林信念的核心。伊安·哈裏斯的文獻綜述展現瞭“以伯林為中心”的英美實踐思想的最新進展。

導讀：

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興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瞭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發瞭持續、昂揚更是富有啓發性的辯論。它涉獵廣博，既有磅礴的曆史感，又有鮮明的現代情懷，在當代學術進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變得令人激動並充滿樂趣。

——羅納德·德沃金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調和的善的觀念，伯林的這個畢生信念，對自由主義來說是核心性的。

——約翰·羅爾斯

這個人告訴我們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們因為黨派偏見或者因為對理性的狹隘理解而難以傾聽的真理。他告訴我們道德的悲劇性與復雜性，告訴我們相互衝突的希望可能導緻的不幸。但是他也嚮我們提供另一種希望：如果我們能公正地堅持這種復雜性，這種悖論，並在同情的理解中調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便不難相處。

——查爾斯·泰勒

編者絮語：

自由是惟一真正的財富。

——威廉·黑茲利特

在以賽亞·伯林去世那一年,我受《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之邀,為他們的“口述”係列撰稿。它要求作者簡單地寫下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我毫不猶豫地選擇瞭《自由四論》。它不僅使我第一次閱讀它時感到震撼,而且使我從此走上編輯伯林著作之路,並且,在三十年以後,使我齣版《四論》的擴充本。

《副刊》上我的那一篇文章寫作於伯林去世前不久,刊齣於他去世後不久。其中部分段落值得在此重復：

在我1972年進入牛津沃爾夫森學院做研究生時,我根本沒料到我將發現自己的最終職業。學院院長是以賽亞·伯林。一見到他(在一次奬學金麵試上,我因為遇車禍而遲到,在麵試期間他不停地走到窗口,看看準備帶他去午餐會的齣租車來沒來),我就覺得他是個瞭不起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沒有讀過他的任何著作,對他幾乎一無所知。

我問應該從何開始,當即被指導去讀三年前齣版的《自由四論》。在一個假期,我帶著它與朋友一起到遙遠的埃剋斯穆爾小屋旅行,我被書驚呆瞭。伯林喜歡提及“在第一流的水中航行”的不會搞錯的感覺,這也是我體驗到的感覺。除瞭包含在這本書中的命題的說服力以外,這裏顯然錶現齣這樣一個人,他對人類本性有著非凡的洞見,被賦予豐富的“現實感”,而且也非常高興在彆人身上發現這種感覺。在具體觀點上可能還有爭論餘地,但是在大的論題上,我們會感到他是可靠的。

這本書的核心綱領是伯林的價值多元論,即他的這種信念：人所追求的價值不僅是多元的,而且有時是互不相容的;這不僅適用於整個文化即價值體係的層麵,而且適用於某一特殊文化或個體的價值。各種一元論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聲稱得救的道路隻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隻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隻有一個。正是這種主張,當得到狂熱的錶達時,導緻原教旨主義、迫害與不寬容。多元主義要預防的就是這種危險。它是自由主義與寬容之源：不僅僅是那種等待錯誤被改正的不穩定的寬容,而且是那種深刻的、持久的寬容,這種寬容接受並歡迎那些與我們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見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見解。

《四論》還充滿著其他的閃光點,包括在《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對曆史主義與決定論的毀滅性批判,在《兩種自由概念》中對“積極”與“消極”自由的著名討論,以及在《穆勒與生活的目的》中對穆勒思想的內在緊張的檢視。它是我所讀過的最豐富且最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當之無愧地成為經典。

也就是說,現在篡改它簡直是lèsemajesté(大不敬)。但很快我們就會明白,作者自己在一開始就非常熱切地期望對它進行擴充,我覺得我自己隻是把這個過程推進到其邏輯終點而已。

在我對《四論》的評論中,我把多元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當做重心,對此我並不想辯解什麼,雖然其他人的著重點可能正好相反。伯林的多元主義對我來說似乎是個更深刻與更具原創性的命題,這並不是否認他的那種自由主義或內在於這種自由主義的人性觀的不可或缺;依這種人性觀,在不可公度地多樣化的可能性中,選擇的自由是核心的。的確,多元主義與自由主義,伯林哲學視野中的這兩個主導性因素(有時被恰當地稱作“自由多元主義”),是相互依存與相互支撐的,而且我有時想把這本論文集的題目改作《自由與多樣性》;但是,奧卡姆式的律令——被呼應眾所周知的早先標題的實用欲望所加強——最終占瞭上風。

《自由五論》：

事情還得從林內與斯塔沃斯關於伯林的談話開始。

牛津大學齣版社凱瑟琳·林內(紐約)給喬恩·斯塔沃斯(倫敦)的備忘錄,1967年6月23日

伊拉·卡曾尼爾遜曾經稱伯林的著作“既正確又大膽”,這種說法雖然有點泛,但很好理解：伯林作品的明澈、平靜與確定的風格被廣為接受與欣賞。但是在這種毫無疑問的特性與他的作品獲得現在這種形式所經曆的麯摺而痛苦的過程之間,卻存在一種矛盾關係。“正確性”並不是在第一次嘗試中就達到的,甚至不是在第十九次嘗試中就達成的;大膽並不與相應的自信相稱。正如伯林緻信波普爾,因他對《兩種自由概念》的稱贊而錶示感激時所說,“我對於我自己的學術進程的有效性缺乏自信。”他雖然上瞭跑道,但底氣不足。

《自由四論》的起源,就像在我成為他的編輯之前的另一本文集,即《維科與赫爾德》的起源一樣,是混亂和拖延。牛津大學齣版社關於這本書的檔案充滿著軼聞：挫摺、誤會、猶豫、搪塞、不切實際的期望。年復一年,整個過程伴隨著牛津大學齣版社一方的狂亂的更改計劃,以及有關其他計劃的補充性和充滿衝突的討論,一會兒明朗一會兒模糊。隨著時間流逝,牛津大學齣版社變得越來越沮喪,産生瞭一些古怪的、足以成為笑談的內部備忘錄。我敘述這些並不是想取笑,雖然這些檔案讀起來使人發笑;而是希望通過詳細披露他的著名且重要的著作(他認為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復雜的産生過程,我們能對伯林這個人有所理解。從我的坦率的言語中,我也希望錶明,我講述這部著作逐漸産生的故事時所秉持的精神,是喜愛而不是非難;因為伯林的所作所為,雖然是善意的,卻極端地不專業,在他的齣版社一方産生瞭可以理解的惱怒。道路坎坷,結局卻很值得,而且這種結局也不是以更直接的途徑可以達到的。

我隻能大體講一下故事的情節。檔案從1953年11月紐約的伯林著作代理人辦事處,即現在的科迪斯·布朗公司,緻牛津大學齣版社紐約公司的一封信開始。他們負責這本書的代理。這時候四論中隻有前兩論寫就,雖然一本“政治體裁”的文集正在討論中。“我將盡快搞到伯林先生的作品清單。”布朗對約翰·庫什曼說。如果他知道要在十六年以後這本書纔最終齣版,我們可以想想,他會說些什麼呢?

當時,牛津大學齣版社在英國有兩個辦事處,一個在牛津(學術性的剋拉倫敦齣版社),另一個在倫敦的阿門齣版公司。阿門齣版公司負責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書籍的齣版,包括牛津普及本叢書,這本書的英國版本就包括在這套叢書中。倫敦的齣版商傑弗裏·坎伯雷奇雖然有興趣,但並不樂觀：“伯林……是傑齣的,但是他的作品很少,而且他做的不如承諾的好。”

1958年,伯作瞭廣受稱贊的牛津大學齊切裏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的就職演說《兩種自由概念》,1959年,他作瞭羅伯特·威利·柯恩紀念講座演講《穆勒與生活的目的》。這兩篇作品因此成為這本書的組成部分,1960年,紐約辦事處有些誇張地臨時將著作定名為《選集》。

在答復年初紐約對於該書進展情況的詢問時,牛津大學齣版社負責人科林·羅伯茨從剋拉倫敦寫道——其中引用瞭伯林的一封信(這是檔案中齣現的他的第一次通信)：

關於我的論自由普及版的導言,不僅僅是一個打字問題——我真希望的確如此。你很清楚,最後修正是我的métier(分內事),但並不是它使我拖延瞭。我想寫一個前言,而不是一個後記,以這種方式來討論並盡我所能地迴答這三篇文章受到的各種各樣的評論與反駁——並不指名道姓,而是概括性地談談。這不是一時可以完成的。我是個慢工,我希望能在夏天做好。

1961年3月,阿門齣版公司緻信在剋拉倫敦齣版社的牛津大學齣版社副社長丹·戴文：“是不是有一點點可能,伯林已經開始著手他所堅持的那個必不可少的前言?”戴文在這個月的晚些時候引用瞭伯林的一封信,這封信說：

《三論》現在變成瞭《四論》,加上瞭論穆勒的那一篇。……說到導言,我將在夏季即七八月份動筆,它本質上將是對這些文章所引起的全部猛烈反駁的總迴應,而且這些反駁在目前的齣版物中還在齣現,所以紐約的齣版社不想在我迴應這些批評者的時候漏掉任何一個新的文獻。他們至少將爭取到一個新的可能讀者(最近的攻擊在《異見者》雜誌上,昨天纔收到),隻要我的觀點嚮批評者們提供瞭大張撻伐的活馬(我自己也感到驚奇),重印這些文章就不算太晚。

9月份,在迴復約翰·布朗(坎伯雷奇的繼任者)時,伯林的打字員謝爾頓代錶伯林說,他正在寫作一本稱作《自由論》或《反潮流》或《反主流》的書的導言。通過她伯林錶達瞭自己對論穆勒與論二十世紀政治觀念兩篇文章的價值的懷疑,並建議應該將它們送給人評閱。導言答應於1962年1月交稿。11月份,阿門齣版公司的哈羅德·貝福緻信在紐約的凱瑟琳·林內：“我肯定伯林說希望將材料送評僅僅是一句空話。”不過,哈佛大學的政府學教授亞當·烏拉姆評閱瞭材料,可以想見,評論是肯定性的,他的意見是這樣開頭的：“我不完全贊同將有聲望的學者的著作送評的習慣,讓那些有自己的風格與觀點的著作被彆人評頭論足。”

1962年1月,伯林緻信約翰·布朗。這封信值得全文引用：

對於收有論自由及一般相關主題的若乾文章的普及本文集的導言,我有一種負罪感。我覺得在夏季之前無法完成這個導言。原因如下：(1) 既然它牽涉到閱讀有關這本書各篇的大量批評——這是新的導言的要點——這就需要大量的時間與思考,以及小心起草對反駁意見的迴應。批判性的評論似乎從未停止,雖然我準備以1962年1月作為界限,不再考慮以後齣現的批評。

(2) 我實在太忙,在我的牛津課程錶之外我有太多的講座,要齣席太多的委員會,這以一種高度不經濟的甚至常常是荒唐的形式消耗瞭我的大量精力。在我清醒的時候,我對此感到後悔並且一再下決心不再接受大學生協會的邀請,過一種閤理的也就是精力比較集中的生活。但這些美好的決心一再被打破,而且我感覺到作為教授,我無法拒絕嚮那些渴望聽到真理的人說齣真理。至於說到各種委員會,既然它們是我去倫敦和國外的惟一藉口,我便暗中忠誠於它們,縱然我知道它們有吞噬時間與毀滅精力的特徵。

事情如此,我自己深知無法在指定的時間內寫好導言,在4月份我還要外齣演講和在委員會盡義務,但我會在5月或6月動筆,你將在7月中旬拿到它。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這件事使齣版推遲,那麼就我這方麵而言,我怪不得彆人,但我真切希望這不會太擾亂您的齣版計劃。

這纔産生瞭貝福緻林內的便條：“以賽亞·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遲導言的交稿。”

5月份,科迪斯·布朗辦事處的B.麥剋倫南嚮約翰·布朗要求提前支付一百英鎊,布朗不在,一個同事告訴她他們可以支付五十至七十五鎊,“但我覺得我們不會超齣此數目”。(人們會奇怪牛津大學齣版社對這本書有什麼樣的銷售預期,從那以後這本書一直處於重印和訂購中。)現在被稱作《自由四論》一書的閤同於6月份簽訂,取代瞭1959年7月與紐約方簽訂的《三論》。10月份,約翰·布朗緻信在紐約的邁耶爾：“我覺得我們現在是萬事俱備,隻欠伯林的導言。”

伯林1963年2月緻信布朗說,“《自由四論》的導言……是個麻煩的差事”,部分是因為他正在優先從事另一個計劃(像許多其他計劃一樣,這個計劃並未實現),即寫一本以1962年耶魯大學斯托爾斯講座稿《政治思想的三個轉摺點》為基礎的書。

1964年,阿門齣版公司負責普及版的斯塔沃斯緻信布朗說：“自從上一次我們就伯林爵士《自由四論》導言一事通信至今已逾一載,關於它的進展情況,你能否告訴我們任何消息?”迴答是再過一年也準備不好。牛津大學齣版社被問及是否要取消閤同。斯塔沃斯緻信在牛津的彼得·蘇特剋裏特：“導言答應我們至少四年瞭,我覺得我們沒有一個人(甚至包括伯林自己)現在見到它瞭。”斯塔沃斯要求科迪斯·布朗辦事處允許齣版過程往下進行而不再管它。科迪斯·布朗辦事處的理查德·西濛迴信說伯林肯定將在1966年4月寫好導言,如果到時沒寫好,牛津大學齣版社將不帶導言齣版《四論》。斯塔沃斯接受瞭這個安排。

不用說期限又過瞭,錶麵的理由是伯林病瞭。斯塔沃斯獲準在導言未到之前排印四論。在打字稿送到印刷廠之前,他就兩種排版方式(熱排版或莫諾照相排版)徵求伯林意見,並且解釋說如果選擇莫諾排版就不能改動。伯林保證不改動,斯塔沃斯輕率地相信瞭他,采用瞭莫諾製版。導言又一次答應8月底交稿,同樣達成瞭這樣的理解：如果到時沒準備好,書將照樣印行。

在最後期限到來前四天,伯林緻信斯塔沃斯提齣如下條款,又一次齣現反復。信是他不在時吩咐他的秘書剋那菲斯(1967年以後是陶爾肯)寫的：

[……]首先,我得感激您對我的極端周到與耐心,我感到受之有愧。我知道紐約的牛津齣版社肯定視我為非常糟糕的顧客(全因這些拖延),但這種情況的一個隱秘原因是,我懷疑您善意地想編成普及本重印的這些作品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我把《曆史的不可避免性》又徹底查看瞭一遍,我覺得它真是錯誤百齣,如果不做任何改變而重印它,我肯定將感到羞愧。我讀遍瞭對它的令人難受的批評(如我保存的那些;一些更猛烈與短命的,不知放到哪裏去瞭,或者當時就被丟棄瞭),這不是件愉快的事,我覺得有些批評者說的是對的,而且,為瞭讀者的利益與總體的完整性,導言也不能完全不要。因此,我做瞭修改(雖然遠比所需的要小),並希望在導言中對此有所彌補。我打算下一周就準備導言。同時我希望導言不會使齣版社失望：我認識到可能需要印刷者做些事情,我非常希望完成這個工作,也就是說,非常希望修改能被包括進來(如果讓文本沒有改動就付印,我將感到恥辱,而且無法想像前景會是什麼),如果這被認為在資金上是難以處理的,我將考慮補償齣版社的這些意外費用。事實上我的惟一期望就是那些修改被吸收進去。

我希望您能寬恕我這麼麻煩。我瞭解作者,我也知道我可能並不是他們中最糟的;不過與有些作者不同,對於齣版方我真的有良心,我不把他們僅僅看做勢利的爭論對手,而是看作真正的知識上的閤作者,特彆是牛津大學齣版社。因此我希望您能再一次容忍我,容忍我非分的要求——因為我非常清楚,如果齣版的惟一條件是不做修改地印行這些文本,我寜願不齣版任何東西,寜願這些文章繼續處在它們現在體麵的隱匿狀態[……]。

我想我現在要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寬恕。但是我真的覺得您不會拒絕我。您肯定遇到過比我更犯嫌的作者。也許我的要求並不是特彆不閤理。不管怎麼說,我都心存感激。

《四論》的校樣11月底齣來,但仍然沒有看到導言。1967年5月它終於送達,但鏇即被收迴,因為伯林希望獲得斯圖爾特·漢普希爾與赫伯特·哈特的批評。與此同時他繼續對文章本身進行大規模的修改,盡管他承諾不這樣做。這導緻瞭斯塔沃斯如下咬牙切齒的評論：

我覺得我必須提及[“提醒你”的策略性替代語]本書已經由莫諾製版機製版,這産生的並不是一個鉛字樣,而是一張軟片。每一處修改都涉及精密的製作,甚至有點類似於從人眼中清除白內障;軟片的錶麵不得不被剪切,行距或字距將被拉大。這種修改是非常昂貴的。

伯林終於在8月份返迴瞭四篇文章的校樣。一個月後他寄給牛津大學齣版社導論修訂稿。他在附信中說：“因為它所受到的毀滅性批評,我盡可能按批評者的要求進行瞭修改,這樣也許足以避免太大的錯誤(或許避免不瞭)。”關於這點斯塔沃斯的牛津大學齣版社內部記錄是這樣寫的：“盡管我對修改膠片的成本作瞭太多解釋,盡管我做瞭建議、懇求、再解釋、再建議與再懇求,伯林還是做瞭大幅度的修改。”要是這本書是在有瞭文字處理機和現代製版技術的時代齣版就好瞭。

11月份,斯塔沃斯寄給伯林一長串關於《導言》校樣的疑問,但直到1968年2月伯林纔迴信。在信中他寫道：

我知道我漸漸地但無法改變地成瞭最浪費您時間的作者,如果不是您的最無法忍受(雖然我可能的確如此)的作者的話。冒著再一次給您造成巨大摺磨的風險(它可能嚴重損害您的健康;這種健康以及達觀,您會在您最近的休假中再次獲得),我得提齣另一個對您造成傷害的過分要求[……]。我的許多朋友(當然是那類真心實意的朋友)建議我,這本書應該加上另一篇相同題材的文章,即若乾年前我在亞裏士多德學會上的主席緻辭,題為《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這篇文章可以成為該書的第五篇,而書名《自由四論》便可改為《自由五論》或乾脆改為《自由論》,因為這五篇文章可能與這題目相符。所說的第五篇文章並非我的劣作,我希望它能包括在內。

他附上《導論》第一段的必要小改動,並在另一張便條上寫道：“我實在汗顔。我實在隻能如此：但為什麼要讓您(或印刷方)受罪?決定論與人的無助說到底是正確的。”

斯塔沃斯關於第五篇文章這樣迴信：

我們雖然對五論的想法很感興趣,但我覺得現在收錄實在為時已晚。我們已經在多種媒體中打齣《四論》的廣告,封麵也已經定好,已經按照現在的篇幅核定瞭價格,並且——既非最後也非最不重要——已經在每個單頁上印有《自由四論》的書眉。

伯林迴信：

你說收錄《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為時已晚,對此我自然感到失望。我估計我不再可能有哲學文集齣版瞭。[……]但這篇文章的確屬於您正在齣版的文集的範圍,如果不被收錄,它將再無機會重印。當然,這對你、對彆人(仔細想想,還有對我自己)都不是太大的損失;但是我還想作最後一次請求,懇請您考慮能否最後將《二十世紀的政治觀念》撤換下來,第五論比它好多瞭。需要的改動也不太大。它將意味著去掉一個附錄和一篇現在看來已成陳跡的文章——如果人們覺得它有價值,它也許會在彆的結集中再版。我並未低估我現在帶給您的麻煩,但是,這一次,我完善這個本子的要求(替換無疑就是完善)比我容易激起的負罪感要強烈得多,我應該為這種令人討厭的不停的變卦負責。在這件事上您真的不能鬆口?您真的(現在)不能軟化一下您紐約的那些同事的鐵石心腸?萬望考慮。

這封信不但沒有軟化紐約人的鐵石心腸,反而使這個牛津人的心腸變得冷酷。斯塔沃斯決定攤牌時間已到,他請伯林來見他。我們現在用他自己的話來繼續這個故事：

伯林以邀請我到全靈學院午餐作為反擊。“謝謝,但不。”我迴答說。這必然是個攤牌的時刻,我需要利用在我自己陣地上的優勢。伯林感覺到瞭這個策略,藉口工作壓力建議另找其他見麵地點,但我斷然拒絕。如果我們不見麵——就在齣版社——討論情況,這本書的齣版將不會有任何進展。他支吾搪塞瞭幾周後,最終同意瞭。

那天上午我穿著我顔色最深的禮服等候他,我的臉色是陰沉的。

“以賽亞爵士……”

他舉起一隻手並用一種快速的佯攻來打斷我的正麵進攻：“他們說你正在翻譯勃洛剋。革命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你知道他妻子嗎?不知道?我見過。我得跟你說說她。”他乾得還真齣色。

“以賽亞爵士……”

又一次舉起手,這一次佯攻狡猾地變瞭個方嚮：“我知道我讓人煩,但是我太忙瞭,太為新學院的那些無傢的講師們分心瞭。”三十四年後,作為那個學院的研究員,我愉快地迴憶起這個老魔法傢的革命性的高談闊論：“我得帶著他們大街小巷地走,他們是大街上的塵物,但他們將擁有這個地球!”

真拿他沒辦法。我把我的槍口對準第五論,卻弱軟地同意重排被他如此令人惱怒地修改過的四論——由齣版社承擔費用。

不過,第五篇文章並未被永遠排除在本書以外。在下一封信中,斯塔沃斯寫道：“我們同意在齣新版時,將增加《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1968年的斯塔沃斯協議直至2002年纔兌現。

根據他自己的供述,伯林“像往常一樣”在《導言》的校樣上大動手腳。他要求斯圖爾特·漢普希爾寫一個腳注來迴答對他的觀點的批評。他嚮斯塔沃斯說EH卡爾可能也樂意這麼做。“上帝!要是這樣的話!但是整個文章不應該成為觀點(主要是我自己的觀點)的匯集,這些觀點受到它們預想的支持者的堅決否認。”斯塔沃斯迴答是減少修改,“不誇張地說,我覺得目前的修改將要求導論幾乎一半要重排”。(結果是全部重排瞭。)在迴答斯塔沃斯的要求時,伯林說他在修改時已經盡可能把改動的空間補上瞭。他補充說：“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繼續瞭——我想說應該全速前進,隻是我覺得我一直在加大馬力,如果它停頓或後退,我也不能抱怨。”晚一些信件,在迴答關於校樣的詢問時,說：

我的學說在今年的政治學本科學位考試中受到如此猛烈的攻擊,因此可以預料我不受歡迎的學說齣版時,將會引起批評的風暴,而且將不僅僅來自學生,還將來自各個角落：或者是風暴,或者是令人沮喪的沉默——《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或類似報刊會發幾篇頗為不屑的文章。所有這一切我將聽之任之,或至少我設想自己會如此。

從現在開始,一切或多或少開始順利進行,雖然還有一些小的故障。9月,斯塔沃斯告訴林內：“伯林還在進行一些煩人的掃尾工作,但我們將予以剋服。”下一個月,一份林內的備忘錄大膽地說：“我們想把本書放在下一季度的徵訂目錄中。”當伯林在10月份看最後一次校樣時,迴答有關索引所涉頁碼的一些問題時,他仍然發現正文中有些錯誤。定稿中未及改正的錯誤有待新版來改正。

樣書最後於1969年3月送達伯林,順帶的消息是齣版時間為5月5日。就像一開始安排的那樣,本書齣瞭平裝本,作為牛津普及本叢書中的一本。這個策略在我看來是錯誤的(也許這隻是後見之明),至多是個不成熟的齣版實驗,因為這本書沒有受到足夠多的評論似乎與此相關：現有的文字編輯習慣於(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更認真地對待精裝本而不是平裝本。本書也許改善瞭牛津普及本的形象,但是它的齣版樣式(它的低調的書名也許強化瞭這一點)損害瞭它最初的命運。

伯林對樣書的反應包括：

我自然對封麵上我的照片感到恐懼——我以前就被提醒過,它使我感到壓抑。這真是絕對必需的嗎?不過事已如此,我也沒有必要為這種趣味上的失檢而悲痛。(私下說,你不同意?)至於其他,書的外觀還是很精緻的。現在我隻期望尖銳的批評瞭,雖然這可能是個最壞的時刻,反復嘮叨我並不感到羞愧也不希望從中退卻的情緒;不過這些情緒被年紀大或年紀輕的人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視為非常“無關的,”。不過,不必介意,後代的評論也許更仁慈,當然也許根本不存在仁慈的後代。也許它應該被公正地忘卻——書、作者、反應以及一切。

他還提供瞭近兩百人的清單,他願意齣錢把書送給他們以供評論：“我估計有可能想買這本書的,也就這些人瞭。不過隨他去吧。”

斯塔沃斯迴信說：“我很抱歉你對封麵不滿意。我肯定你還記得卡羅爾·巴剋勞伊周六早晨帶著校樣到你傢拜訪過你。當時你說不喜歡綠顔色字而在你的書架上選擇瞭淡藍色取代它。”以其淡藍色的外觀,速乾膠裝訂,本書最終進入公共領域

*　　　　　　　　　　*　　　　　　　　　　*

關於《自由五論》(《自由四論》的第二版),齣於已然明顯的理由,我加上瞭《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題目齣自斯溫伯恩的詩作,雙引號最終被去掉瞭,因為如果寫成《“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同樣的情況齣現在《“目的證明手段閤理”》),雖然準確但有點學究氣,而且可能産生理解睏難而不是啓發。我也對四論的原文與導言進行瞭編輯,根據伯林的願望(他嚮牛津大學齣版社錶達得太晚瞭)對太長的句子進行瞭斷句,對太長的段落進行瞭分段。盡可能地增加與修訂瞭一些參考書、引文與翻譯。恢復瞭第一版牛津大學齣版社因為實際原因刪除的少數段落,極個彆地方稍做潤色,當然未作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兩種自由概念》與《曆史的不可避免性》在收入1997年齣版的單捲本選集《對人類的適當研究》時已經做瞭處理,這裏便不再做進一步的修改。因為《四論》在文獻中被廣泛引用,所以我製作瞭兩個版本的起止頁碼對照錶。

論自由的其他作品重印已經齣版的文章原則上是應受責備的,不過在這裏情有可原。

——A.H.M.瓊斯,《雅典民主》(牛津,1960)

我也增加瞭討論同樣主題的若乾篇其他著作,以使得它們能夠很方便地在一本書中被參考。的確,論希臘的文章以前從未結集,倒數第二個附錄以前從未公開發錶。但收錄《自由》與《最後的迴顧》(摘自《我的思想之路》)卻打破瞭我的一般準則,即同一篇作品不齣現在我自己編輯的多本論文集中。但這兩篇是短文,重印在內當可以原諒,它們很明顯確實屬於本書的範圍。當然,《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是另一個例外,因為它已經收入《概念與範疇》(1978)中;但是特殊的理由上麵已經談清楚瞭。我最後放棄加上已收入《俄國思想傢》中的《赫爾岑與巴枯寜論個人自由》,雖然它對目前這本書的主題有著深刻的洞見。不過它是一篇較長的文章,而既然它的方法更多是傳記性的,收不收錄於此最終似乎並不太重要。其他一些明顯的候選文章應該是伯林1952年的講座係列《自由及其背叛》,不過,它已經由查托*.溫多斯和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以單本與《自由論》同時印行。

《自由》：

這篇對伯林自由觀的概述,對於不熟悉伯林著作的人,是一個很有用的引導。伯林寫作此稿於1962年,是為聯閤電視公司討論自由的影片準備的。由巴姆伯·加斯科因製作的五集(原文如此)係列節目名為《四種自由》,伯林齣現在關於言論自由的第一集中。與往常一樣,伯林在影片中實際上講的,與他事先準備的要點非常不同;而且十多分鍾的攝製(文字腳本保存瞭下來)隻播放瞭不到兩分鍾。

1993年,特德·洪德裏希請伯林為他正在編輯的一本書,即《牛津哲學手冊》,撰寫一篇論自由的文章。伯林覺得無力寫作一篇新文章。從1988年以後,他沒有寫齣重要的東西。在那一年,他齣版瞭他的思想credo(信條)《論理想的追求》,是接受第一屆阿涅利奬的緻辭(奬勵他對倫理學的貢獻)。雖然他的智力沒有萎縮,而且他還不時寫作一些短文,但顯然——對於已經是八十歲的他,這是很好理解的——他實際上已經放下瞭他的創作的筆。

不過,他仍然詢問我,他寫的那些東西中是不是有什麼東西能派上點用場;我嚮他齣示瞭這篇小文。當我第一次讓他注意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斥之為無用的東西。使我稍感吃驚的是,他後來發現它“並不差”,他做瞭修改並交給洪德裏希。洪德裏希按照它現在的這個樣子愉快地接受瞭它。

《希臘個人主義的興起》：

同樣在1993年,《公共知識》主編傑佛裏·皮爾在一封約稿信中告訴伯林,他的雜誌是在他的著作,特彆是論多元主義的著作的影響下創刊的。在迴信中,伯林對這種肯定錶現瞭很大程度的懷疑,但聽任自己“被這種可能性所奉承,更不用說它有可能是真的瞭”。不過他也遺憾地迴絕瞭約稿,部分是因為他厭惡寫新作的一般性情(原因已如上述),部分也是因為他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應付皮爾教授所提議的那個具體論題。

在伯林去世後不久,我在他的一堆文章中發現瞭這封信,並告訴皮爾根據他最初的邀請,伯林文稿受托人可以高興地嚮他提供一篇伯林未刊著作。我選擇瞭這篇文章,因為它討論的主題是伯林的其他任何著作未涵蓋的,也因為伯林自己曾經跟我講過這篇文章也許哪一天能派上什麼用場。

這篇文章是伯林1962年在耶魯大學的斯托爾斯講座第一講原稿的修改稿。如前麵提到的,這個講座的題目是《政治思想史的三個轉摺點》,第二個與第三個轉摺點,即馬基雅維利與浪漫主義運動已經很好地包含在他的其他已經發錶的文章中,特彆是《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和《浪漫主義革命》,前者收錄於《反潮流》與《對人類的適當研究》中,而後者收錄於《現實感》(1996)中。當然,現在還有一本新書,《浪漫主義的根源》(1999)。

《最後的迴顧》：

這個標題下的兩個片斷取自《我的思想之路》,是伯林晚年所寫的簡短的迴顧性傳記。1996年2月,在他八十七歲時,他收到中國武漢大學歐陽康教授的來信,請他提供一份思想概要以譯成中文,並收錄於一本文集中,嚮中國哲學傢與大學生介紹當代英美哲學(這些哲學大多數沒有中文本)。

盡管作為著作傢他實際上已經退休,但中文計劃激發瞭他的想像力。他認為這些新讀者是重要的並且感覺到有義務嚮他們說些什麼。他告訴這位教授他試圖寫點什麼。麵前放著一張寫滿筆記的紙,他對著錄音機口授第一稿。錄音文稿常常是粗糙的,需要花費時間編輯,但要産生一個可讀的文本,已不需要任何思想方麵的添加。當他認可我的修改,作瞭一些補充與調整後,帶著他慣常的對修改自己作品的厭惡,對我說他不想再看到這篇稿子。這是他寫下的最後一篇文章,在他去世後發錶於《紐約書評》,也重印於《觀念的力量》(2000)中。我收錄瞭這篇文章的兩個最直接相關的部分,因為雖然比較簡短,它們卻更新瞭他的批評者的觀點,這些觀點占瞭《自由五論》“導言”的大部分篇幅。收錄其他部分也是可能的,特彆是那些論一元論、多元論與理想追求的部分,但最好隻選一些與“導言”的結構相對應的部分。

傳記性的附錄

關於人類事務的所有核心信念都源於個人的睏境。

————伯林緻簡·佛勞德(1968年6月5日)

《目的證明手段閤理》：

伯林於1921年春作為移民進入英國,時年八歲,不懂英文。他告訴我這篇故事(原稿沒有題目)寫於1922年,在一個兒童雜誌的競賽中贏得“一籃食品”,他那年十二歲。就我所知,這是他流傳下來的最早一篇作品,也是他的惟一一篇故事,它顯示僅僅一年,他的英文已經有瞭多大的提高,它也顯示齣他總體上的早熟。

這是一篇關於真人的虛構故事。M.S.烏裏茨基是蘇維埃北部地區的內政人民委員,也是彼得格勒契卡的主席。他實際上是在1918年8月31日被一個名叫列奧納多·岡尼格塞爾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謀殺的。我選擇烏裏茨基的“座右銘”作為題目,因為這篇故事清楚地指嚮伯林後來一再堅持的東西：現在的苦難不能作為通嚮未來的、想像的至福狀態的途徑而被證明是閤理的。就此而言,這篇故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記錄,而這一思想旅途在七十四年後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瞭概括。

伯林常常把他對暴力,特彆是受意識形態刺激的暴力的恐懼,歸結為他七歲時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見證的一個插麯：當他外齣時,他看到一個忠於沙皇的警察,蒼白的臉上帶著恐懼,被一群暴民私刑處死。這個故事當然生動地反映齣他早年經驗的力量,也顯示齣他成熟的自由主義的一個最深刻根源。

《緻喬治·凱南的信》：

伯林的文章包括大量有關《自由四論》內容的詳細通信,既有在它們結集前的,也有在它們結集後的。這些信件的大部分日後將與伯林的其他書信一道按適當的時間順序齣版,但其中有一封信與眾不同,它強有力地錶達著這個領域中伯林著作背後的個人見解。伯林經常提及例如,在下文第245—246頁,第288頁。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的一段話,在那段話中,羅素說要理解哲學傢們的觀點,我們必須“把握他們的想像性背景”：

每一個哲學傢,除瞭他提供給世界的正式體係外,還有另一個更簡單的、他可能並未意識到的體係。如果他意識到它,他大概也認識到它並不那麼嚴密;所以他將其隱藏起來,而提齣某種更精緻的東西,他相信這個東西,因為它與他的粗糙的體係相像,他要求彆人接受它則是因為他覺得他創造的這個東西不會被證明是錯誤的。精緻化是通過不停地反駁達到的,不過僅此絕不會産生積極的後果：它至多錶明,理論有可能是真的,而非必須是真的。積極的結果,不管哲學傢認識到它的可能性多麼小,是齣自他的想像性前見,或桑塔亞那所說的“動物信仰”。

人們會討論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伯林自己的情況。例如,伯林肯定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想像性前見”。無論如何,緻凱南的信生動地錶現瞭伯林自己的“內在城堡”(用他自己的比喻)的主要房間之一的特徵。因為這個原因,我決定將這封信收錄於此,先於它作為伯林通信的一部分發錶。它是迴復喬治·凱南對《二十世紀的政治觀念》的熱情贊賞的,當然也是對自己觀點的錶達。

《論偏見的筆記》：

城堡的另一個房間(如果更簡短的話),是同樣生動地産生的,即産生於1981年伯林匆忙寫給一個朋友(指的是誰尚未確定)的筆記中。他的朋友想要去做一個講座,他嚮伯林請教如何處理他的主題。伯林在收到要求的那天必須齣國,所以寫得很匆忙,信手寫來,沒有時間修改與擴充。結果肯定是有點倉促和過於簡略。但是它非常直接地傳達齣伯林對不寬容與偏見的反對,特彆是對狂熱的一元論、刻闆與侵略性民族主義的反對。這篇文章本該是第一次在這裏發錶,但它對於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是如此切題,所以我將它發錶在隨後齣版的一期《紐約書評》上。

《伯林及其批評者》：

就像伯林在《最後的迴顧》中所說的,《自由四論》的中間兩篇所激起的評論是非常廣泛的。的確,隨著時間的流逝,第二手資料的增長率不是降低瞭而是增加瞭。我試圖在以賽亞·伯林作品托管會的官方網站上對之作即時記錄,我希望材料能一直保持更新。《自由論》齣版提供瞭一個機會,以一個簡短的批評綜述對這個純粹的目錄進行補充。它會幫助讀者走進討論伯林觀念史的日益增多的論文與書籍中：鑒於本書的內容,我把重點放在對自由的討論上。這個綜述超齣編者的能力之外,由萊切斯特大學的伊安·哈裏斯慷慨提供,哈裏斯本人也是一篇有價值的論《兩種自由》的文章的作者。

索　引：

《自由四論》的索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涵蓋人名方麵它是適當的,但有關概念的詞條太少。因此我再一次求助於道格拉斯·馬修。他曾是倫敦圖書館的管理員,也是幾乎我編輯的所有伯林著作的值得信賴的索引製作者。我請他整個重做。

來源與緻謝：

包含在《自由論》中各篇文章的初版詳細情況如下：

《自由五論》：

導言：收入《自由四論》(倫敦與紐約,1969：牛津大學齣版社)

《二十世紀的政治觀念》：《外交事務》第28捲第3期(1950年4月)

《曆史的不可避免性》：1953年5月12日在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所做的奧古斯特·孔德紀念講座,原題為：“曆史作為托辭”(倫敦：牛津大學齣版社,1954);重印於《奧古斯特·孔德紀念講座：1953—1962》(倫敦,1964：阿斯隆齣版社)

《兩種自由概念》：牛津大學齊切裏社會與政治理論講座教授緻辭,發錶於1958年10月31日(牛津,1958：剋拉倫敦齣版社)

《穆勒與生活的目的》：1959年羅伯特·威利·科恩紀念講座,發錶於1959年12月2日倫敦老市政廳(倫敦,1959：基督教與猶太教協會)

《自由立於希望與恐懼》：亞裏士多德學會主席就職演說,發錶於1963年10月14日倫敦WCI貝特福廣場,載《亞裏士多德學會學報》64捲(1963—1964)

《論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載T.洪德裏希編：《牛津哲學手冊》(牛津,1995：牛津大學齣版社),重印於伯林的《觀念的力量》(倫敦, 2000： 查托*.溫多斯;普林斯頓, 2000： 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

《希臘個人主義的興起》：作為《政治思想的一個轉摺點》的一部分,載《公共知識》第7捲第3期(1998年鼕季號)

《最後的迴顧》：摘自《我的思想之路》,與《目的證明手段閤理》一道發錶於《紐約書評》1998年5月14日,題為《最初的與最後的》;重印於《最初的與最後的》(紐約,1999,《紐約書評》;倫敦,1999：格蘭塔),也收入《觀念的力量》(見上)

《傳記性附錄》：

《目的證明手段閤理》(1922)：與《我的思想之路》一道以《最初的與最後的》為題發錶(見上),未作本書中的編者改動

《緻喬治·凱南》(1951)：本書首次發錶

《論偏見的筆記》(1981)：見上文xxx注

我感謝蒂姆·巴頓,我在牛津大學齣版社的繼任者,允許我再次查看《四論》的檔案材料,雖然他知道我不一定會忠實地復製在其中發現的東西。本書齣版後,他的同事安傑拉·格裏芬和喬·斯坦布裏奇顯示瞭很高的專業精神、禮貌與剋製。我要再一次感謝羅傑·豪澤爾, 利奧弗蘭剋·霍福德*.斯特裏文斯(他的貢獻還包括彆的方麵)與剋裏斯托弗·泰勒在準備稍有問題的《希臘個人主義的興起》的文稿齣版方麵提供的幫助。切姆·阿布拉姆斯基,特雷爾·卡弗,約書亞·謝尼斯,蒂莫西·戴,斯蒂芬·格羅斯,羅傑·豪澤爾(他一直是智慧忠告的永久而耐心的源泉),傑裏米·詹寜斯,萊澤剋·科拉科夫斯基,瑪麗·皮剋林,漢斯·波澤,海倫·拉波特,馬裏奧·裏卡爾迪,菲利普·謝菲爾德,馬歇爾·沙茨,斯蒂芬·B.史密斯和曼弗雷德·斯蒂格等人慷慨地在單個問題上提供的幫助。貝蒂·柯洪以其慣常的、範例性的可靠錄入瞭整本著作,塞納·摩爾籌劃瞭隨後的管理工作,並在編輯方麵提齣瞭一些很好的改進意見,他還提齣瞭一個極好的比喻。薩繆爾·古滕普蘭提供瞭道義支持與有益的建議,他和詹尼弗一道為編輯工作的最終完成提供瞭一個避風港。沃爾夫森學院與我的慷慨的贊助人繼續為我的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亨利·哈代

2001年9月22日

沃爾夫森學院,牛津

以賽亞・伯林（1909―1997），英國哲學傢和政治思想史傢，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齣生於俄國裏加的一個猶太人傢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汀等參與瞭普通語言哲學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迴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嚮轉嚮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剋思》（1939）、《概念與範疇》（1958）、《自由四論》（1969）、《維柯與赫爾德》（1976）、《俄國思想傢》（1978）、《反潮流》（1979）、《個人印象》（1980）、《扭麯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