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唐鉴都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其生平际遇虽有所不同，学术造诣亦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多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道光年间中国传统社会逐渐步入近代之时，两人各有一部著述风靡一时，歆动天下，这就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二者都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职此之故，因将两人重要著述合编为一卷。以下分别述之。

一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因慕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瑗“五十知非”，卫国国君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

参见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

方东树出生于安徽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中的一支。曾祖父方泽，字苧川，晚自号待庐，乾隆十二年（1747）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主讲山西洪洞玉峰书院。能诗擅文，论学尊崇朱熹，论文宗尚明艾南英。祖父方训，字味书，未入仕。父方绩，字展卿，县学生，承桐城派大家刘大櫆、姚鼐之学，力倡古文词，著有《经史札记》、《屈子正音》、《鹤鸣集》。

受家族和家学的影响，方东树自幼向学，即喜为古文词，并显示出很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他仿效南朝齐、梁间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得到乡里前辈叹赏。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范围日益广泛，兴趣也有所转移。据其自言：“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以观近时人文字，辄见其踳驳谬盭，为不当意”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22岁，他与父亲方绩同拜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家姚鼐为师，受业于江宁（今南京）钟山书院。在姚门诸弟子中，方东树不仅“随侍讲席最久”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八年条。，而且以其杰出的诗文才华和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学术趋向，深得姚鼐器重，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为“姚门四杰”。

在拜师姚鼐的同年，方东树亦入县学，补弟子员，数年后补增广生。与所有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方东树也期冀走上读书做官、学以致用的坦途。然而，天不遂人愿，数十年间，他先后十次参加乡试，一次应考岁试，均未得中。直至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年届57岁，始绝意仕途，不再应试。

科举多次受挫，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奔走四方，或教授弟子，或参赞幕府。他先后馆于江西新城陈用光侍郎、安徽桐城汪志伊尚书府邸，又辗转于安徽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并应姚鼐之邀，长期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其间还曾应江宁知府吕燕昭之请，参与纂修《江宁府志》。虽常年往来奔走，不遑宁处，但收入却极为微薄，方东树常常陷入衣食着的窘境。诚如其自言：“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羇旅异地，每遇良辰会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嘉庆二十四年（1819），48岁的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请赴广州，参与纂修《广东通志》。此后数年，除短暂主持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外，均客居阮元幕府，或协纂书籍，或教授经学。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方东树遂自粤归里。其后，又先后主持安徽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佐理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府，客居武进县令姚莹官署。道光十七年（1837），赴广东参赞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次年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请，参与纂修《粤海关志》。道光二十年（1840）归里，授徒论学，培养人才。桐城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文汉光、甘绍盘、郑福照等十余人均出其门下，各有所成。与此同时，他还致力著述，十年中，撰成《大意尊闻》等书凡十余种，并自编其文集、诗集。虽然生活依然艰困，但方东树甘之如饴，著述授徒，“益穷性命之归”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唯对自己当年因漂泊在外，生计窘迫，未能归家为其父亲奔丧一事耿耿于怀，“誓宜没于外以自罚”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咸丰元年（1851），当新任安徽祁门县令唐治邀请他前去主持东山书院时，方东树不顾年高体弱，执意前往。未及数月，即因病卒于当地，享年80岁。

尽管终其一生，方东树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始终坚持传统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尝言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极，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故而他早年即“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道光十一年（1831），桐城发生水灾，县令杨大缙不但不加抚恤，反而一味贪赃婪索，导致民怨沸腾。而当地官府竟以民变上疏安徽巡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当时方东树正客居邓廷桢幕府，闻讯后立即面见邓廷桢，详陈实际情形，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请求罢兵，终于使得一方百姓免遭涂炭。道光十八年(1838)，方东树因参赞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客居广州，目睹鸦片流毒天下，祸害百姓。他忧心如焚，深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劝戒食鸦片文》。。因此，他作《化民正俗对》，力陈禁烟之道，提出：“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化民正俗对》。又作《劝戒食鸦片文》，痛陈鸦片之害，力劝食者戒烟。鸦片战争爆发后，方东树虽然已因年老归乡居家，但仍心系国事。当他得知朝廷将帅面对英军进逼大多退守避让，不战而逃，东南数省丧师失地，百姓惨遭兵燹之祸时，极为痛心疾首。他不顾衰病在身，伏案疾书，撰成《病榻罪言》一文，纵横捭阖，鉴古论今，提出收服汉奸，申严军法，增修武备，禁断贸易等制敌之策，认为“谋国之道，不恃敌之不攻，惟恃我之不败。今日之事，及逆夷暂退，急须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只要“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病榻罪言》。。道光三十年（1850），方东树已家居10年之久，年届79岁高龄，但当他读到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时，“甫尽卷首四条，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与魏默深书》。，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当年。诚如其弟子苏惇元所言，方东树一生，“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见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首。，典型地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

当然，方东树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恪守程朱理学、捍卫儒学道统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尊崇朱子之学，历来是桐城方氏家族的传统，方东树也不例外。他“幼承家范”，成年后师从姚鼐，奠定了深厚的理学根基。自谓“平生观书，不喜异说。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二”。故其立身处世，接物待人，乃至辨析学术，裁量人物，不以朱子为宗，甚而“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下，《序纂》，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对占据清代学术主流地位的汉学，方东树自然深为不满。他曾撰《辨道论》，指责汉学“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其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辨道论》。。嘉庆年间，汉学风靡一时，不仅学术界群趋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而且还出现了为汉学家立传，彰显汉学学术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即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在两广总督阮元幕府，眼见“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丳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本不欲置辩的方东树再也按捺不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发愤著述，撰成《汉学商兑》三卷。他仿效朱熹当年为批评其他学人学派之说所著《杂学辨》的体例，首先摘录论敌原文，再“各为辨正于下”。凡引原文，皆注明某人某书；所作辨正，“特论其纲领宗旨”；若“援引事类，或推衍余意”，则“以类附注句下”。全书“本止一卷，首尾脉络相贯”，但因篇幅较多，分为三卷：“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

在阐发其书宗旨义例的《序例》中，方东树开篇即列举汉学家攻击宋学的要点所在，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由此出发，方东树旁征博引，反复辩难，对汉学家的思想主张、学术宗旨、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尤集矢于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江藩、阮元等汉学大家，大段征引其言论观点，逐条予以辩驳，甚至不惜攻击谩骂诋毁之辞。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立说，“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尤为反感，指责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断言汉学家“毕世治经，一言几于道，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重序》。！不仅如此，方东树还给汉学家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比之于杨、墨、佛、老，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他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学士大夫学术昧，则生心发事害政，而野人噍类矣”。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学术宗旨深致不满，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故而他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核的学术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在他看来，此等学问“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损大体，关闳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故而方东树对汉学诸家的研究成果，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可以说，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和攻击，把清初以来或隐或显的汉宋之争推向了一个极端。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考据驳杂细碎，益国计民生；认为训诂考据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他纯粹从卫道的立场出发，一以程朱理学为衡，门户之见极深，故而其书多充斥愤激之辞、诟詈之语，名为“商兑”，实则攻击，乃至谩骂、诋毁，这不能不说是《汉学商兑》一书的最大缺陷。萧一山也认为：“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专以诋毁经学家为务，而道统之观念更为炽烈，益多主观之论矣。”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汉学商兑》成书后，当时的理学家多有赞誉，如姚莹称：“研究大著，宏博渊通，沉精明辨，息群言之喙，区大道之途。书成一家，义宗百氏，洵斯文之木铎，为正学之明镫。”

姚莹：《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沈钦韩谓：“不遍读群书，不足知其援据该洽；不精深穷理，不足知其折衷允当；不能包括古今义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书之蕴。”

沈钦韩：《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甚有称《汉学商兑》之书成，“于是汉学之气焰始衰”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者。其后，随着晚清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风气的转变，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方东树其人其书的肯定，《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影响也越来越大。民国初年，梁启超纵论清代学术，对是书多所认可，他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按：梁启超谓《汉学商兑》“成于嘉庆间”，不确。参见本书《方东树年谱简编》。但另一方面，对《汉学商兑》一书的影响和作用也不乏持否定意见者。有学者认为，该书论据“陈言力，所以并未起什么作用”

汪绍楹：《校点后记》，见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也有学者断言：“究其实，汉学衰微与汉宋调和等，与《汉学商兑》并任何的直接关联。”

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客观而言，认为《汉学商兑》出而“汉学之气焰始衰”，将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誉为“一种革命事业”，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完全否定汉学衰微与《汉学商兑》一书的关联，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道光初年，汉学虽仍盛行，但已是强弩之末，自身弊端日益显露。随着形势的变化，不仅来自外界的批评始终不断，汉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自我反省的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汉学商兑》对汉学全方位的批评、攻击乃至诋毁，疑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汉学的弊病，从而对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钱穆在指出《汉学商兑》一书“专务纠驳”、“肆口忌”，并将方东树学术造诣与当时学者加以比较之时，也认为该书“惟以纵横排奡见长，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良以汉学已臻极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学术将变应有之象也”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20、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方东树恪守程朱理学，也极为重视立身制行。在他看来，“学之本事”在于“修己治人之方”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待定录自序》。，士人“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足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他一生勤于读书著述，“每日鸡鸣起，至漏数十下始就寝。严寒酷暑，精进靡间”。虽迫于生计，经常奔走四方，但于“舟车尘土之间，忧戚病患之余”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仍好学深思，刻苦自励，时时体验“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道光四年条。，凡有所悟，皆随笔条记，积数十年之功，撰成《待定录》百余卷，“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浮屠、老子、杂家之说，罔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惜其书未刊，后毁于兵燹。晚年家居课徒，方东树亦持身谨严，侃侃不阿，“遇事据理直论，或面折人非”，“凡以诗文就正者，既告之法，必进以古人务本之义”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对晚辈要求尤为严格，他先后撰成《大意尊闻》、《山天衣闻》等书，或记述“内省自讼”之所得，或择取古人相关之格言，欲以警示儿孙后辈。特别是《大意尊闻》一书，初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即其归乡的第一年。在此后家居的十年中，方东树不断进行修改，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即其去世的前一年，才最终定稿。在这部随笔札记体裁的著述中，方东树将其一生的经历、体验和感悟凝聚于笔端，“自小学以至于大学之事，格致、省察、克制、存养以至于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齐家、训俗、教学以至于治平之业，不有以探其原而穷其弊，笃实亲切，不阔不肤”

方宗诚：《大意尊闻序》，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可谓其教也谆谆，其情也殷殷，既写给儿孙，实则亦写给世人，至今读来，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当然，方东树并非完人，其性格亦有缺陷，他自谓其“性轻脱率意，又精神短浅，虑患不深，疏放不慎”

方东树：《未能录》卷上，《敬事五》，见《仪卫轩全集》，光绪十七年重刻本。，故而常常好发议论，针砭讥刺，逞一时快意，而罔顾其所安。即便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之时，也往往不能做到心平气和，《汉学商兑》就是如此。这大概也是智者之失吧。

方东树在文学上亦有相当造诣。他认为“文章如面，万有不同”，著书撰文，当“本之以经济，以求其大；本之以义理，以求其醇。表章纪事然后重，陶铸性情然后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姚石甫文集序》。。故其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见《考槃集文录》卷首。尽管因学术兴趣转移，方东树曾一度“屏文章不为”，甚至欲焚而弃之，但实际上仍笔耕不辍，自言“吾用于世，而窃慕古之立言者，蕲与为不朽，故平生喜著书”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冷斋说》。。所撰文章亦在其好友毛岳生、姚莹的劝说及其弟子戴钧衡、方宗诚的协助下，得以编成《考槃集文录》十二卷并保存下来。当时人即对其文多有好评，管同说：“不尽之意，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此境界。”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引管同语。方宗诚也推崇说：“先生之文醇茂昌明，言必有本，随事阐发，皆关世教。”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不仅其文堪列桐城派之林，方东树在诗歌创作乃至诗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将诗作先后编成《半字集》二卷、《王余集》一卷、《考槃集》三卷等行世，时人称其“穷源尽委，而沉雄坚实，卓然自成一家”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特别是他评点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等读本，阐发其论诗见解，后汇编为《昭昧詹言》一书，成为桐城派以文论诗的代表作，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方东树对佛、道思想也有研究，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

《清史列传》卷六七，《儒林传上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他曾著《老子章义》、《考正感应篇畅隐》、《语心证璞》、《向果微言》、《最后微言》等，讨论儒、佛、道三家心性之旨。因在其思想主张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且对后世影响不大，故此从略。

二

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字栗生，号镜海，或作敬楷，又称小岱山人。

唐鉴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唐焕，字尧章，乾隆六年（1741）举人，曾任山东平阴县县令。父亲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学者称陶山先生。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任江苏荆溪、吴江、吴县知县，海州、通州知州，松江府、苏州府知府，官至陕西布政使。他为官清正廉洁，关心民瘼，每至一地，均兴利除弊，振兴文教，深得民众拥戴，江苏士人为其绘像刻石，立于苏州沧浪亭。在学术方面，唐仲冕也颇有成就。他崇尚明体达用之实学，精研群经，长于考证，与钱大昕、王昶、孙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乾嘉学者多有交游往还，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唐鉴幼年跟随祖父读朱子《小学》诸书，又通读《资治通鉴》等史著，奠定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嘉庆十二年（1807），刚届而立之年的唐鉴得举湖南乡试。十四年（1809）中进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升浙江道监察御史。道光元年（1821），简任广西平乐府知府，在当地兴利除弊，捕盗安民，并相其地宜，推广开塘治田之法。四年（1824），以母病告归。后迭遭母丧、父丧，守制6年。服阙，再补平乐府知府，于任内捐廉修缮文庙、考棚、书院，革除陋规，惩治盗贼，又重申开塘治田之法，以惠民生。时值湖南江华瑶民赵金龙率众起事，波及广东、广西两省。唐鉴奉命出守平乐府属要隘富川，得知贺县瑶民意欲聚众响应，他“轻车减从，亲往抚之”

唐尔藻：《唐公镜海府君行状》，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事平之后，又亲自拟定善后章程，惩治扰民胥役，兴办义学书院，以端正风俗，消除隐患。十三年（1833），因办理瑶事有功，唐鉴得升任安徽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兼管钞关。次年，调江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十府粮储道，管理漕粮督运事务。他在其任谋其政，多次就漕运事宜上疏言事，得到朝廷认可施行。十六年（1836），补授贵州按察使。十八年（1838），调江宁布政使。时两江总督陶澍卧病，唐鉴代为处理日常事务，陶澍去世后又署理两江事务。他为政清廉，处事干练，深得皇帝信任。二十年（1840），内转太常寺卿，入京供职。鸦片战争爆发后，举国震动，唐鉴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他不畏强权，毅然上疏，“劾琦善、耆英等人，直声震天下”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一。。二十五年（1845），唐鉴因入值内廷途中发生翻车事故，手肘受伤，遂于是年冬奏请开缺，回到湖南善化。居乡期间，唐鉴或与同乡后学罗泽南、刘蓉、左宗棠、劳崇光等人探讨性理之学，或应邀主讲江南尊经书院，借以倡导正学，培养人才。咸丰元年（1851），因其弟子吕贤基推荐，内阁特旨传谕唐鉴进京。新登基的皇帝对这位74岁的老臣极为重视，先后召见十一次，或问家世学术，或询安民之策。唐鉴皆一一进言，凡“中外利弊，所不罄”

曾国藩：《皇清诰授通奉大夫二品衔太常寺卿谥确慎唐公墓志铭》，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又以当年在京供职时所撰《畿辅水利备览》一书进呈。咸丰帝“嘉其品学兼优，器识安定，欲令留京供职”。但因年老体衰，唐鉴去意坚决，他先后陛辞四次，始得“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恭谢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疏》。。咸丰十一年（1861），唐鉴因病卒于湖南宁乡，享年84岁。后曾国藩代递其遗折并请谥，奉特旨予谥“确慎”。

唐鉴生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主要为政经历，则在嘉道年间。虽然算不上高官显宦，但其一生，亦扬厉中外，颇多建树。在其前后长达3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唐鉴始终讲求经济之学，重视国计民生。在他看来，“学贵有用，用之于家而一家孝弟，用之于国而一国仁让；事君而有益于君，治民而有裨于民，通于古而宜于今，守其常而权其变”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三。。又说：“礼乐农桑当求其切于时者，典章文物当论其通于今者。”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他明确指出：“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

唐鉴：《学案小识叙》，见《学案小识》卷首。基于这一理念，唐鉴论居官朝廷，抑或为政一方，均勤政爱民，实心任事，努力践履经济之学。

早在考中进士，入官翰林之时，唐鉴就与贺长龄、陶澍、戚人镜、贺熙龄等志同道合之友人，相互切磋学问经济，树立了经世济民的志向。尽管只是一介文官，但唐鉴却究心经济民生，目睹畿辅水利久废不举，田土荒芜，他采择古书，并实地查访直隶地区河流湖泊，撰《畿辅水利备览》一书，希望朝廷派遣得力官员，重修水利，开垦农田，既为农民解决生计问题，也为国家谋求生财之道。

外任地方之后，唐鉴对民风习俗、地方利弊尤为重视。粤西地区山深林密，历来为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唐鉴先后两任广西平乐府知府，不仅在当地大力推行诸多惠民举措，而且还在为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民族观，能够相对平等地对待当地的瑶民。在他看来，“天之生人，畀以至灵之性，即畀以向善之性，瑶岂有异耶！”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三，《五原学舍图记》。据此，他明确表示，“瑶亦人也，异视之则异，同视之则同”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二，《壬辰防瑶五论》。，瑶民中亦有“尚衣冠，重礼义，随民籍，入庠序”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三，《五原学舍图记》。之人，因而，当湖南瑶民起事波及广西，平乐府属富川、贺县等地民情汹汹之时，他力主抚绥，反对征剿，并于事平之后，采取较为可行的治理办法。在调任江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十府粮储道期间，唐鉴闻知漕船运粮水手多有恃强逞凶，聚众斗殴之事，即亲自拟定《禀查禁水手滋事章程四则》，严格约束，严加管理。但当他得知山东一些运河官员因河道淤塞，往往责令粮船水手帮同挖沙时，又毅然为粮船水手请命，上《粮船水手捞十字河沙不便禀》，指出水手责在漕运，不宜帮同捞挖运河淤沙。在贵州按察使任内，尽管其治在刑名、吏治，并不直接参与民生事务，但唐鉴目睹当地山多地少，习俗广种薄收，民众食不果腹的困穷情形，仍常与时任贵州巡抚的好友贺长龄共同探讨裕民之策，大力推广区田法，并劝谕农民早种早收，莫误农时。而在任江宁布政使期间，针对江南风气浮华，习俗奢靡，各种迎神赛会花样百出，甚至“多有妇女童稚枷锁随行”之举

参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禁枷锁赛祭事》。，唐鉴多次颁布告示，晓谕严禁，以端风俗，以利民生。而当他察觉一些州县官为图省事，为保乌纱，往往于地方“劫盗、抢夺、偷窃等事，闻报不即查拿，反将事主任意磨折，逼其改重为轻，掩饰从事，知害不除”等情，尤为痛心，特别予以谕示督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确指出：“州县于民为尤近，故民之称州县者曰父母。试思父母之于子，忍见其受人侵暴乎？忍见其被人劫夺乎？忍见其号呼而不为之详查乎？忍见其痛楚而不为之垂怜乎？”要求州县官设身处地，为民着想，他说：“尔州县未出仕时，亦闾里子民也。倘或有跳梁入室，告之官而官不究，且加之督责，其必厌恶此官，薄劣此官。若竟被劫被抢，一告不应，再告三告亦不应，而反遭诘难，反受磕诈，其当何如怨恨，何如冤结也。今俨然为民父母，而遂忘之乎？遂不知子民之苦乎？”

综观唐鉴30余年的仕宦经历，完全可以说，他以自己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实践，诠释了为官的职责和境界，诚如其督饬州县官时所言：“设官所以爱民、卫民、保民，救民之疾苦，捍民之患害。见有加于吾民者，恨不能以身当之，见有困于吾民者，恨不能以身御之。此凡临民者，皆宜有是心。”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拟饬州县为民除害谕》。这既是唐鉴对州县官治民理政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多年历官中外的写照。

然而，较之临民莅政，经济事功，唐鉴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更大的，还是他的理学思想及其实践。唐鉴幼时即跟随祖父唐焕读朱熹《小学》等书，奠定了最初的学问基础。“年三十后，专读朱子之书，于《文集》、《语录》致力尤深。”

许乔林：《四砭斋省身日课序》，见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首。初入仕途，为官翰林时，他与贺长龄、陶澍、戚人镜、贺熙龄等人既以经济相劝勉，亦以理学相切磋，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争论问题。其后任职地方，他在自身潜研性道、浸润程朱，致力于涵养修身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教化风俗，认为“人心风俗全系乎教”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因而每官一地，均以兴学立教、培养人才为己任。任平乐府知府时，捐资重修道乡书院，创办五原学舍，并亲自制定书院学规及义学规制，要求士子勤学、敬师、择友，尤要树立“希圣希天”的志向，“取圣贤之言行以为步趋”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道乡书院学四则》。。官贵州按察使之时，招当地士子入署读书，并于官署倡立四处义学。“官江宁，亦如之”。晚年重回内廷，更是大力倡导正学，笃守程朱，严立藩篱。一时之间，京城一批意欲有所作为的学人士子，如倭仁、曾国藩、吴廷栋、吕贤基、何桂珍、窦垿等人，皆从之“考德问业”

曾国藩：《皇清诰授通奉大夫二品衔太常寺卿谥确慎唐公墓志铭》，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俨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衰微已久的程朱理学也因此而逐渐兴盛起来。告老归乡后，又先后主讲江南尊经书院、钟山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朗江书院，为阐扬程朱理学，培养经世人才尽心竭力。

作为道光年间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唐鉴还通过梳理学术史的方式，表彰理学，裁量人物，总结清初以来理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此即《学案小识》的编纂。道光二十三年（1843），唐鉴以程朱为宗主，开始对清初以来200年间的学术进行辨析和总结。历经两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编成《学案小识》一书，经其弟子何桂珍、窦垿、曾国藩及其外甥黄兆麟、黄倬等人校阅刊行。全书凡14卷，加卷末一卷，实际为15卷。其编排则分五大学案：卷一、二为《传道学案》，收录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凡4位学者；卷三至五为《翼道学案》，收录汤斌、顾炎武、张尔岐等19位学者；卷六至九为《守道学案》，收录于成龙、魏裔介、李光地等44位学者，卷十、十一则为该案的《待访录》，收录应撝谦、张贞生、刁包等68位学者；卷十二至十四为《经学学案》，收录黄宗羲、朱鹤龄、梅文鼎等104位学者，其中卷十四末附《待访录》，收录张惠言、金榜、王鸣盛等8位学者；卷末为《心宗学案》，收录张沐、潘平格、赵御众凡3位学者，后附《待访录》，收录邵廷采、魏一鳌、张问达等6位学者。全书收录学者计256人，若加上因父子、兄弟或同好等关系而附录的严如煜等7位学者（其中守道3人、经学4人），则为263人。

唐鉴在《学案小识》卷首的《提要》中，对其将清初以来200年间学术人物划分为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和心宗五大学案的缘由，逐一作了说明。《传道学案》居于全书冠冕，地位最为重要，别择也最为严苛。唐鉴认为：“传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传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谓之传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废，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严，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同志服其真。虽未必遽能大明与行，而后之学者可由是而进于明，进于行也。则谓之明可，谓之行可，谓之传可。”

唐鉴：《学案提要》，见《学案小识》卷首。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同此。可见，只有传承孔、孟、程、朱之道的学者，才是唐鉴心目中的传道者，也才有资格录入《传道学案》。翼道与传道相辅相成，在唐鉴看来，“传道者少，未尝不为道忧；翼道者众，又未尝不为道喜。非翼道之重于传道也，翼之则道不孤矣。道不孤，则乱道者不能夺其传矣。不能夺其传，而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立矣。然则道之传也，传者传之，翼者亦相与传之也”。也就是说，由于有翼道者的辅助，传道者始得不孤，道统传承亦得不绝，故而翼道较之传道虽略逊一筹，但其羽翼道统传承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当然，儒学道统的传承，除传道、翼道者之外，守道者的始终不渝也功不可没。唐鉴说：“今夫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正直可以慑回邪，刚健可以御强梗，庄严可以消柔佞，端悫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简易可以综繁赜，抱仁戴义可以淑心身，周规折矩可以柔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风规，百折不回可以定识力。守顾不重乎哉！”正因为有了守道者的坚持和守护，儒学道统的传承也才有了基本的保障。故而在《学案小识》一书中，传道居首，翼道次之，守道再次之，三者相互呼应，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不仅收录的学者达135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卷帙在全书15卷中占11卷，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三。

理学道统传承之外，对清初以来蓬勃兴起的汉学，《学案小识》也不能不有所反映。但唐鉴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对汉学心存不满，多所贬抑。在他看来，自汉代说经“专门名家”之后，“支分派演，愈推愈广，历千有余载而至于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或数十百言，或数千百言，曼衍而所底止，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附会亦在所不免也”。唐鉴认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则大氐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未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故其书所立的《经学学案》，只用五分之一亦即3卷的篇幅，简要记载包括附录4人在内的116位汉学家的学行。而对陆王心学，唐鉴更是直斥其为“害道之学”，上自王阳明，下迄孙奇逢，抨击不遗余力。他说：“为阳明之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讲愈诞，愈肆欲狂，愈名高而愈礼，沦澌流荡，所底极，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孙先生者，与鹿伯顺讲学于明者也，入国朝年已七十，遁影韬形，枯槁以终其身，宜矣。而乃移讲席于苏门山，仍以其旧闻号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因此，其书仅将《心宗学案》附于卷末，著录3人，列待访者6人而已。

唐鉴秉持程朱理学的立场，不仅在学案的设置和编排上意存轩轾，而且在内容记述上也有轻重之分。作为学案体著述，《学案小识》大体沿袭了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确立的总论、传主传略、传主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体例而略有变通。唐鉴将各学案总论汇为《国朝学案小识提要》一篇冠于卷首，以下则按各学案分卷，依次记述学者学行。对全书主体即传道、翼道和守道三学案收录的学者，记述内容大体包括传主生平传略、论学要语以及著者对其学术的评论和著述的介绍等。其中尤以论学要语即传主学术资料的选辑所占篇幅最大，为示征信，还逐一列举篇名出处。只有列入《待访录》的一些学者，或因“一时搜求未得其著述”

唐鉴：《学案小识》卷十，《待访录》。，有的未录其论学要语。而对收入《经学学案》的学者，所记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只载其生平，介绍其著述，并未摘录传主的学术资料。个别有摘录者，也都不注出处。唐鉴自言：“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于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唐鉴：《学案小识》卷十二，《经学学案》。但实际上，这一做法，正反映了著者对汉学的轻视和不满。至于列入《心宗学案》者，著者虽摘录其论学要语，但却多所批评，甚至随录随驳，摒之为异端邪说，足见唐鉴极力维护程朱理学道统的苦心孤诣。

如果说，唐鉴在学案的设置和内容的记述方面已有轻重轩轾之别，那么，在入传学者的选择和编排上，则更突出地反映了著者的学术立场和门户之见。其中，作为全书主体的传道、翼道和守道三学案，入选学者及其排列顺序，几乎完全从著者个人的主观标准出发，既非依据时代先后，亦未按照师承授受，而是以传主捍卫理学道统传承的勇气和作用来第其高下，定其先后。如位列《传道学案》之首的陆陇其，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气象既不如陆世仪，其年代亦在张履祥之后，只因其极力尊朱黜王，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并享入祀孔庙之殊荣，唐鉴便将其拔擢于全书卷首。又如同为清初王学大儒孙奇逢弟子的汤斌、耿介和魏一鳌，唐鉴以汤斌“潜心圣贤之学，尽性至命”，“卒谥文正，从祀两庑”

唐鉴：《学案小识》卷三，《翼道学案·睢州汤先生》。，将其列入《翼道学案》之首；耿介亦因能“笃志躬行，以倡明绝学为己任”

唐鉴：《学案小识》卷七，《守道学案·登封耿先生》。，得列入《守道学案》之中。而魏一鳌则因“从徵君孙先生游最久”，师徒问答最多，不免“高旷之病”

唐鉴：《学案小识》卷末，《心宗学案·待访录·新安魏先生》。，被贬入《心宗学案》，且置于《待访录》内，所记不过三言两语。其他如《经学学案》收录人物多年代倒置，《心宗学案》入传者寥寥数人，也都让人难以索解。故《学案小识》甫成书，便招致学者质疑。据唐鉴弟子窦垿记载，有人在得知该书目录之后即提出疑问：“若是其门户乎？是书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则吾惑滋甚。新学论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非传道乎？得不传之学于六经，非经学乎？”

窦垿：《学案小识跋》，见唐鉴《学案小识》卷末。稍后，江南学者鲁一同更直接批评“唐氏之书横列三等”，其传道、翼道、守道之分，“进退率于胸怀，轻重凭其位置，虽具尚论之识，实乖虚己之义”。并对唐鉴将经学排除在儒学道统传承之外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既列三等，又述经学，不知经者为是道耶，为非道耶？经不蹈道则非学，道不宗经则非道，适开门户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恉。”对心学一派学者，鲁一同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陆王之学，高明得之为简易，愚顽蹈之为猖狂，此其优劣乃在疏密之分，非关邪正之别”，而唐鉴抨击太过，“遂使吾道之内，矛戟森立，歧畛横分，世变日下，人材至难，何苦自相摧败如此”

鲁一同：《通甫类稿》卷二，《与高伯平论学案小识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民国时期，梁启超对该书也评价不高，他说：“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语以史才明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32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萧一山更是全盘予以否定，认为“唐鉴作《学案小识》分‘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等项，完全保守道统观念，而强以关重要之程朱残局为主体，最学术史之眼光”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1页。。

诚然，唐鉴此书确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但在道光末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风俗浇漓，清王朝内外交困，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的情势下，唐鉴如此不遗余力地表彰正学，扶持道统，坚守门户，严立藩篱，实际上反映出其欲借此挽回世道人心，拯救社会危机的良苦用心。诚如其外甥黄兆麟所言：“是编标道统之所归，明范围之所在，既不得以猎取名物而弃身心，更不得以蹈袭禅机而忘懿德。挽狂澜于既倒，引一发于千钧。此则吾舅父扶持正学之苦心也夫！”

黄兆麟：《学案小识跋》，见唐鉴《学案小识》卷末。而唐鉴这一用意，也得到了其弟子曾国藩、何桂珍、窦垿等人的认同。其后，随着曾国藩、倭仁、吕贤基等一批惕厉中外的理学家的崛起，理学复苏，清王朝的统治也一度走出困境，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可以说，唐鉴的《学案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中叶以后学术风气的变化和理学的复兴。尤其是该书将清初以来程朱学派的135位学者汇为一编，在基本反映出清代理学发展概貌的同时，也辑录和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综而观之，在道光年间社会危机逐渐加深，学术潮流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先后继起，或从理论、方法上对汉学痛下针砭，大加挞伐，或从学术史总结的视角为理学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前者有荡涤之力，后者则具开辟之功，二者一破一立，堪称清代中叶学术潮流转换的风向标和理学复兴的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方东树的著述很多，据其自言和弟子所述以及相关文献、书目记载，计有：《汉学商兑》3卷、《待定录》100余卷、《书林扬觯》2卷、《未能录》2卷、《进修谱》1卷、《猎较正簿》1卷、《山天衣闻》1卷、《一得拳膺录》（卷数不详）、《思适居铃语》4卷、《大意尊闻》3卷、《老子章义》2卷、《阴符经解》1卷、《阴符经测义》（卷数不详）、《考正感应篇畅隐》3卷、《语心证璞》1卷、《向果微言》2卷《述恉》1卷、《最后微言》10余卷、《栎社杂篇》（卷数）、《半字集》2卷、《王余集》1卷、《考槃集》3卷、《考槃集文录》12卷、《昭昧詹言》20卷、《跋南雷文定》1卷、《陶诗附考》1卷《解招魂》1卷、《援鹑堂笔记刊误》1卷补遗1卷、《刊误补义》2卷（《汉学商兑刊误补义》1卷、《书林扬觯刊误补义》1卷），另辑有《金刚藏》10种。同治年间，方宗诚编刊《仪卫轩全集》，收录其据方东树诗文重加编纂的《仪卫轩文集》12卷《外集》1卷、《仪卫轩诗集》5卷、《大意尊闻》3卷附录1卷，以及《未能录节录》、《进修谱节录》、《语心证璞节录》、《感应篇畅隐节录》等数种。光绪年间刊行的《方植之全集》，则收录了方东树所著《考槃集文录》12卷、《半字集》2卷、《考槃集》3卷、《王余集》1卷、《仪卫轩遗诗》2卷、《书林扬觯》2卷、《汉学商兑》3卷、《陶诗附考》1卷《解招魂》1卷

后人将此两种合为一卷附入《昭昧詹言》后，成为《昭昧詹言》二十一卷本。、《跋南雷文定》1卷、《山天衣闻》1卷、《进修谱》1卷、《未能录》2卷、《大意尊闻》3卷、《向果微言》2卷《述恉》1卷、《昭昧詹言》10卷《续》8卷《续录》2卷等10余种。此外，尚有《刊误补义》钞本及《汉学商兑刊误补义》刻本存世。笔者从方东树现存著述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3种，加以点校整理。

其一，《汉学商兑》。该书自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之后

今人朱维铮认为道光十一年辛卯本系重刊本，初刻本应刊于道光六年丙戌（1826）（参见朱维铮：《导言》，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卷前，上海，中西书局，2012）。漆永祥认为朱说不确，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即为初刊本（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笔者认同漆永祥之观点。，方东树仍不断有所修订，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成的《刊误补义》中，即包括《汉学商兑刊误补义》1卷。后方东树从弟兼弟子方宗诚于同治年间参赞四川总督吴棠幕府，与方东树之孙方涛在校勘初刻本的基础上，增入《刊误补义》相关内容，并对原刻本一些诋毁过甚之处作了删削，重加刊刻，此即同治十年（1871）吴棠望三益斋成都刻本。自此而后，《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刊刻者或据道光十一年原刊本，或依同治十年重刻本。前者如光绪八年（1882）四明华雨楼重校本、十四年（1888）吴县朱记荣《槐庐丛书五编》本、十五年（1889）孙溪朱氏刻本，今《续修四库全书》本；后者如光绪十七年（1891）方宗诚校刻《方植之全集》本、二十年（1894）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其后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等，由此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系统。

关于《汉学商兑》刊刻详情，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又，朱维铮言“今见诸本，均与道光辛卯本同”（参见朱维铮：《导言》，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似不确。比较而言，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刊刻最早，同治十年望三益斋本则内容更全。但方宗诚等人在增补《刊误补义》有关内容之时，亦对原书作了一些删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书面貌。因此，本次点校整理，仍以道光十一年辛卯本为底本。

其二，《大意尊闻》。该书先后有同治五年（1866）方宗诚等人校刻本和光绪年间《方植之全集》本。其中同治五年刻本于卷三末尾附载《辨志一首赠甘生》一文，又附录一卷，为方宗诚所记方东树平日言行及教诲之语。此次整理，以同治五年刻本为底本，删附录一卷，《辨志一首赠甘生》一文因已见《考槃集文录》，故亦予删除。

其三，《考槃集文录》。方东树文集有两个版本，一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自定《考槃集文录》12卷，收文239篇；一为方宗诚在此基础上选刻的《仪卫轩文集》12卷，收文103篇。本次整理，以方东树自定，刻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通行本《考槃集文录》为底本，从中遴选出103篇予以点校，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

唐鉴著述也比较多，据其自述及相关文献、书目记载，计有：《读易反身录》2卷、《易牖》2卷、《读易识》2卷、《读礼小事记》2卷、《四经拾遗》4卷、《畿辅水利备览》14卷、《平瑶纪略》2卷、《学案小识》14卷末1卷、《朱子年谱考异》（卷数不详）、《朱子学案》80卷、《四砭斋省身日课》14卷、《唐确慎公集》10卷首末各1卷。今存《读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四经拾遗》、《畿辅水利备览》、《学案小识》、《四砭斋省身日课》、《唐确慎公集》凡7种。笔者从中选择最能反映其思想主张及其经济事功的两种，加以点校整理。

其一，《学案小识》。该书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砭斋初刻本，光绪元年（1875）和光绪十年（1884）重刻本，其后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1920-1936）、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和世界书局《四朝学案》（1936）各本。本次整理，以道光二十六年四砭斋初刻本为底本，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42位传主学案加以点校，并按原书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各学案顺序编排。

其二，《唐确慎公集》。该书有光绪元年其婿贺瑗刻本，其后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次整理，以光绪元年刻本为底本，从中选取73篇予以点校，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

遵循古籍整理的通则，文字凡有改正及增补之处，均用方括号表示，所有校改、增补以及需要特别说明之处，均出校记；避讳字径予回改，异体字、古今字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改为通行规范字，通假字则保持原貌。

本书有关方东树《汉学商兑》、《考槃集文录》的点校整理，分别参考了徐洪兴和唐明贵、张淑红的成果

参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方东树撰，唐明贵、张淑红校点：《考槃集文录》，见《儒藏（精华编二七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有关唐鉴《学案小识》、《唐确慎公集》的点校整理，参考了李健美的成果

参见唐鉴撰，李健美校点：《唐鉴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由于学识和时间的限制，本书的遴选和点校整理或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中叶著名理学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多次参加科考不第，长年奔走四方，或坐馆授徒，或参赞幕府，或主讲书院。博通群籍，刻苦自励，勤于著述，留心时事。曾师从桐城派大家姚鼐，长于诗古文辞，所著《昭昧詹言》，论诗评诗，颇有真知灼见，为清代著名诗话之一。治学宗尚程朱，恪尊道统，其《汉学商兑》一书，从理论、方法上对汉学痛下针砭，大加挞伐，虽多谩骂诋毁之语，但也不乏切中汉学弊病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界认真反思汉学的弊端，进而推动了清代中叶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晚年家居，以讲学著述终老。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或作敬楷，又称小岱山人。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升浙江道监察御史。外任广西平乐府知府、贵州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等职，官至太常寺卿。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实心任事。治学宗尚程朱，摒弃陆王，贬抑汉学。晚年在朝大力倡导正学，严立藩篱，俨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所著《学案小识》一书，通过为理学家等众多学者作传的方式，表彰理学，裁量人物，在总结清初以来理学发展变化脉络的同时，也辑录和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