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首次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着重考察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详细分析了他的哲学史方法论与其哲学观、哲学史观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高秀昌,1962年生,河南邓州人。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0~2003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从方克立教授,攻读中国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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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次学术研讨会间隙,听一位资深的教授提到这本书的价值,说它是理解中国思想史“底层逻辑”的钥匙。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不同的哲学流派,在看似迥异的表象之下,似乎总能找到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这本书似乎就致力于解开这个谜团。它没有停留在对儒、道、释等各大体系的简单介绍,而是深入剖析了支撑这些体系建立起来的那些最基础的、近乎于“元理论”的思考框架。比如,它对“时间观”和“存在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比较分析,这种跨越式的、非线性的梳理方法,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以往我总习惯于将历史看作一条线,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了一个相互交织的、立体的思维网络。我甚至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一部“思想史的哲学”,而非简单的“中国哲学史”,它在反思“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史这一母题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着实吸引人,那种沉稳的墨绿色配上烫金的字体,一下子就给人一种厚重、严谨的感觉。我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偶然在一家老书店的角落里翻到它的。当时我手里正拿着一本关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导论,读得有些困惑,想找些更深入的材料来厘清脉络。这本书的定价不菲,但当我翻开扉页,看到那篇序言时,我立刻决定把它带回家。作者的行文风格有一种老派学者的风范,措辞精准,逻辑链条清晰可见,读起来虽然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每读完一个章节,都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快感。它不仅仅是在罗列历史事实,更像是在构建一个宏大的思想地图,引导你如何去“看”中国哲学的演进,而不是仅仅“读”它的文字。这本书的排版和纸张质量也无可挑剔,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这对于一本学术专著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用户体验。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张力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超然的平衡感,不偏不倚,只是呈现和分析,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智慧。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和印刷质量,说实话,放在当代出版物中绝对是上乘之作。书脊的坚固程度,让人感觉它能经受住数十年的反复翻阅而不散架。更难得的是,它的注释部分处理得非常得体。不是那种生硬地堆砌引文,而是像一个耐心的向导,在你可能产生疑问的地方,提供详实而又克制的补充信息。我尤其欣赏它在引用古代文献时的严谨态度,常常会标注出不同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异,这对于追求学术精确性的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有一次,我对照着书中的一个关于某个汉代经学家观点的阐述,去查阅了原始文本,发现作者对那个观点的提炼和归纳,精准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体现了一种对知识本身的敬畏之心,使得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可信赖的重量感。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地方,在于它对“方法”的强调。很多哲学史著作,侧重于“是什么”,即某个学派的主张是什么,核心观点是什么。但这本书的视角明显高了一层,它着重探讨的是“如何”得出这些主张,以及这种“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变迁和适应的。它似乎在构建一个动态的模型,让你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面对相似的社会困境和认知挑战时,他们是如何选择工具、构建论证的。这种“方法论”的引入,使得阅读过程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一种主动的思维训练。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面对任何新的哲学文本时,都有了一套可以尝试去套用的分析框架,这是一种非常实在的能力提升,远超出了仅仅记住几个哲学家的名字和学说的范畴。它教你如何思考,而不是教你思考什么,这一点,是其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坦白说,是一场对耐心的严峻考验,但同时也是一场思想的饕餮盛宴。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勉强读完第一遍,期间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去查阅一些背景资料,或者干脆合上书本,点上一支烟,在阳台上对着夜空思考作者提出的某个论断。它的论证过程极其细密,仿佛一个精密的瑞士钟表,每一个齿轮——无论是对某个概念的溯源,还是对某个历史情境的还原——都必须契合得天衣无缝,才能驱动整个论述向前。我不是科班出身,有些术语的晦涩之处,初读时确实感到吃力,但作者似乎预料到了这一点,总会在关键时刻插入一些非常精妙的比喻或者类比,一下子就能将抽象的哲学概念拉回到具体的、可感的层面。这种“抑扬顿挫”的叙事节奏,让我感觉像是在攀登一座险峻的山峰,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登顶后俯瞰众山小的成就感,却是其他轻松读物无法比拟的。它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界。
评分冯后来指出用正的方法所得的四个“空灵”的哲学命题或四个超验的、形式的观念(理、气、道体、大全)中后三者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气乃“绝对的料”,是没有规定性的绝对的无;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这三个观念的所指都超出了理智的范围、语言的范围,所以既不可思又不可说,而不可思议的天地境界其实就是同于大全的境界,大全不可思议,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也不可思议。因此,除了“正的方法”之外,冯友兰还强调一种“负的方法”,负的方法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方法,一种神秘主义的方法,它是新理学结尾和完成的方法。中西哲学中皆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但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负的方法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冯友兰用正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做了新的深化,而负的方法则是其对中国哲学鲜明特色的坚守。
评分冯后来指出用正的方法所得的四个“空灵”的哲学命题或四个超验的、形式的观念(理、气、道体、大全)中后三者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气乃“绝对的料”,是没有规定性的绝对的无;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这三个观念的所指都超出了理智的范围、语言的范围,所以既不可思又不可说,而不可思议的天地境界其实就是同于大全的境界,大全不可思议,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也不可思议。因此,除了“正的方法”之外,冯友兰还强调一种“负的方法”,负的方法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方法,一种神秘主义的方法,它是新理学结尾和完成的方法。中西哲学中皆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但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负的方法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冯友兰用正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做了新的深化,而负的方法则是其对中国哲学鲜明特色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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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冯后来指出用正的方法所得的四个“空灵”的哲学命题或四个超验的、形式的观念(理、气、道体、大全)中后三者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气乃“绝对的料”,是没有规定性的绝对的无;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这三个观念的所指都超出了理智的范围、语言的范围,所以既不可思又不可说,而不可思议的天地境界其实就是同于大全的境界,大全不可思议,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也不可思议。因此,除了“正的方法”之外,冯友兰还强调一种“负的方法”,负的方法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方法,一种神秘主义的方法,它是新理学结尾和完成的方法。中西哲学中皆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但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负的方法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冯友兰用正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做了新的深化,而负的方法则是其对中国哲学鲜明特色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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