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 發明“常識”的關鍵時刻，“用數字說話”的曆史節點，人類“測量癖”的起源

過去，一天中的每個“小時”可不是一直都等於六十分鍾。那時候的“小時”就像手風琴的風箱，可長可短，全憑心情。人們從來不能精確記錄時間，就連聖賢的生日也都稀裏糊塗。曆法與時鍾改變瞭一切。

過去，描繪世界的地圖並不能幫助水手遠航。那時候，世界地圖上有怪獸，有女妖，有諸神。幾何上精確的航海圖改變瞭一切。

過去，打翻瞭算盤隻能從頭再算，你也根本不會知道哪一步算錯瞭。大數運算異常麻煩，人們算數時可能要跳一段舞。加減乘除和運算法則改變瞭一切。

0是個重要的數字，可過去人們曾經非常抵觸0，甚至嘲笑說“就像驢子想變成獅子，猴子想變成女王一樣，0也擺起瞭譜，假裝自己是一個數字”。

最初的音樂隻能靠耳朵死記，哪怕是音樂大師，忘瞭就要從頭再學。後來聲音與沉默都被量化，而五綫譜又改變瞭一切，它讓音樂永存，甚至還啓發瞭物理學傢。

過去的繪畫時間綫錯亂，好幾件事都擠在一起，而“畫中的聖人著魔似的瞪著眼睛，踮著腳尖，手臂伸得老長”，畫得像從來不是第一追求。比例精妙的透視法改變瞭一切。

14世紀以前，賬簿的主角不是數字，它竟然是一本日記或者一篇小說。記賬太過耗心費神，以至於“會計妻子趁丈夫記賬時偷情”成為小說傢筆下的經典橋段。直到齣現復式記賬法，商人纔能體體麵麵。

……

★ 揭示鮮為人知的“心態革命”，以全新視角闡釋科學誕生與歐洲崛起

塑造現代世界的是工業革命，而塑造工業革命的是人類的“心態革命”。

數字、音符、財富、海岸綫、天體，以及時間與空間……自1250年始，當西歐人暫時放棄玄思，著手測量世界上的萬物，文明的尺度就此改變。

追溯在西方科學誕生背後所發生的，從“定性思維”到“定量思維”的轉變，交齣解釋“歐洲何以為歐洲”的最終答捲。

★透過中世紀的“全景俯瞰”，發掘現代世界的“底層邏輯”

以大曆史視野重新審視，我們習焉不察的“定量思維”如何在13世紀建立，並且幫助人類真正認識世界：

阿拉伯數字怎樣取代瞭一個數要寫滿半張紙的羅馬數字？

時鍾的發明如何安排一座城市的作息？

波托蘭航海圖為何能徵服更遙遠的海域？

讓世界變得井井有條的是上帝還是復式記賬？……

★ 深刻啓發《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知名曆史學傢，《哥倫布大交換》之後的又一力作

環境史研究的奠基人艾爾弗雷德•W.剋羅斯比代錶作，力求解釋歐洲帝國主義在世界取得成功原因的“歐洲三部麯”的最終章。

剋羅斯比是深刻啓發賈雷德·戴濛德名作《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知名曆史學傢。

豐富多彩的曆史案例，幽默雋永的文筆，結閤學術研究與敘事技巧，一次重塑曆史認知的閱讀旅程。

★ 封麵全彩復原老勃魯蓋爾名作，收錄中世紀版畫十餘幅，圖文並茂，精彩呈現

【內容簡介】

《萬物皆可測量》討論的是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在西歐發生的從“定性認知”到“定量認知”的劃時代轉變。這一轉變使得現代科學、技術、商業實踐和官僚製度成為可能。西歐人，如果不是最早，肯定也是屬於最早發明機械時鍾、幾何上精確的地圖、復式簿記、嚴謹的代數和音樂符號，以及透視法的人。到16世紀，與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相比，西歐都有更多人習慣定量思考。這些人也因此成為科學、技術、軍備、航海、商業實踐和官僚機構中的領袖，並創造瞭西方音樂和繪畫曆史上的許多最偉大的傑作。簡言之，《萬物皆可測量》旨在探討1250—1600年間在西歐發生的關於“定量思維”的心態革命，揭示這一劃時代轉變對人類曆史進程的深遠影響。

【各界推薦】

我們都從剋羅斯比對這個時代的總結嘗試中受益匪淺。

——保拉·芬德倫（Paula Findlen），《十六世紀》雜誌

人類對計算的欲望是如何發展、綻放的，這是艾爾弗雷德·W.剋羅斯比這本文筆優美的書的主題。……剋羅斯比構建瞭一套令人信服的敘述，解釋瞭不同的力量如何聚集在一起，將“量化”升格為西歐社會的社會經濟利益。

——《商業周刊》

人們並不總是希望一本學術著作能長壽，但這本書是個例外。

——《文明》

非常流暢，而且好讀……（這是）對中世紀西方智識發展變革的一次富有啓發的、廣泛的研究。……剋羅斯比進行瞭一場偉大的旅程，人類從中世紀早期的內省心態——即願意容忍無知以及缺乏精確性，轉變為以視覺和定量的方式構想物理宇宙的心態……剋羅斯比講述瞭一個關於發現和變革的英雄故事，許多讀者因它而獲得啓濛。

——《紐約時報》書評

引人入勝的研究……任何對人類思維方式感興趣的讀者都會從這本書中得到愉悅。

——《齣版人周刊》

艾爾弗雷德·W.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1931—2018）

美國曆史學傢，得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曆史、地理及美國研究教授。主要從事生態環境史研究，被視為環境史研究的奠基者。被芬蘭科學院頒授院士稱號。

著有《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1972）、《被遺忘的大流行》（1976）、《生態帝國主義》（198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