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本書所收錄的九篇文章中,以賽亞·伯林探討瞭近三個世紀以來主導瞭歐洲曆史發展的一些核心觀念,尤其是追溯瞭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剋思主義這樣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興起與流變。伯林所探討的主題包括:曆史中的實在論,政治判斷力,社會主義的曆史,馬剋思主義的本質與影響,浪漫主義所激起的激進文化革命,俄國的藝術責任概念,以及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實踐。這些文章展現瞭伯林極度淵博的學識和啓人深思的洞察力。

導讀：

對於任何想要理解觀念史的人,本書都是必不可少的。

——約翰·格雷,《紐約時報書評》

就像伯林所有的觀念史文章一樣,本書對眾多思想傢和各種觀念顯示齣豐富而寬宏的同情,閱讀它成為一種持久的快樂。

——阿蘭·雷恩,《泰晤士報書評增刊》

伯林的文風傳達齣無與倫比的知識深度。每句話都閃耀著人性之光。

——戴維·米勒,《星期日獨立報》

導　言

以賽亞·伯林的寫作涉足瞭如此眾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領域,有著如此不同的、有時齣人意料的方嚮,大概有人不禁要問:是什麼指導性觀念最終指引或統一著他對這些彼此迥異的思想領地的涉獵?這個問題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迴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裏,這一問題似乎很不恰當,沒有抓住要點。因為他們或許會說,伯林的成就的獨特價值很大程度上正在於它顯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體係化的主張;他寫作的範圍和題材的無限多樣性,以及隨時準備用取決於問題本身的方式來對待相互尖銳衝突的信念以及它們的持有者等等,在開拓視野、使人擺脫有礙的偏見或教條方麵起到瞭關鍵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懷疑為真的東西的時候,傾嚮於壓製它的”人形容為“教條主義”,而且他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是完全與之對立的。即便如此,而且盡管他始終顯示瞭他的方法的開放性和客觀性,似乎還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齣他特彆關注的東西和主題的輪廓,這使他的作品有瞭一種雖然相對不怎麼突齣或顯著但同樣令人難忘的內在一緻性。第一眼看來好像離題或無關的思路,細察起來最後往往是一個更大的圖案中的綫條,一個包容更廣的整體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它們可被看作一個由微妙地相互聯係著的思想組成的錯綜復閤體,而不屬於某種死闆的理論體係框架。不僅如此,我們所指的這一復閤體本身可以說反映瞭一些中心問題的存在,它們的決定性影響以各種方式體現齣來,貫穿著伯林的思想事業。

這些反復齣現的問題之一,就是對曆史的本質和意義的關注,這是這本文集的主題。伯林常說自己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曆史學傢。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或許他是在某種公認的但有限製的意義上使用“曆史學傢”這一名詞的。無論如何,事實是,他對思想史研究作齣瞭獨特的、傑齣的貢獻,在對人類過去所進行的這方麵研究所引起的那些問題上,他也擁有獨到而足資使用的知識。不僅如此,在他對十八和十九世紀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瞭各種差彆極大的關於曆史進程的特點以及人們對其認識的理論。這樣,在寫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爾·馬剋思》的時候,他被迫不僅要抓住馬剋思本人對控製曆史變化和發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響的描述,而且要閱讀一些重要前人,如愛爾維修、孔多塞、聖西門和孔德的作品。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國啓濛運動思想傢當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們增進對自然界瞭解的過程中已經證明如此成功的那類科學方法和範疇應該延伸到對人類及其曆史的研究當中去。伯林在彆處已經描述過,在研究這些以及類似主張的來源的過程中,他企圖從內部理解那些睏惑著提齣這些主張的人的難題;過去的思想(他覺得)隻能通過“進入”擁有那種思想的人的頭腦以及他們所屬的社會或文化背景來使之復活。然而,在遵循這一程序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的思路與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傢們所倡導的相去甚遠,我們所說的那種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學當中並沒有明顯的類似物或對應物。另一方麵,他是在兩位思維特點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紀思想傢的作品裏得到瞭共鳴。維柯和赫爾德在很多方麵與他們時代的主導趨勢明顯相左,尤其是他們對待他們所認為的曆史學傢的題材的特性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這企圖將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則上已經被誤解瞭的科學方法中去。因為,就後者而言,我們隻能獲得它所研究的現象的純粹“外部”知識,而我們與曆史的具體現象之間的認識關係則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型。此外,我們有可能直接地或內在地把握曆史人物的行為和在創造中錶現齣來的心理過程;曆史學傢與他們想去理解的人之間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們能夠從內部確定是什麼使他們研究的對象前進和行動,甚至當問題在於——像經常發生的那樣——通過想像的努力重溫普遍觀念和最關心的事情都與他們自己的時代完全不同的彆的時代或文化的內部生活的時候。維柯與赫爾德,雖然方式不同,都暗示這樣一種方法對一切有意義的人類研究來說都是基本的,而這一曆史實踐觀念極為重要,也是伯林——還有他們在二十世紀的仰慕者和追隨者柯林伍德——一直強調的。

這些強調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獨立性的主張的影響,可以說是《現實感》中所提齣的一些論點的由來,這篇文章中所作的曆史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對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對這一復雜的問題所給予的多角度關注。但這次他的思考路徑在一些重要方麵不同於其他一些討論。在這裏,他的視角有著更廣的含義,涵蓋瞭實踐的和學術的眾多問題。甚至這篇文章的題目都反映瞭這點,而且也部分地反映瞭對企圖將構成人類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簡單化處理或簡化成隨意的抽象術語的嘗試的典型的伯林式懷疑,無論進行這些嘗試是為瞭純粹的理論目的,還是為瞭實施綜閤的政治性或社會性計劃。他一直在錶明自己非常清楚,發現某種能夠解決人類實際境況中産生的種種難題的絕對可靠的公式或萬應藥方,不留下任何未解決的枝節問題或懸而未定的事情,這樣的前景有著多麼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論,他也強調瞭在現代——即大約從十七世紀末起——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在試圖證明曆史進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規律或統一性——它們被理解為對未來和過去都同樣有效,所以既能預言未來又能解釋過去——的努力當中。但是他依然認為這種魅力代錶著一種我們應該拒絕的誘惑,而且它所引齣的一些方案的根本睏難來自於超齣曆史解釋和方法論界限之外的誤解,最終深深地紮根於一切人類生活和經驗的深層肌理。

如伯林指齣的,他所考慮的那類對曆史的理論化並不遵循單一的模式。從建立在機械地設想齣來的規律性上的曆史記述,到那些援引“有機的”或進化的發展觀的曆史敘事,應有盡有。但是在這本書裏,他所關心的不是對這一類型中的不同具體例子的區分和評論,而是要質疑這樣一種觀念:建立一個能夠將組成曆史進程的各種各樣因素納入一個統一圖式的、有規律可循的或自成體係的理論。在後一點上,他以贊成的態度提到瞭托爾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所說的很多話與這位俄國作傢在《戰爭與和平》的結尾所錶達的曆史觀在語氣上遙相呼應。托爾斯泰不僅對迄今為止人們炮製齣來的各種曆史和社會哲學當中他所認為的粗略的簡單化和乏味的一般性錶現齣瞭相當的懷疑,他還進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純粹的理論傢們所喜愛的那類抽象概念和圖式的方案最後注定要失敗,它們的本質天生就不適閤理解“極微量因素”的連續體——一係列無可計數的、微小的和相互聯係的行為和事件,它們組成瞭人類的生活和經曆。在伯林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當中,人們發現他對以前的“僞科學性的關於人類行為的曆史和理論”持一種類似的批判態度,而且類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強調以什麼方式復雜的曆史材料纔有望拒絕被強加上原本應用於根本不同的問題和研究領域的方法步驟。

托氏和伯林之間的這種密切聯係並不令人驚訝。托爾斯泰作為一名創造性作傢的特殊纔華,使他在伯林眼裏顯得特彆能夠領悟人們實際經曆和瞭解到的人類現實生活的豐富和多樣:事物和人的無限多樣和獨特,社會交往和個人關係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會生活錶層下盤桓極深的對自己利益的關注和目標的混亂——托爾斯泰非凡的觀察力和想像力抓住瞭韆百萬這類現象,這使他的眼光能夠穿透自稱曆史闡釋傢的那些人所描繪的平滑、規則的曆史輪廓,看到它們所掩蓋的不均勻的、常常是混亂的真實經驗的細節。眾所周知,托爾斯泰的這些方麵的特點在伯林眼光敏銳的研究《刺蝟與狐狸》中有生動的描繪。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務,是對比托爾斯泰的藝術洞察力和纔能,與其觀點和個性的另一個頗為對立的方麵,即渴望某種一元論的或統一的真理能夠完全超越摺磨著我們世俗生活的問題和睏惑。而在這裏相反,他是想錶明這位小說傢特彆的文學纔能對這篇文章主題的相關性,將它們不僅與緻力於重建過去的曆史學傢,而且與參與世界實際事務的政治傢以及所謂的“實乾傢”聯係起來。因此,在《現實感》之後並對它的一些觀點作瞭詳細闡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斷力》中,伯林指齣,與想像性作傢的思想在某些方麵類似的特點可以說在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謂“治國術”的過程中都起瞭作用。就像受過訓練的曆史學傢一樣,能乾的政治傢也需要一種發達的能力以“用並非一概而論的方式評估具體情況”;一種經過精心協調的對社會生活不斷變化的輪廓或層次的敏感,而且與此相關,還能本能地“直覺”到什麼在實際上是可行的,在復雜的、常常難以把握的具體事實或環境中什麼又是互相結閤的,這些永遠都是傑齣的政治領導人超齣常人的一些特點。伯林發現,那些“實踐智慧”或天賦往往被那些係統化曆史的人當作是隨意的、“前科學”的方法,認為基於理論原因已經不能再被接受,並且需要徹底改造或替換。但伯林也指齣,他們所提齣的一些改進方法,很少能讓人覺得是對這一需求的令人滿意的迴答,他們所喚取的那些烏托邦式的實驗最後造成的齣人意料的結果——非常有諷刺意味——曆史本身已經讓我們再熟悉不過瞭。

總而言之,這兩篇文章氣勢宏大,證明瞭作者非凡的知識範圍及讓人深受啓迪的廣闊視野。它們最初寫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會理論和藍圖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瞭一個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極其敏感的時代最為關心的一些問題,而這種意識形態在政治領域中的影響持續至今。盡管如此,如果認為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個思想中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暫的影響,那就錯瞭。幾乎從一開始,他就提防著一種被錯置的“科學主義”的內在危險,以及它易於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對認識論和語言哲學中的簡單化傾嚮的抗拒,在某些方麵預示瞭他後來對政治和社會理論中有影響的學說的反對。他一直認為,對促進瞭自然科學成就的那些方法錶示敬意並努力加以學習,是正確的乃至可敬的;但將這些方法不加區彆地延用到不相關的研究領域或很不相同的經驗層次,則完全是另一迴事瞭。我們看到,他認為某些十八世紀啓濛思想傢以及和他們采取同樣辦法對待人類事務的人就是後一種情況。但這並不是他不滿於這些思想傢的觀點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時常流露齣來的更廣的懷疑,不能不讓人思考他對整個啓濛運動的態度。在本書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覺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態度。

實際上,而且不同於有時人們所以為的,伯林並非不願意錶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公認的復雜立場。他公開贊揚瞭啓濛運動的代錶們有勇氣反對他們當時的許多罪惡,包括無知、壓迫、殘酷和迷信,而且擁護理性、自由和人類幸福等理想;他簡潔地對一位訪問者說:這把他推到瞭他們一邊。但與此同時,盡管他對他們所代錶的東西甚為仰慕,他還是認為他們傾嚮於教條地將假想——其來源常常是傳統的——當作真的東西來接受,而這些假想並非不證自明。而且,根據他們所聲稱的對經驗原則的尊重,他們本來應該質疑其正確性的。這其中包括關於統一的、基本不變的人性的各種具體觀念,還包括各種緊密聯係的、對存在某些人類在其生活過程中可以一緻實現的普遍價值的信念。這些先入之見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在《浪漫主義革命》中得到瞭討論。伯林指齣,十八世紀晚期浪漫主義的齣現造成瞭當時思想氣候的一次根本性變化,公認的標準和規範的客觀地位受到瞭主觀主義學說的挑戰,這種挑戰的方式在倫理學、美學和政治學領域有著巨大的反響。在為這一引人入勝的討論做結論的時候,伯林指齣觀念之間的衝突的一個長期影響是,我們今天發現自己分彆繼承瞭兩大傳統,並往往“不自在地來迴換腳”。但是他同樣主張,浪漫主義運動所引入的新穎且具有顛覆性的觀念無可爭議地深化和豐富瞭對人和社會的理解,既暴露瞭啓濛運動遺産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時也為到那時為止還處於歐洲想像範圍外的思想和情感開創瞭新的可能性。

伯林對以上這些不同觀點的探討,是與滲透他整個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種敏銳與移情的結閤協調一緻的。一方麵他顯示瞭一種非凡的能力,對那些常常與他個人最為同情的觀點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觀念,可以做到從內部把握並領會其力量。另一方麵他一直能迅速認識並準確地指齣一些他已經作瞭非常生動的描述的立場當中潛在的不祥含義:不僅僅是潛伏在屬於他所說的反啓濛運動的各種學說當中的非理性主義和侵略性民族主義的幽靈。由於後一種原因,關於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文章快要結尾時的文字錶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義和具有毀滅性的沙文主義之間劃定界限,它們都是民族主義可能采取的僞裝。他評論道,泰戈爾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彆處一樣,努力不過分簡單化地說齣真理,也許正是如此,聽從他的人相應地比較少,因為正如美國哲學傢C.I.劉易斯所說的:“沒有什麼優先的理由認為,當我們發現真理的時候,它會是有趣的。”伯林帶著贊賞的態度引用瞭這句話。盡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寫的文字中,的確可以說真理最後都被證明總是有趣的。

帕特裏剋·加迪納

譯 後 記

伯林《現實感——觀念及其曆史研究》一書的中譯是林茂和我兩人共同勞動的成果。林茂完成瞭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正文及部分注釋的翻譯；我除瞭完成前三章以及第七章、第九章的全部正文和原注的翻譯，並在認為必要的地方加瞭譯注之外，還譯瞭“編者前言”、“導言”以及最後的“索引”，並給林茂翻譯的部分作瞭少量修改，補譯瞭未譯齣的人名和部分原注，加瞭譯注。全書的人名和部分地名及專有名詞的譯法最後由我統一，達到與書後的“索引”一緻。我們已經盡瞭最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譯文中難免有錯漏不妥之處，請讀者指教。

潘榮榮

2003年9月5日

以塞亞·伯林（1909-1997）英國哲學傢和政治思想傢，二十世界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齣生於俄國裏加的一個猶太人傢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瞭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新迴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嚮轉嚮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活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剋思》（1939年）、《自由四論》（1969）、《俄國思想傢》（1978）、《概念與範疇》（1978）、《個人印象》（1980）、《扭麯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