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乃史学，这是进入钱穆《经学大要》的钥匙，这句话来自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这部经学著作中，他放弃了一贯的著作式写法，而是直接将讲课录音整理出来，在这部书中能够直接进入到钱先生对于经学的认识之中。

在这部书中，我们必须知道他在对谁讲课，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对什么人。这些材料在书中都有记载，在书中也略有提及。这是钱先生八十二岁高龄，在台湾素书楼中，对于年轻的学生所做的经学讲座。整整三十二讲，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部《经学大要》之中，钱先生在第一讲中讲述了这堂课的来由，从大同讲起，将到康有为和章太炎，从今古文之争，讲到台湾的孔孟学会提倡读经。文章一转，将到读经与尊孔之间的问题。他从方东美将《易传》代表了孔子思想讲起，然后随即讲到《六经》与孔子恐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认为自己的经学大要，并不是单纯地讲经学文献史，而是将经学与历史一并讲起，甚至可以是以经学为中心的思想史、文化史。这样的讲法，与近代以来的经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以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导致了学术集体走向史学研究，将过去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统统转化为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和文学史及文字学史。另一个转变就是将经学的地位下降成为史学研究——考据辨伪。前者形成了大学中的概论性课程，而后者则成为了中国人文研究的范式。

钱穆先生晚年却跳出来，讲经学不能仅仅讲述经学文献本身，还要将到它与历史的联系。在这点上，仍属于民国以来的化经为史的传统，但是又有所区别。很多人就是将四库提要中的专门类直接变成了专门史，但是钱穆先生却与之不同，将文献与历史打通，提出理解历朝历代的经学，必须在历史中进行理解。这种说法与后来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有着近似的看法。但是，钱穆先生的说法并不仅此而止，而是将经学研究转化成为了经学演化史。这需要我们分别进行讲述。

在讲解秦汉学术的时候，钱先生特意将章学诚的家言与古文对举，以此来解读孔子将古文传授至民间，而战国诸子蜂起，而至汉初，儒生通过帮助高祖建立礼制，将古文带入朝廷。从而产生了古文与家言的对立。在国家将经学作为取士的途径后，经学发展非常迅速，并迅速将子学纳入其中。钱先生主要讲经学将阴阳家之说纳入到经学之中——主要通过对比《论语》与《易经》和《礼记》，得出后两者有大量战国诸子的学术在其中，因此汉代经学其实应该是融合了子学的经学。经学发展到东汉，古文经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这部分中，钱先生主要讲述了郑玄的经学。其重要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郑玄并非是太学生，而是从民间向古文经学习，从而融汇了今古文重新注释五经。

这样的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分为了两支——南方经学与北方经学，钱先生认为北方经学大体继承了汉代经学，而南方学术则是受到了佛教与玄学的影响。这样的经学一方面是通过玄学来解释经典，另一方面是门阀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反动。

南方经学的代表人物是王肃、何晏和杜预，他们都是门阀贵族中人，他们与汉代民间兴起的经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北方经学缺乏南方经学明显的代表人物，因而在隋唐统一后，政治上是北方统一南方，而在文化层面上却是南方统一北方。

这里，钱先生还特意讲到了王通，此人有《中说》仿《论语》而作。有继《尚书》而为《继书》，继《诗经》而为《继诗》。此人虽不通 经学，然亦是经学中的人物。

在唐代只有一部钞撮的《五经正义》，其中有三部是南方经学——王弼注《易经》、伪孔传《尚书》、杜预注《左传》，剩下的是汉代留下来郑玄注的《毛诗》及郑玄注的《礼记》。这些作为开科取士的教科书，但是当时明经取士不被世人所认可，当时认同的是进士科，也就是用诗赋取士，因而唐代的经学是衰败的。仅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但其主要表现在文学而不是经学上。

宋代是钱先生着重讲述的一个时期，他毫不讳言地表示认同宋代的学术，无论是理学形成之前，还是理学建立之后。在建立之前，他佩服欧阳修、胡瑗、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建立之后，以周敦颐、张载、二程及朱子。

前者，他从欧阳修的经学辨伪说起，然后讲经学从文学而起，进而发展为王安石的新经学——王安石自谓继承孟子，故司马光就写了一篇质疑孟子。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二程、周敦颐和张载诸人。

而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先声，其在《易经》的解读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用道教五行之说，讲述儒家之理。二程兄弟则因受周茂叔的指点，也走上了学问的道路。值得重视的是，二程不仅要求门人阅读《大学》，还要读张载的《西铭》。

这一切都被理学大师朱子所继承，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四书》之学。对于朱子，钱先生认为孔子为上古学术的集大成者，而朱子是中世学术的集大成者。这个评价也许是对于朱子学术的最大褒奖。

而宋代学术影响到了元代的学术，吴澄与许衡两人将朱子学说带到了元代，但是由于是外族入主，所以经学并没有发挥作用，只能停留在书院之中，形成了上层为外族、中层为读书人和下层为平民的局面。而这个局面，随着朱元璋拉士大夫进入政府，建立起新的政权为止。

但是元代形成的士大夫鄙夷政权的心理，并没有随着政权的交接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由于明成祖的滥杀，而导致儒家群体集体与政权抵触。在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为民间儒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也大大削弱了政治性的力量。

这也成为了明末政治糜烂，外族再次入侵的理由。清代儒家痛定思痛，重新读书，但是与政权的关系也依旧紧张。直到乾嘉学术结束之后，儒学才逐渐形成了两股思潮，其一是公羊学的复兴，另一个就是调和汉宋之学。对于前者，钱穆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认为其恰恰是儒学的罪人，而对于后者则是褒奖有加，认为中国学术应该走汉宋调和的路子。

这部《经学大要》篇幅非常巨大，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但是以六经皆史的路径重新解读经学，为学术开路自是不错，然继之者何人？其徒余英时虽为思想史，但根本不通经学，甚至亦不读《论语》，则钱夫子之学问后继者无人。而整部书中，钱先生推崇孔子，是通过推崇《论语》，而尊朱子，也是因其注《论语》。其尊《论语》而贬《六经》，尊朱子而贬明清。这基本上是钱先生的大体思路。

案，此书极有价值，但须仔细分说。钱先生对于《论语》用力极深，而对于其他六经则是兴趣不大。则经学所蕴之经义，其以为陈迹，则此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无异。然先生终与胡、傅等人不同，其以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濂洛关闽为经学正传，而不与清人，则是钱先生的卓识，盖不能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