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比想象得远远浅薄和错漏。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重新阅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正视对历史和过去的背叛，恢复对历史原貌的理解。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从人存在的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由此提出：“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尤为重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等人对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灾难的记录，以此警醒世人：公共政治思考之外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而被人忘却。

3、在修订第一版内容的基础上，本版新增《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三篇文章。

【内容简介】

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也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与错乱，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此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

——徐贲

【媒体及学者评论】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