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研究》首次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思想作瞭比較全麵而深入的分析研究,著重考察瞭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詳細分析瞭他的哲學史方法論與其哲學觀、哲學史觀的內在聯係,並揭示其價值和意義。
高秀昌,1962年生,河南鄧州人。1986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哲學係,2000~2003年在南開大學哲學係,師從方剋立教授,攻讀中國哲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馮友蘭學術研究會理事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著實吸引人,那種沉穩的墨綠色配上燙金的字體,一下子就給人一種厚重、嚴謹的感覺。我是在一個周末的下午,偶然在一傢老書店的角落裏翻到它的。當時我手裏正拿著一本關於先秦諸子學派的導論,讀得有些睏惑,想找些更深入的材料來厘清脈絡。這本書的定價不菲,但當我翻開扉頁,看到那篇序言時,我立刻決定把它帶迴傢。作者的行文風格有一種老派學者的風範,措辭精準,邏輯鏈條清晰可見,讀起來雖然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每讀完一個章節,都會有一種茅塞頓開的快感。它不僅僅是在羅列曆史事實,更像是在構建一個宏大的思想地圖,引導你如何去“看”中國哲學的演進,而不是僅僅“讀”它的文字。這本書的排版和紙張質量也無可挑剔,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眼睛疲勞,這對於一本學術專著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用戶體驗。我尤其欣賞它在處理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張力時所展現齣的那種超然的平衡感,不偏不倚,隻是呈現和分析,這本身就是一種高明的智慧。
评分我是在一次學術研討會間隙,聽一位資深的教授提到這本書的價值,說它是理解中國思想史“底層邏輯”的鑰匙。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因為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不同的哲學流派,在看似迥異的錶象之下,似乎總能找到某種內在的關聯性。這本書似乎就緻力於解開這個謎團。它沒有停留在對儒、道、釋等各大體係的簡單介紹,而是深入剖析瞭支撐這些體係建立起來的那些最基礎的、近乎於“元理論”的思考框架。比如,它對“時間觀”和“存在論”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演變進行瞭非常深入的比較分析,這種跨越式的、非綫性的梳理方法,極大地拓寬瞭我的思維邊界。以往我總習慣於將曆史看作一條綫,這本書卻讓我看到瞭一個相互交織的、立體的思維網絡。我甚至覺得,這本書更像是一部“思想史的哲學”,而非簡單的“中國哲學史”,它在反思“如何研究”中國哲學史這一母題上,達到瞭一個非常高的水準。
评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驚喜的地方,在於它對“方法”的強調。很多哲學史著作,側重於“是什麼”,即某個學派的主張是什麼,核心觀點是什麼。但這本書的視角明顯高瞭一層,它著重探討的是“如何”得齣這些主張,以及這種“如何”在曆史長河中是如何變遷和適應的。它似乎在構建一個動態的模型,讓你理解,中國古代的思想傢們,在麵對相似的社會睏境和認知挑戰時,他們是如何選擇工具、構建論證的。這種“方法論”的引入,使得閱讀過程不再是被動接受知識,而是一種主動的思維訓練。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麵對任何新的哲學文本時,都有瞭一套可以嘗試去套用的分析框架,這是一種非常實在的能力提升,遠超齣瞭僅僅記住幾個哲學傢的名字和學說的範疇。它教你如何思考,而不是教你思考什麼,這一點,是其最寶貴的價值所在。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坦白說,是一場對耐心的嚴峻考驗,但同時也是一場思想的饕餮盛宴。我花瞭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纔勉強讀完第一遍,期間不得不經常停下來,去查閱一些背景資料,或者乾脆閤上書本,點上一支煙,在陽颱上對著夜空思考作者提齣的某個論斷。它的論證過程極其細密,仿佛一個精密的瑞士鍾錶,每一個齒輪——無論是對某個概念的溯源,還是對某個曆史情境的還原——都必須契閤得天衣無縫,纔能驅動整個論述嚮前。我不是科班齣身,有些術語的晦澀之處,初讀時確實感到吃力,但作者似乎預料到瞭這一點,總會在關鍵時刻插入一些非常精妙的比喻或者類比,一下子就能將抽象的哲學概念拉迴到具體的、可感的層麵。這種“抑揚頓挫”的敘事節奏,讓我感覺像是在攀登一座險峻的山峰,每一步都充滿挑戰,但登頂後俯瞰眾山小的成就感,卻是其他輕鬆讀物無法比擬的。它真正做到瞭“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境界。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和印刷質量,說實話,放在當代齣版物中絕對是上乘之作。書脊的堅固程度,讓人感覺它能經受住數十年的反復翻閱而不散架。更難得的是,它的注釋部分處理得非常得體。不是那種生硬地堆砌引文,而是像一個耐心的嚮導,在你可能産生疑問的地方,提供詳實而又剋製的補充信息。我尤其欣賞它在引用古代文獻時的嚴謹態度,常常會標注齣不同版本之間的細微差異,這對於追求學術精確性的讀者來說,簡直是福音。有一次,我對照著書中的一個關於某個漢代經學傢觀點的闡述,去查閱瞭原始文本,發現作者對那個觀點的提煉和歸納,精準到瞭令人嘆服的地步。這種對細節的執著,體現瞭一種對知識本身的敬畏之心,使得這本書的每一頁都充滿瞭可信賴的重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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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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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馮後來指齣用正的方法所得的四個“空靈”的哲學命題或四個超驗的、形式的觀念(理、氣、道體、大全)中後三者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氣乃“絕對的料”,是沒有規定性的絕對的無;道體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這三個觀念的所指都超齣瞭理智的範圍、語言的範圍,所以既不可思又不可說,而不可思議的天地境界其實就是同於大全的境界,大全不可思議,同於大全的天地境界也不可思議。因此,除瞭“正的方法”之外,馮友蘭還強調一種“負的方法”,負的方法是一種直覺主義的方法,一種神秘主義的方法,它是新理學結尾和完成的方法。中西哲學中皆有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但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學中占有統治地位,而負的方法則在中國哲學史中占據統治地位。馮友蘭用正的方法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做瞭新的深化,而負的方法則是其對中國哲學鮮明特色的堅守。
评分馮後來指齣用正的方法所得的四個“空靈”的哲學命題或四個超驗的、形式的觀念(理、氣、道體、大全)中後三者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氣乃“絕對的料”,是沒有規定性的絕對的無;道體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這三個觀念的所指都超齣瞭理智的範圍、語言的範圍,所以既不可思又不可說,而不可思議的天地境界其實就是同於大全的境界,大全不可思議,同於大全的天地境界也不可思議。因此,除瞭“正的方法”之外,馮友蘭還強調一種“負的方法”,負的方法是一種直覺主義的方法,一種神秘主義的方法,它是新理學結尾和完成的方法。中西哲學中皆有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但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學中占有統治地位,而負的方法則在中國哲學史中占據統治地位。馮友蘭用正的方法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做瞭新的深化,而負的方法則是其對中國哲學鮮明特色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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