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樹、唐鑒都是晚清時期著名的理學傢，其生平際遇雖有所不同，學術造詣亦不盡一緻，但他們的思想主張卻多有相通之處。特彆是在道光年間中國傳統社會逐漸步入近代之時，兩人各有一部著述風靡一時，歆動天下，這就是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和唐鑒的《學案小識》，二者都對當時乃至後世産生瞭極大的影響。職此之故，因將兩人重要著述閤編為一捲。以下分彆述之。

一

方東樹（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彆號副墨子，又號歇庵、冷齋。晚年因慕春鞦時期衛國大夫蘧瑗“五十知非”，衛國國君衛武公“耄而好學”之意

參見鄭福照：《方儀衛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七年條，見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颱北，颱灣商務印書館，1978。，以“儀衛”名軒，自號“儀衛老人”，亦署“儀衛主人”，學者稱儀衛先生。

方東樹齣生於安徽桐城著名的方氏傢族中的一支。曾祖父方澤，字苧川，晚自號待廬，乾隆十二年（1747）優貢生，曾任八旗官學教習，主講山西洪洞玉峰書院。能詩擅文，論學尊崇硃熹，論文宗尚明艾南英。祖父方訓，字味書，未入仕。父方績，字展卿，縣學生，承桐城派大傢劉大櫆、姚鼐之學，力倡古文詞，著有《經史劄記》、《屈子正音》、《鶴鳴集》。

受傢族和傢學的影響，方東樹自幼嚮學，即喜為古文詞，並顯示齣很高的文學天賦。11歲時，他仿效南朝齊、梁間詩人範雲作《慎火樹詩》，得到鄉裏前輩嘆賞。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讀書範圍日益廣泛，興趣也有所轉移。據其自言：“十八九時，讀孟子書，憮然悟吾學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為。性喜莊、老及程、硃、陸、王諸賢書，讀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發者。以觀近時人文字，輒見其踳駁謬盭，為不當意”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六，《答姚石甫書》。。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東樹22歲，他與父親方績同拜著名學者、桐城派大傢姚鼐為師，受業於江寜（今南京）鍾山書院。在姚門諸弟子中，方東樹不僅“隨侍講席最久”

鄭福照：《方儀衛先生年譜》，乾隆五十八年條。，而且以其傑齣的詩文纔華和緻力於程硃理學的學術趨嚮，深得姚鼐器重，與梅曾亮、管同、劉開並稱為“姚門四傑”。

在拜師姚鼐的同年，方東樹亦入縣學，補弟子員，數年後補增廣生。與所有同時代的讀書人一樣，方東樹也期冀走上讀書做官、學以緻用的坦途。然而，天不遂人願，數十年間，他先後十次參加鄉試，一次應考歲試，均未得中。直至道光八年（1828），方東樹年屆57歲，始絕意仕途，不再應試。

科舉多次受挫，迫於生計，方東樹隻得奔走四方，或教授弟子，或參贊幕府。他先後館於江西新城陳用光侍郎、安徽桐城汪誌伊尚書府邸，又輾轉於安徽阜陽、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講學。並應姚鼐之邀，長期在江寜書院課其長孫學業。其間還曾應江寜知府呂燕昭之請，參與纂修《江寜府誌》。雖常年往來奔走，不遑寜處，但收入卻極為微薄，方東樹常常陷入衣食著的窘境。誠如其自言：“二十餘年顛沛失蕩，所至輒窮，憂患疾病，日與死迫。羇旅異地，每遇良辰會節，瞻望傢園，凶祥莫蔔，中夜推枕起嘆，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六，《答姚石甫書》。嘉慶二十四年（1819），48歲的方東樹應兩廣總督阮元之請赴廣州，參與纂修《廣東通誌》。此後數年，除短暫主持廉州海門書院、韶州韶陽書院外，均客居阮元幕府，或協纂書籍，或教授經學。道光六年（1826），阮元調任雲貴總督，方東樹遂自粵歸裏。其後，又先後主持安徽廬州廬陽書院、亳州泖湖書院、宿鬆鬆滋書院，佐理安徽巡撫鄧廷楨幕府，客居武進縣令姚瑩官署。道光十七年（1837），赴廣東參贊兩廣總督鄧廷楨幕府，次年應粵海關監督豫堃之請，參與纂修《粵海關誌》。道光二十年（1840）歸裏，授徒論學，培養人纔。桐城戴鈞衡、方宗誠、蘇惇元、文漢光、甘紹盤、鄭福照等十餘人均齣其門下，各有所成。與此同時，他還緻力著述，十年中，撰成《大意尊聞》等書凡十餘種，並自編其文集、詩集。雖然生活依然艱睏，但方東樹甘之如飴，著述授徒，“益窮性命之歸”

方宗誠：《儀衛先生行狀》，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唯對自己當年因漂泊在外，生計窘迫，未能歸傢為其父親奔喪一事耿耿於懷，“誓宜沒於外以自罰”

鄭福照：《方儀衛先生年譜》，鹹豐元年條。。鹹豐元年（1851），當新任安徽祁門縣令唐治邀請他前去主持東山書院時，方東樹不顧年高體弱，執意前往。未及數月，即因病卒於當地，享年80歲。

盡管終其一生，方東樹隻是一介書生，但他始終堅持傳統儒學講求經世緻用的價值理念，“嘗言立身為學，固以修德製行，內全天理為極，而於人世事理，亦必講明通貫以待用”。故而他早年即“銳然有用世誌，凡禮樂、兵刑、河漕、水利、錢榖、關市，大經大法，皆嘗究心，曰此安民之實用也”

方宗誠：《儀衛先生行狀》，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道光十一年（1831），桐城發生水災，縣令楊大縉不但不加撫恤，反而一味貪贓婪索，導緻民怨沸騰。而當地官府竟以民變上疏安徽巡撫鄧廷楨，請求派兵鎮壓。當時方東樹正客居鄧廷楨幕府，聞訊後立即麵見鄧廷楨，詳陳實際情形，並以身傢性命擔保，請求罷兵，終於使得一方百姓免遭塗炭。道光十八年(1838)，方東樹因參贊時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幕府，客居廣州，目睹鴉片流毒天下，禍害百姓。他憂心如焚，深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國也，非獨歲糜中國金錢數十百萬而已也，其勢將使中國人類日就澌滅也。此天地之大變也，自生民以來，其禍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二，《勸戒食鴉片文》。。因此，他作《化民正俗對》，力陳禁煙之道，提齣：“欲令鴉片之害永絕，則莫若嚴治食者，欲嚴治食者，則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二，《化民正俗對》。又作《勸戒食鴉片文》，痛陳鴉片之害，力勸食者戒煙。鴉片戰爭爆發後，方東樹雖然已因年老歸鄉居傢，但仍心係國事。當他得知朝廷將帥麵對英軍進逼大多退守避讓，不戰而逃，東南數省喪師失地，百姓慘遭兵燹之禍時，極為痛心疾首。他不顧衰病在身，伏案疾書，撰成《病榻罪言》一文，縱橫捭闔，鑒古論今，提齣收服漢奸，申嚴軍法，增修武備，禁斷貿易等製敵之策，認為“謀國之道，不恃敵之不攻，惟恃我之不敗。今日之事，及逆夷暫退，急須認真增修武備，倡勇敢，鼓士氣，儲蓄聚，習弓矢，鎮靜以安百姓，勿搖民心”，隻要“朝廷誠威誠斷，諸將誠勇誠謀，必可轉敗為功”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二，《病榻罪言》。。道光三十年（1850），方東樹已傢居10年之久，年屆79歲高齡，但當他讀到魏源所著《海國圖誌》時，“甫盡捲首四條，不禁五體投地，拍案傾倒，以為此真良纔濟時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響耳食空談也”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六，《與魏默深書》。，憂國憂民之情，絲毫未減當年。誠如其弟子蘇惇元所言，方東樹一生，“身雖未仕，常懷天下憂。凡遇國傢大事，忠憤之氣見於顔色，或流涕如雨”

蘇惇元：《儀衛方先生傳》，見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首。，典型地錶現瞭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情懷。

當然，方東樹對當時乃至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他恪守程硃理學、捍衛儒學道統的思想主張和學術實踐。尊崇硃子之學，曆來是桐城方氏傢族的傳統，方東樹也不例外。他“幼承傢範”，成年後師從姚鼐，奠定瞭深厚的理學根基。自謂“平生觀書，不喜異說。少時亦嘗泛濫百傢，惟於硃子之言有獨契，覺其言言當於人心，毫發不閤，直與孔、曾、思、孟二”。故其立身處世，接物待人，乃至辨析學術，裁量人物，不以硃子為宗，甚而“見後人著書，凡與硃子為難者，輒恚恨，以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方東樹：《書林揚觶》捲下，《序纂》，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九輯，北京，北京齣版社，2000。。對占據清代學術主流地位的漢學，方東樹自然深為不滿。他曾撰《辨道論》，指責漢學“以章句為本，以訓詁為主，以博辨為門，以同異為攻，不概於道，不協於理，不顧其所安”，其說“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棄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益於世用。其言盈天下，其離經畔道過於楊、墨、佛、老”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一，《辨道論》。。嘉慶年間，漢學風靡一時，不僅學術界群趨於文字、音韻、訓詁、考據的研究，幾乎“傢傢許、鄭，人人賈、馬”，而且還齣現瞭為漢學傢立傳，彰顯漢學學術成就的總結性著作，即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在學術界産生瞭極大影響。當時，方東樹與江藩同在兩廣總督阮元幕府，眼見“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為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為士林所重，馳騁筆舌，丳穿百傢，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本不欲置辯的方東樹再也按捺不住，毅然決然，挺身而齣，發憤著述，撰成《漢學商兌》三捲。他仿效硃熹當年為批評其他學人學派之說所著《雜學辨》的體例，首先摘錄論敵原文，再“各為辨正於下”。凡引原文，皆注明某人某書；所作辨正，“特論其綱領宗旨”；若“援引事類，或推衍餘意”，則“以類附注句下”。全書“本止一捲，首尾脈絡相貫”，但因篇幅較多，分為三捲：“首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為總論，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

方東樹：《漢學商兌》捲首，《漢學商兌序例》。

在闡發其書宗旨義例的《序例》中，方東樹開篇即列舉漢學傢攻擊宋學的要點所在，他說：“近世有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硃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海內名卿巨公、高纔碩學數十傢遞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為害於傢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於空虛心學禪宗，為歧於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疏不學，為荒於經術。”由此齣發，方東樹旁徵博引，反復辯難，對漢學傢的思想主張、學術宗旨、研究方法，乃至學術成就，進行瞭全麵的批評，尤集矢於顧炎武、毛奇齡、惠棟、戴震、段玉裁、錢大昕、焦循、江藩、阮元等漢學大傢，大段徵引其言論觀點，逐條予以辯駁，甚至不惜攻擊謾罵詆毀之辭。

齣於衛道的目的，方東樹對漢學傢著書立說，“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硃子為急務”尤為反感，指責其“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誌快意，以騖名而已”，斷言漢學傢“畢世治經，一言幾於道，一念及於用，以為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

方東樹：《漢學商兌》捲首，《重序》。！不僅如此，方東樹還給漢學傢扣上“離經叛道”的罪名，比之於楊、墨、佛、老，視之為洪水猛獸，甚至有過之而不及。在他看來，漢學傢“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道”

方東樹：《漢學商兌》捲首，《漢學商兌序例》。，“較之楊、墨、佛、老而更陋，擬之洪水猛獸而更凶。何者？洪水猛獸害野人，此害專及學士大夫。學士大夫學術昧，則生心發事害政，而野人噍類矣”。

站在宋學的立場，方東樹對漢學傢一緻遵循的由文字、音韻、訓詁以尋求經書義理的學術宗旨深緻不滿，攻擊不遺餘力。他說：“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真，緻誤解古經，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為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差謬也。諸儒釋經解字，紛紜百端。吾論其他，即以鄭氏、許氏言之，其乖違失真者已多矣，而況其下焉者乎？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有捨經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於義理。何以明之？蓋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據此，方東樹認為：“解經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捨義理而求之左驗，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所以蔽也。”何況一些漢學傢一味泥古、復古，“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以為去聖未遠，自有所受，不知漢儒所說，違誤害理者甚眾”。故而他極力強調：“夫訓詁未明，當求之小學，是也。若大義未明，則實非小學所能盡。今漢學宗旨，必謂經義不外於小學，第當專治小學，不當空言義理。以此欲驀過宋儒而衊之，超接道統，故謂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由訓詁以接夫唐、虞、周、孔正傳。此最異端邪說，然亦最淺陋，又多矛盾也。”針對漢學傢群趨於典章製度考核的學術風氣，方東樹反詰說：“如《考工》車製，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車製，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為定論。他如蔡氏賦役，瀋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為真知定見。莊子所謂‘有待而定’者邪？”

方東樹：《漢學商兌》捲下。在他看來，此等學問“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損大體，關閎旨”方東樹：《漢學商兌》捲中之下。

。故而方東樹對漢學諸傢的研究成果，基本持否定的態度，他說：“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隻嚮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韆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傢國，瞭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方東樹：《漢學商兌》捲中之上。

方東樹還進而總結漢學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窮理為厲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實，謂程硃空言窮理，啓後學空疏之陋”；“其三，則由於忌程硃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傳”；“其四，則畏程硃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其五，則奈何不下腹中數捲書，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為駁雜細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棄餘，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則見世科舉俗士，空疏者眾，貪於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為多，臨深為高也”

方東樹：《漢學商兌》捲下。。可以說，方東樹對漢學的批評和攻擊，把清初以來或隱或顯的漢宋之爭推嚮瞭一個極端。

平心而論，方東樹對漢學的指責，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諸如批評典章製度的考證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適從；針砭漢學考據駁雜細碎，益國計民生；認為訓詁考據不能完全賅括經書義理和儒學內容等，都切中漢學弊病。但他純粹從衛道的立場齣發，一以程硃理學為衡，門戶之見極深，故而其書多充斥憤激之辭、詬詈之語，名為“商兌”，實則攻擊，乃至謾罵、詆毀，這不能不說是《漢學商兌》一書的最大缺陷。蕭一山也認為：“方東樹作《漢學商兌》，專以詆毀經學傢為務，而道統之觀念更為熾烈，益多主觀之論矣。”

蕭一山：《清代通史》捲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時代之文學與理學》，第二冊，78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漢學商兌》成書後，當時的理學傢多有贊譽，如姚瑩稱：“研究大著，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群言之喙，區大道之途。書成一傢，義宗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為正學之明鐙。”

姚瑩：《漢學商兌題辭》，見方東樹《漢學商兌》捲末。瀋欽韓謂：“不遍讀群書，不足知其援據該洽；不精深窮理，不足知其摺衷允當；不能包括古今義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書之蘊。”

瀋欽韓：《漢學商兌題辭》，見方東樹《漢學商兌》捲末。甚有稱《漢學商兌》之書成，“於是漢學之氣焰始衰”

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捲一，見《續修四庫全書》，第540冊，上海，上海古籍齣版社，2002。者。其後，隨著晚清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學術風氣的轉變，特彆是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對方東樹其人其書的肯定，《漢學商兌》一版再版，影響也越來越大。民國初年，梁啓超縱論清代學術，對是書多所認可，他說：“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卻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書成於嘉慶間，正值正統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也。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傢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製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九，58頁，上海，上海古籍齣版社，2005。按：梁啓超謂《漢學商兌》“成於嘉慶間”，不確。參見本書《方東樹年譜簡編》。但另一方麵，對《漢學商兌》一書的影響和作用也不乏持否定意見者。有學者認為，該書論據“陳言力，所以並未起什麼作用”

汪紹楹：《校點後記》，見方東樹撰，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捲末，北京，人民文學齣版社，1961。，也有學者斷言：“究其實，漢學衰微與漢宋調和等，與《漢學商兌》並任何的直接關聯。”

漆永祥：《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載《文史哲》，2013（2）。客觀而言，認為《漢學商兌》齣而“漢學之氣焰始衰”，將方東樹對漢學的批評譽為“一種革命事業”，固然有誇大的成分，但完全否定漢學衰微與《漢學商兌》一書的關聯，似乎也走嚮瞭另一個極端。道光初年，漢學雖仍盛行，但已是強弩之末，自身弊端日益顯露。隨著形勢的變化，不僅來自外界的批評始終不斷，漢學陣營內部也齣現瞭自我反省的聲音。在這種情形之下，《漢學商兌》對漢學全方位的批評、攻擊乃至詆毀，疑促使學界進一步反思漢學的弊病，從而對學術思潮的消長變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錢穆在指齣《漢學商兌》一書“專務糾駁”、“肆口忌”，並將方東樹學術造詣與當時學者加以比較之時，也認為該書“惟以縱橫排奡見長，然亦頗為並時學者推重。良以漢學已臻極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學術將變應有之象也”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20、52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方東樹恪守程硃理學，也極為重視立身製行。在他看來，“學之本事”在於“修己治人之方”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三，《待定錄自序》。，士人“必也纔當世用，卓乎實足濟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為天下後世法”

鄭福照：《方儀衛先生年譜》，鹹豐元年條。。他一生勤於讀書著述，“每日雞鳴起，至漏數十下始就寢。嚴寒酷暑，精進靡間”。雖迫於生計，經常奔走四方，但於“舟車塵土之間，憂戚病患之餘”

方宗誠：《儀衛先生行狀》，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仍好學深思，刻苦自勵，時時體驗“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

鄭福照：《方儀衛先生年譜》，道光四年條。，凡有所悟，皆隨筆條記，積數十年之功，撰成《待定錄》百餘捲，“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齊之教，格緻之方，省察存養之旨，諸儒學術同異得失，以逮說經、考史、詩文、小學、浮屠、老子、雜傢之說，罔不探賾抉微，析非審是”。惜其書未刊，後毀於兵燹。晚年傢居課徒，方東樹亦持身謹嚴，侃侃不阿，“遇事據理直論，或麵摺人非”，“凡以詩文就正者，既告之法，必進以古人務本之義”

方宗誠：《儀衛先生行狀》，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對晚輩要求尤為嚴格，他先後撰成《大意尊聞》、《山天衣聞》等書，或記述“內省自訟”之所得，或擇取古人相關之格言，欲以警示兒孫後輩。特彆是《大意尊聞》一書，初成於道光二十年（1840），即其歸鄉的第一年。在此後傢居的十年中，方東樹不斷進行修改，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即其去世的前一年，纔最終定稿。在這部隨筆劄記體裁的著述中，方東樹將其一生的經曆、體驗和感悟凝聚於筆端，“自小學以至於大學之事，格緻、省察、剋製、存養以至於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齊傢、訓俗、教學以至於治平之業，不有以探其原而窮其弊，篤實親切，不闊不膚”

方宗誠：《大意尊聞序》，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可謂其教也諄諄，其情也殷殷，既寫給兒孫，實則亦寫給世人，至今讀來，仍有很強的現實藉鑒意義。當然，方東樹並非完人，其性格亦有缺陷，他自謂其“性輕脫率意，又精神短淺，慮患不深，疏放不慎”

方東樹：《未能錄》捲上，《敬事五》，見《儀衛軒全集》，光緒十七年重刻本。，故而常常好發議論，針砭譏刺，逞一時快意，而罔顧其所安。即便在進行正常的學術批評之時，也往往不能做到心平氣和，《漢學商兌》就是如此。這大概也是智者之失吧。

方東樹在文學上亦有相當造詣。他認為“文章如麵，萬有不同”，著書撰文，當“本之以經濟，以求其大；本之以義理，以求其醇。錶章紀事然後重，陶鑄性情然後真”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三，《姚石甫文集序》。。故其為文，“務盡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自序》，見《考槃集文錄》捲首。盡管因學術興趣轉移，方東樹曾一度“屏文章不為”，甚至欲焚而棄之，但實際上仍筆耕不輟，自言“吾用於世，而竊慕古之立言者，蘄與為不朽，故平生喜著書”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捲二，《冷齋說》。。所撰文章亦在其好友毛嶽生、姚瑩的勸說及其弟子戴鈞衡、方宗誠的協助下，得以編成《考槃集文錄》十二捲並保存下來。當時人即對其文多有好評，管同說：“不盡之意，不達之辭，國朝名傢此境界。”

方東樹：《考槃集文錄自序》引管同語。方宗誠也推崇說：“先生之文醇茂昌明，言必有本，隨事闡發，皆關世教。”

方宗誠：《儀衛先生行狀》，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不僅其文堪列桐城派之林，方東樹在詩歌創作乃至詩學理論上也頗有建樹。他將詩作先後編成《半字集》二捲、《王餘集》一捲、《考槃集》三捲等行世，時人稱其“窮源盡委，而沉雄堅實，卓然自成一傢”

方宗誠：《儀衛先生行狀》，見方東樹《大意尊聞》捲首。。特彆是他評點王士禛《古詩選》、姚鼐《今體詩鈔》等讀本，闡發其論詩見解，後匯編為《昭昧詹言》一書，成為桐城派以文論詩的代錶作，對當時以及後世都産生瞭很大的影響。

方東樹對佛、道思想也有研究，史載其“研極義理，於經史百傢、浮屠、老子之說，罔不窮究”

《清史列傳》捲六七，《儒林傳上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他曾著《老子章義》、《考正感應篇暢隱》、《語心證璞》、《嚮果微言》、《最後微言》等，討論儒、佛、道三傢心性之旨。因在其思想主張中並未占據主導地位，且對後世影響不大，故此從略。

二

唐鑒（1778—1861），湖南善化（今屬長沙市）人，字栗生，號鏡海，或作敬楷，又稱小岱山人。

唐鑒齣生於官宦世傢。祖父唐煥，字堯章，乾隆六年（1741）舉人，曾任山東平陰縣縣令。父親唐仲冕，字六枳，號陶山，學者稱陶山先生。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曆任江蘇荊溪、吳江、吳縣知縣，海州、通州知州，鬆江府、蘇州府知府，官至陝西布政使。他為官清正廉潔，關心民瘼，每至一地，均興利除弊，振興文教，深得民眾擁戴，江蘇士人為其繪像刻石，立於蘇州滄浪亭。在學術方麵，唐仲冕也頗有成就。他崇尚明體達用之實學，精研群經，長於考證，與錢大昕、王昶、孫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乾嘉學者多有交遊往還，著有《岱覽》、《陶山文錄》、《陶山詩錄》等。

唐鑒幼年跟隨祖父讀硃子《小學》諸書，又通讀《資治通鑒》等史著，奠定瞭良好的學問基礎。嘉慶十二年（1807），剛屆而立之年的唐鑒得舉湖南鄉試。十四年（1809）中進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開始步入仕途。他先後任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協修、會試同考官，升浙江道監察禦史。道光元年（1821），簡任廣西平樂府知府，在當地興利除弊，捕盜安民，並相其地宜，推廣開塘治田之法。四年（1824），以母病告歸。後迭遭母喪、父喪，守製6年。服闕，再補平樂府知府，於任內捐廉修繕文廟、考棚、書院，革除陋規，懲治盜賊，又重申開塘治田之法，以惠民生。時值湖南江華瑤民趙金龍率眾起事，波及廣東、廣西兩省。唐鑒奉命齣守平樂府屬要隘富川，得知賀縣瑤民意欲聚眾響應，他“輕車減從，親往撫之”

唐爾藻：《唐公鏡海府君行狀》，見唐鑒《唐確慎公集》捲首。。事平之後，又親自擬定善後章程，懲治擾民胥役，興辦義學書院，以端正風俗，消除隱患。十三年（1833），因辦理瑤事有功，唐鑒得升任安徽徽寜池太廣兵備道，兼管鈔關。次年，調江安徽寜池太廬鳳淮揚十府糧儲道，管理漕糧督運事務。他在其任謀其政，多次就漕運事宜上疏言事，得到朝廷認可施行。十六年（1836），補授貴州按察使。十八年（1838），調江寜布政使。時兩江總督陶澍臥病，唐鑒代為處理日常事務，陶澍去世後又署理兩江事務。他為政清廉，處事乾練，深得皇帝信任。二十年（1840），內轉太常寺卿，入京供職。鴉片戰爭爆發後，舉國震動，唐鑒堅決主戰，反對求和，他不畏強權，毅然上疏，“劾琦善、耆英等人，直聲震天下”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捲三一。。二十五年（1845），唐鑒因入值內廷途中發生翻車事故，手肘受傷，遂於是年鼕奏請開缺，迴到湖南善化。居鄉期間，唐鑒或與同鄉後學羅澤南、劉蓉、左宗棠、勞崇光等人探討性理之學，或應邀主講江南尊經書院，藉以倡導正學，培養人纔。鹹豐元年（1851），因其弟子呂賢基推薦，內閣特旨傳諭唐鑒進京。新登基的皇帝對這位74歲的老臣極為重視，先後召見十一次，或問傢世學術，或詢安民之策。唐鑒皆一一進言，凡“中外利弊，所不罄”

曾國藩：《皇清誥授通奉大夫二品銜太常寺卿謚確慎唐公墓誌銘》，見唐鑒《唐確慎公集》捲首。，又以當年在京供職時所撰《畿輔水利備覽》一書進呈。鹹豐帝“嘉其品學兼優，器識安定，欲令留京供職”。但因年老體衰，唐鑒去意堅決，他先後陛辭四次，始得“賞加二品銜，迴江南主講書院”

唐鑒：《唐確慎公集》捲首，《恭謝賞加二品銜，迴江南主講書院疏》。。鹹豐十一年（1861），唐鑒因病卒於湖南寜鄉，享年84歲。後曾國藩代遞其遺摺並請謚，奉特旨予謚“確慎”。

唐鑒生曆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四朝，主要為政經曆，則在嘉道年間。雖然算不上高官顯宦，但其一生，亦揚厲中外，頗多建樹。在其前後長達3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唐鑒始終講求經濟之學，重視國計民生。在他看來，“學貴有用，用之於傢而一傢孝弟，用之於國而一國仁讓；事君而有益於君，治民而有裨於民，通於古而宜於今，守其常而權其變”

唐鑒：《四砭齋省身日課》捲十三。。又說：“禮樂農桑當求其切於時者，典章文物當論其通於今者。”

唐鑒：《四砭齋省身日課》捲十。他明確指齣：“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製、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

唐鑒：《學案小識敘》，見《學案小識》捲首。基於這一理念，唐鑒論居官朝廷，抑或為政一方，均勤政愛民，實心任事，努力踐履經濟之學。

早在考中進士，入官翰林之時，唐鑒就與賀長齡、陶澍、戚人鏡、賀熙齡等誌同道閤之友人，相互切磋學問經濟，樹立瞭經世濟民的誌嚮。盡管隻是一介文官，但唐鑒卻究心經濟民生，目睹畿輔水利久廢不舉，田土荒蕪，他采擇古書，並實地查訪直隸地區河流湖泊，撰《畿輔水利備覽》一書，希望朝廷派遣得力官員，重修水利，開墾農田，既為農民解決生計問題，也為國傢謀求生財之道。

外任地方之後，唐鑒對民風習俗、地方利弊尤為重視。粵西地區山深林密，曆來為壯、瑤等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唐鑒先後兩任廣西平樂府知府，不僅在當地大力推行諸多惠民舉措，而且還在為宦實踐中，逐漸形成瞭一種比較開明的民族觀，能夠相對平等地對待當地的瑤民。在他看來，“天之生人，畀以至靈之性，即畀以嚮善之性，瑤豈有異耶！”

唐鑒：《唐確慎公集》捲三，《五原學捨圖記》。據此，他明確錶示，“瑤亦人也，異視之則異，同視之則同”

唐鑒：《唐確慎公集》捲二，《壬辰防瑤五論》。，瑤民中亦有“尚衣冠，重禮義，隨民籍，入庠序”

唐鑒：《唐確慎公集》捲三，《五原學捨圖記》。之人，因而，當湖南瑤民起事波及廣西，平樂府屬富川、賀縣等地民情洶洶之時，他力主撫綏，反對徵剿，並於事平之後，采取較為可行的治理辦法。在調任江安徽寜池太廬鳳淮揚十府糧儲道期間，唐鑒聞知漕船運糧水手多有恃強逞凶，聚眾鬥毆之事，即親自擬定《稟查禁水手滋事章程四則》，嚴格約束，嚴加管理。但當他得知山東一些運河官員因河道淤塞，往往責令糧船水手幫同挖沙時，又毅然為糧船水手請命，上《糧船水手撈十字河沙不便稟》，指齣水手責在漕運，不宜幫同撈挖運河淤沙。在貴州按察使任內，盡管其治在刑名、吏治，並不直接參與民生事務，但唐鑒目睹當地山多地少，習俗廣種薄收，民眾食不果腹的睏窮情形，仍常與時任貴州巡撫的好友賀長齡共同探討裕民之策，大力推廣區田法，並勸諭農民早種早收，莫誤農時。而在任江寜布政使期間，針對江南風氣浮華，習俗奢靡，各種迎神賽會花樣百齣，甚至“多有婦女童稚枷鎖隨行”之舉

參見唐鑒：《唐確慎公集》捲五，《禁枷鎖賽祭事》。，唐鑒多次頒布告示，曉諭嚴禁，以端風俗，以利民生。而當他察覺一些州縣官為圖省事，為保烏紗，往往於地方“劫盜、搶奪、偷竊等事，聞報不即查拿，反將事主任意磨摺，逼其改重為輕，掩飾從事，知害不除”等情，尤為痛心，特彆予以諭示督責，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明確指齣：“州縣於民為尤近，故民之稱州縣者曰父母。試思父母之於子，忍見其受人侵暴乎？忍見其被人劫奪乎？忍見其號呼而不為之詳查乎？忍見其痛楚而不為之垂憐乎？”要求州縣官設身處地，為民著想，他說：“爾州縣未齣仕時，亦閭裏子民也。倘或有跳梁入室，告之官而官不究，且加之督責，其必厭惡此官，薄劣此官。若竟被劫被搶，一告不應，再告三告亦不應，而反遭詰難，反受磕詐，其當何如怨恨，何如冤結也。今儼然為民父母，而遂忘之乎？遂不知子民之苦乎？”

綜觀唐鑒30餘年的仕宦經曆，完全可以說，他以自己清正廉潔、勤政愛民的實踐，詮釋瞭為官的職責和境界，誠如其督飭州縣官時所言：“設官所以愛民、衛民、保民，救民之疾苦，捍民之患害。見有加於吾民者，恨不能以身當之，見有睏於吾民者，恨不能以身禦之。此凡臨民者，皆宜有是心。”

唐鑒：《唐確慎公集》捲五，《擬飭州縣為民除害諭》。這既是唐鑒對州縣官治民理政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多年曆官中外的寫照。

然而，較之臨民蒞政，經濟事功，唐鑒對當時以及後世影響更大的，還是他的理學思想及其實踐。唐鑒幼時即跟隨祖父唐煥讀硃熹《小學》等書，奠定瞭最初的學問基礎。“年三十後，專讀硃子之書，於《文集》、《語錄》緻力尤深。”

許喬林：《四砭齋省身日課序》，見唐鑒《四砭齋省身日課》捲首。初入仕途，為官翰林時，他與賀長齡、陶澍、戚人鏡、賀熙齡等人既以經濟相勸勉，亦以理學相切磋，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爭論問題。其後任職地方，他在自身潛研性道、浸潤程硃，緻力於涵養修身的同時，也極為重視教化風俗，認為“人心風俗全係乎教”

唐鑒：《四砭齋省身日課》捲十。，因而每官一地，均以興學立教、培養人纔為己任。任平樂府知府時，捐資重修道鄉書院，創辦五原學捨，並親自製定書院學規及義學規製，要求士子勤學、敬師、擇友，尤要樹立“希聖希天”的誌嚮，“取聖賢之言行以為步趨”

唐鑒：《唐確慎公集》捲五，《道鄉書院學四則》。。官貴州按察使之時，招當地士子入署讀書，並於官署倡立四處義學。“官江寜，亦如之”。晚年重迴內廷，更是大力倡導正學，篤守程硃，嚴立藩籬。一時之間，京城一批意欲有所作為的學人士子，如倭仁、曾國藩、吳廷棟、呂賢基、何桂珍、竇垿等人，皆從之“考德問業”

曾國藩：《皇清誥授通奉大夫二品銜太常寺卿謚確慎唐公墓誌銘》，見唐鑒《唐確慎公集》捲首。，儼然形成以其為核心的京師理學群體，衰微已久的程硃理學也因此而逐漸興盛起來。告老歸鄉後，又先後主講江南尊經書院、鍾山書院，江西白鹿洞書院，湖南朗江書院，為闡揚程硃理學，培養經世人纔盡心竭力。

作為道光年間理學界的領軍人物，唐鑒還通過梳理學術史的方式，錶彰理學，裁量人物，總結清初以來理學發展變化的脈絡，此即《學案小識》的編纂。道光二十三年（1843），唐鑒以程硃為宗主，開始對清初以來200年間的學術進行辨析和總結。曆經兩年，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編成《學案小識》一書，經其弟子何桂珍、竇垿、曾國藩及其外甥黃兆麟、黃倬等人校閱刊行。全書凡14捲，加捲末一捲，實際為15捲。其編排則分五大學案：捲一、二為《傳道學案》，收錄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凡4位學者；捲三至五為《翼道學案》，收錄湯斌、顧炎武、張爾岐等19位學者；捲六至九為《守道學案》，收錄於成龍、魏裔介、李光地等44位學者，捲十、十一則為該案的《待訪錄》，收錄應撝謙、張貞生、刁包等68位學者；捲十二至十四為《經學學案》，收錄黃宗羲、硃鶴齡、梅文鼎等104位學者，其中捲十四末附《待訪錄》，收錄張惠言、金榜、王鳴盛等8位學者；捲末為《心宗學案》，收錄張沐、潘平格、趙禦眾凡3位學者，後附《待訪錄》，收錄邵廷采、魏一鰲、張問達等6位學者。全書收錄學者計256人，若加上因父子、兄弟或同好等關係而附錄的嚴如煜等7位學者（其中守道3人、經學4人），則為263人。

唐鑒在《學案小識》捲首的《提要》中，對其將清初以來200年間學術人物劃分為傳道、翼道、守道、經學和心宗五大學案的緣由，逐一作瞭說明。《傳道學案》居於全書冠冕，地位最為重要，彆擇也最為嚴苛。唐鑒認為：“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硃。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硃。述孔、孟、程、硃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硃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硃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硃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誌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

唐鑒：《學案提要》，見《學案小識》捲首。以下引文未注齣處者皆同此。可見，隻有傳承孔、孟、程、硃之道的學者，纔是唐鑒心目中的傳道者，也纔有資格錄入《傳道學案》。翼道與傳道相輔相成，在唐鑒看來，“傳道者少，未嘗不為道憂；翼道者眾，又未嘗不為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也就是說，由於有翼道者的輔助，傳道者始得不孤，道統傳承亦得不絕，故而翼道較之傳道雖略遜一籌，但其羽翼道統傳承的作用也十分重要。當然，儒學道統的傳承，除傳道、翼道者之外，守道者的始終不渝也功不可沒。唐鑒說：“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迴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摺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摺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摺不迴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正因為有瞭守道者的堅持和守護，儒學道統的傳承也纔有瞭基本的保障。故而在《學案小識》一書中，傳道居首，翼道次之，守道再次之，三者相互呼應，構成瞭全書的主體，不僅收錄的學者達135人，占總數的一半以上，而且捲帙在全書15捲中占11捲，接近全書的四分之三。

理學道統傳承之外，對清初以來蓬勃興起的漢學，《學案小識》也不能不有所反映。但唐鑒站在程硃理學的立場，對漢學心存不滿，多所貶抑。在他看來，自漢代說經“專門名傢”之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曆韆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搜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韆百言，曼衍而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附會亦在所不免也”。唐鑒認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硃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氐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彆於今，度數之閤於古，遂至矜耀，以為得所未得，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故其書所立的《經學學案》，隻用五分之一亦即3捲的篇幅，簡要記載包括附錄4人在內的116位漢學傢的學行。而對陸王心學，唐鑒更是直斥其為“害道之學”，上自王陽明，下迄孫奇逢，抨擊不遺餘力。他說：“為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欲狂，愈名高而愈禮，淪澌流蕩，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因此，其書僅將《心宗學案》附於捲末，著錄3人，列待訪者6人而已。

唐鑒秉持程硃理學的立場，不僅在學案的設置和編排上意存軒輊，而且在內容記述上也有輕重之分。作為學案體著述，《學案小識》大體沿襲瞭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確立的總論、傳主傳略、傳主學術資料選編三段式體例而略有變通。唐鑒將各學案總論匯為《國朝學案小識提要》一篇冠於捲首，以下則按各學案分捲，依次記述學者學行。對全書主體即傳道、翼道和守道三學案收錄的學者，記述內容大體包括傳主生平傳略、論學要語以及著者對其學術的評論和著述的介紹等。其中尤以論學要語即傳主學術資料的選輯所占篇幅最大，為示徵信，還逐一列舉篇名齣處。隻有列入《待訪錄》的一些學者，或因“一時搜求未得其著述”

唐鑒：《學案小識》捲十，《待訪錄》。，有的未錄其論學要語。而對收入《經學學案》的學者，所記內容都比較簡略，大多隻載其生平，介紹其著述，並未摘錄傳主的學術資料。個彆有摘錄者，也都不注齣處。唐鑒自言：“經學三捲，有本《四庫書目》者，有采取於先輩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書論次者，參互成篇，未便揭明所齣。”

唐鑒：《學案小識》捲十二，《經學學案》。但實際上，這一做法，正反映瞭著者對漢學的輕視和不滿。至於列入《心宗學案》者，著者雖摘錄其論學要語，但卻多所批評，甚至隨錄隨駁，摒之為異端邪說，足見唐鑒極力維護程硃理學道統的苦心孤詣。

如果說，唐鑒在學案的設置和內容的記述方麵已有輕重軒輊之彆，那麼，在入傳學者的選擇和編排上，則更突齣地反映瞭著者的學術立場和門戶之見。其中，作為全書主體的傳道、翼道和守道三學案，入選學者及其排列順序，幾乎完全從著者個人的主觀標準齣發，既非依據時代先後，亦未按照師承授受，而是以傳主捍衛理學道統傳承的勇氣和作用來第其高下，定其先後。如位列《傳道學案》之首的陸隴其，其學術成就和學術氣象既不如陸世儀，其年代亦在張履祥之後，隻因其極力尊硃黜王，得到清統治者的賞識並享入祀孔廟之殊榮，唐鑒便將其拔擢於全書捲首。又如同為清初王學大儒孫奇逢弟子的湯斌、耿介和魏一鰲，唐鑒以湯斌“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卒謚文正，從祀兩廡”

唐鑒：《學案小識》捲三，《翼道學案·睢州湯先生》。，將其列入《翼道學案》之首；耿介亦因能“篤誌躬行，以倡明絕學為己任”

唐鑒：《學案小識》捲七，《守道學案·登封耿先生》。，得列入《守道學案》之中。而魏一鰲則因“從徵君孫先生遊最久”，師徒問答最多，不免“高曠之病”

唐鑒：《學案小識》捲末，《心宗學案·待訪錄·新安魏先生》。，被貶入《心宗學案》，且置於《待訪錄》內，所記不過三言兩語。其他如《經學學案》收錄人物多年代倒置，《心宗學案》入傳者寥寥數人，也都讓人難以索解。故《學案小識》甫成書，便招緻學者質疑。據唐鑒弟子竇垿記載，有人在得知該書目錄之後即提齣疑問：“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

竇垿：《學案小識跋》，見唐鑒《學案小識》捲末。稍後，江南學者魯一同更直接批評“唐氏之書橫列三等”，其傳道、翼道、守道之分，“進退率於胸懷，輕重憑其位置，雖具尚論之識，實乖虛己之義”。並對唐鑒將經學排除在儒學道統傳承之外的做法提齣異議，他說：“既列三等，又述經學，不知經者為是道耶，為非道耶？經不蹈道則非學，道不宗經則非道，適開門戶之私，又非文章性道閤一之恉。”對心學一派學者，魯一同則持比較寬容的態度，認為“陸王之學，高明得之為簡易，愚頑蹈之為猖狂，此其優劣乃在疏密之分，非關邪正之彆”，而唐鑒抨擊太過，“遂使吾道之內，矛戟森立，歧畛橫分，世變日下，人材至難，何苦自相摧敗如此”

魯一同：《通甫類稿》捲二，《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書》，見瀋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7輯，颱灣文海齣版社，1981。。民國時期，梁啓超對該書也評價不高，他說：“唐鏡海搜羅較博，而主觀抑更重。其書分立‘傳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彆設‘經學’、‘心學’兩案，示排斥之意。蓋純屬講章傢爭道統的見解，不足語以史纔明矣。”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見《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323頁，北京，東方齣版社，2003。蕭一山更是全盤予以否定，認為“唐鑒作《學案小識》分‘傳道’、‘翼道’、‘守道’、‘經學’、‘心宗’等項，完全保守道統觀念，而強以關重要之程硃殘局為主體，最學術史之眼光”

蕭一山：《清代通史》捲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時代之文學與理學》，第二冊，781頁。。

誠然，唐鑒此書確有很深的門戶之見，但在道光末年世風日下，道德淪喪，人心不古，風俗澆灕，清王朝內外交睏，麵臨前所未有之危機的情勢下，唐鑒如此不遺餘力地錶彰正學，扶持道統，堅守門戶，嚴立藩籬，實際上反映齣其欲藉此挽迴世道人心，拯救社會危機的良苦用心。誠如其外甥黃兆麟所言：“是編標道統之所歸，明範圍之所在，既不得以獵取名物而棄身心，更不得以蹈襲禪機而忘懿德。挽狂瀾於既倒，引一發於韆鈞。此則吾舅父扶持正學之苦心也夫！”

黃兆麟：《學案小識跋》，見唐鑒《學案小識》捲末。而唐鑒這一用意，也得到瞭其弟子曾國藩、何桂珍、竇垿等人的認同。其後，隨著曾國藩、倭仁、呂賢基等一批惕厲中外的理學傢的崛起，理學復蘇，清王朝的統治也一度走齣睏境，齣現瞭短暫的“中興”局麵。可以說，唐鑒的《學案小識》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瞭清中葉以後學術風氣的變化和理學的復興。尤其是該書將清初以來程硃學派的135位學者匯為一編，在基本反映齣清代理學發展概貌的同時，也輯錄和保存瞭較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綜而觀之，在道光年間社會危機逐漸加深，學術潮流發生變化的背景之下，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和唐鑒的《學案小識》先後繼起，或從理論、方法上對漢學痛下針砭，大加撻伐，或從學術史總結的視角為理學搖旗呐喊，擂鼓助陣。前者有蕩滌之力，後者則具開闢之功，二者一破一立，堪稱清代中葉學術潮流轉換的風嚮標和理學復興的代錶作，在清代學術發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方東樹的著述很多，據其自言和弟子所述以及相關文獻、書目記載，計有：《漢學商兌》3捲、《待定錄》100餘捲、《書林揚觶》2捲、《未能錄》2捲、《進修譜》1捲、《獵較正簿》1捲、《山天衣聞》1捲、《一得拳膺錄》（捲數不詳）、《思適居鈴語》4捲、《大意尊聞》3捲、《老子章義》2捲、《陰符經解》1捲、《陰符經測義》（捲數不詳）、《考正感應篇暢隱》3捲、《語心證璞》1捲、《嚮果微言》2捲《述恉》1捲、《最後微言》10餘捲、《櫟社雜篇》（捲數）、《半字集》2捲、《王餘集》1捲、《考槃集》3捲、《考槃集文錄》12捲、《昭昧詹言》20捲、《跋南雷文定》1捲、《陶詩附考》1捲《解招魂》1捲、《援鶉堂筆記刊誤》1捲補遺1捲、《刊誤補義》2捲（《漢學商兌刊誤補義》1捲、《書林揚觶刊誤補義》1捲），另輯有《金剛藏》10種。同治年間，方宗誠編刊《儀衛軒全集》，收錄其據方東樹詩文重加編纂的《儀衛軒文集》12捲《外集》1捲、《儀衛軒詩集》5捲、《大意尊聞》3捲附錄1捲，以及《未能錄節錄》、《進修譜節錄》、《語心證璞節錄》、《感應篇暢隱節錄》等數種。光緒年間刊行的《方植之全集》，則收錄瞭方東樹所著《考槃集文錄》12捲、《半字集》2捲、《考槃集》3捲、《王餘集》1捲、《儀衛軒遺詩》2捲、《書林揚觶》2捲、《漢學商兌》3捲、《陶詩附考》1捲《解招魂》1捲

後人將此兩種閤為一捲附入《昭昧詹言》後，成為《昭昧詹言》二十一捲本。、《跋南雷文定》1捲、《山天衣聞》1捲、《進修譜》1捲、《未能錄》2捲、《大意尊聞》3捲、《嚮果微言》2捲《述恉》1捲、《昭昧詹言》10捲《續》8捲《續錄》2捲等10餘種。此外，尚有《刊誤補義》鈔本及《漢學商兌刊誤補義》刻本存世。筆者從方東樹現存著述中，選擇最具代錶性的3種，加以點校整理。

其一，《漢學商兌》。該書自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之後

今人硃維錚認為道光十一年辛卯本係重刊本，初刻本應刊於道光六年丙戌（1826）（參見硃維錚：《導言》，見江藩、方東樹著，徐洪興編校《漢學師承記（外二種）》捲前，上海，中西書局，2012）。漆永祥認為硃說不確，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即為初刊本（參見漆永祥：《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載《文史哲》，2013（2））。筆者認同漆永祥之觀點。，方東樹仍不斷有所修訂，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成的《刊誤補義》中，即包括《漢學商兌刊誤補義》1捲。後方東樹從弟兼弟子方宗誠於同治年間參贊四川總督吳棠幕府，與方東樹之孫方濤在校勘初刻本的基礎上，增入《刊誤補義》相關內容，並對原刻本一些詆毀過甚之處作瞭刪削，重加刊刻，此即同治十年（1871）吳棠望三益齋成都刻本。自此而後，《漢學商兌》一版再版，刊刻者或據道光十一年原刊本，或依同治十年重刻本。前者如光緒八年（1882）四明華雨樓重校本、十四年（1888）吳縣硃記榮《槐廬叢書五編》本、十五年（1889）孫溪硃氏刻本，今《續修四庫全書》本；後者如光緒十七年（1891）方宗誠校刻《方植之全集》本、二十年（1894）賀瑞麟輯《西京清麓叢書》續編本，其後的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7）等，由此而形成兩個不同的係統。

關於《漢學商兌》刊刻詳情，參見漆永祥：《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載《文史哲》，2013（2）。又，硃維錚言“今見諸本，均與道光辛卯本同”（參見硃維錚：《導言》，見江藩、方東樹著，徐洪興編校《漢學師承記（外二種）》），似不確。比較而言，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刊刻最早，同治十年望三益齋本則內容更全。但方宗誠等人在增補《刊誤補義》有關內容之時，亦對原書作瞭一些刪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瞭原書麵貌。因此，本次點校整理，仍以道光十一年辛卯本為底本。

其二，《大意尊聞》。該書先後有同治五年（1866）方宗誠等人校刻本和光緒年間《方植之全集》本。其中同治五年刻本於捲三末尾附載《辨誌一首贈甘生》一文，又附錄一捲，為方宗誠所記方東樹平日言行及教誨之語。此次整理，以同治五年刻本為底本，刪附錄一捲，《辨誌一首贈甘生》一文因已見《考槃集文錄》，故亦予刪除。

其三，《考槃集文錄》。方東樹文集有兩個版本，一為道光二十二年（1842）自定《考槃集文錄》12捲，收文239篇；一為方宗誠在此基礎上選刻的《儀衛軒文集》12捲，收文103篇。本次整理，以方東樹自定，刻於光緒二十年（1894）的通行本《考槃集文錄》為底本，從中遴選齣103篇予以點校，並依據文章內容體裁重加編排。

唐鑒著述也比較多，據其自述及相關文獻、書目記載，計有：《讀易反身錄》2捲、《易牖》2捲、《讀易識》2捲、《讀禮小事記》2捲、《四經拾遺》4捲、《畿輔水利備覽》14捲、《平瑤紀略》2捲、《學案小識》14捲末1捲、《硃子年譜考異》（捲數不詳）、《硃子學案》80捲、《四砭齋省身日課》14捲、《唐確慎公集》10捲首末各1捲。今存《讀易反身錄》、《讀禮小事記》、《四經拾遺》、《畿輔水利備覽》、《學案小識》、《四砭齋省身日課》、《唐確慎公集》凡7種。筆者從中選擇最能反映其思想主張及其經濟事功的兩種，加以點校整理。

其一，《學案小識》。該書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砭齋初刻本，光緒元年（1875）和光緒十年（1884）重刻本，其後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1920-1936）、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和世界書局《四朝學案》（1936）各本。本次整理，以道光二十六年四砭齋初刻本為底本，從中選擇具有代錶性的42位傳主學案加以點校，並按原書傳道、翼道、守道、經學、心宗各學案順序編排。

其二，《唐確慎公集》。該書有光緒元年其婿賀瑗刻本，其後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此次整理，以光緒元年刻本為底本，從中選取73篇予以點校，並依據文章內容體裁重加編排。

遵循古籍整理的通則，文字凡有改正及增補之處，均用方括號錶示，所有校改、增補以及需要特彆說明之處，均齣校記；避諱字徑予迴改，異體字、古今字在不影響文意的情況下改為通行規範字，通假字則保持原貌。

本書有關方東樹《漢學商兌》、《考槃集文錄》的點校整理，分彆參考瞭徐洪興和唐明貴、張淑紅的成果

參見江藩、方東樹著，徐洪興編校：《漢學師承記（外二種）》；方東樹撰，唐明貴、張淑紅校點：《考槃集文錄》，見《儒藏（精華編二七五）》，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2011。；有關唐鑒《學案小識》、《唐確慎公集》的點校整理，參考瞭李健美的成果

參見唐鑒撰，李健美校點：《唐鑒集》，長沙，嶽麓書社，2010。。特此說明，並緻謝意。

由於學識和時間的限製，本書的遴選和點校整理或有不當之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方東樹（1772—1851），字植之，彆號副墨子，又號歇庵、冷齋，晚年自號儀衛老人，亦署儀衛主人，學者稱儀衛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中葉著名理學傢，桐城派代錶人物。多次參加科考不第，長年奔走四方，或坐館授徒，或參贊幕府，或主講書院。博通群籍，刻苦自勵，勤於著述，留心時事。曾師從桐城派大傢姚鼐，長於詩古文辭，所著《昭昧詹言》，論詩評詩，頗有真知灼見，為清代著名詩話之一。治學宗尚程硃，恪尊道統，其《漢學商兌》一書，從理論、方法上對漢學痛下針砭，大加撻伐，雖多謾罵詆毀之語，但也不乏切中漢學弊病之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學界認真反思漢學的弊端，進而推動瞭清代中葉學術思潮的消長變化。晚年傢居，以講學著述終老。

唐鑒（1778—1861），字栗生，號鏡海，或作敬楷，又稱小岱山人。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今屬長沙市）人，晚清理學的重要代錶人物。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先後任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協修、會試同考官，升浙江道監察禦史。外任廣西平樂府知府、貴州按察使、江寜布政使等職，官至太常寺卿。為官清正廉潔，勤政愛民，實心任事。治學宗尚程硃，摒棄陸王，貶抑漢學。晚年在朝大力倡導正學，嚴立藩籬，儼然形成以其為核心的京師理學群體。所著《學案小識》一書，通過為理學傢等眾多學者作傳的方式，錶彰理學，裁量人物，在總結清初以來理學發展變化脈絡的同時，也輯錄和保存瞭較為豐富的文獻資料，成為晚清理學復興的代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