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歌谣集评注》选取大量《诗经》中的作品。《诗经》收录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作品，其十五国风采撷地域较广，却无“楚风”之目。朱自清《中国歌谣》有言：“‘二南’便是东迁后的楚诗，可以谓之楚风。”于是，近年来一些论著便将“二南”当楚风看待。粗略而论，似乎可通，实有两个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第一，《周南》所采诗，北至黄河、汝水，南至江汉合流的武汉地区，《召南》所采诗，多在陕西终南山以南，三峡至武汉的长江北岸地区。“二南”所领属的地域包括今河南临汝、南阳，湖北襄樊、郧阳、随州、荆门、荆州、宜昌、孝感、武汉等地区。

正如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这就把其企慕苦恋的深挚和难求无望的伤感形象表达出来了。第二章、第三章的头两句也都是兴句，以引出“之子于归”的想象之事，并且以“错薪”（杂乱的柴草）比喻一般的女子，“翘翘”之“楚”（高大的荆条）和“蒌”（白蒿）比喻所心仪的女子，使仰慕之心更加彰显，进而推向秣马喂驹喜迎游女的幻境，其单相思的热烈达到了极致。这两章诗的后面四句均反复咏叹汉广难泳、江永难方，一再比喻那个女子的难以求得，长歌当哭，心情酸楚难耐。总体看，作为一首抒情恋歌，全诗以首章赋句“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当引子，一方面勾出后两章“之子于归”的幻想之词，拓深情怀，一方面作为中轴，为上下铺垫，便于“以乔木为兴，江汉为比，而反复咏叹之也”（朱熹《诗集传》）。因抒情主人公不在叙事写实，重在借个“事由”来抒发爱慕且失望之惆怅的审美情感，故显出该诗赋法的高妙技巧。更值得称道的是该诗比兴手法的艺术追求。诚然，“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为主干之词，但歌者选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同上），故首章开头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思）”比兴，既新奇又自然地导出主题。因为这是艺术本身的需要，所以从全诗外部结构形式看，首章似乎独立于后两章之外，其实从情感发展脉络看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从比兴所举之“乔木”与“翘翘”之“楚”与“蒌”看也是同类，具有可比性以及直观感觉的一致性。以至于有人还推进一步，认为该诗是“江干樵唱”，其兴句关联暗示了采樵过程，“首章先言乔木起兴，为采樵地；次即言刈楚，为题正面；三兼言刈蒌，乃采薪余事”（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但愿这种采薪劳动过程论不要掩盖了恋情抒发的本体。抒情主人公的职业定位也似是而非。要知道，刈楚、刈蒌举以为比兴，是有依据和讲究的。清魏源《诗古微》说：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取兴。盖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故《南山》之析薪……皆与此错薪刈楚同兴。秣马秣驹，即昏礼亲迎御轮之礼。该诗起兴以为内容服务作宗旨，在求内涵一致情脉相连的同时考虑外构的变化和差异，攀登诗艺的高峰。且兴而比，不仅以乔木喻游女，还以“薪楚”“薪萎”对比喻托游女，加之汉广难泳、江永难方的连缀比方，构成了气势如潮的博喻，使抒情热烈而悠长，有余韵。故余冠英称其“全篇用比喻和暗示”（《诗经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