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biography of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tells the story of a Jewish boy from Algiers, excluded from school at the age of twelve, who went on to become the most widely translated French philosopher in the world -- a vulnerable, tormented man who,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inued to see himself as unwelcome in the French university system. We are plunged into the different worlds in which Derrida lived and worked: pre-independence Algeria, the microcosm of the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the cluster of structuralist thinkers, and the turbulent events of 1968 and after. We meet the remarkable series of leading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with whom Derrida struck up a friendship: Louis Althusser, Emmanuel Levinas, Jean Genet, and Helene Cixous, among others. We also witness an equally long series of often brutal polemics fought over crucial issues with thinkers such as Michel Foucault, Jacques Lacan, John R. Searle, and Jurgen Habermas, as well as several controversies that went far beyond academia, the best known of which concerned Heidegger and Paul de Man. We follow a series of courageous political commitments in support of Nelson Mandela, illegal immigrants, and gay marriage. And we watch as a concept -- deconstruction -- takes wing and exerts an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way beyond the philosophical world, on literary studies, architecture, law, theology, feminism, queer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writing this compelling and authoritative biography, Benoit Peeters talked to over a hundred individuals who knew and worked with Derrida. He is also the first person to make use of the huge personal archive built up by Derrida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of his extensive correspondence. Peeters' book gives us a new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 who will perhaps be seen as the major philosopher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14年将是雅克·德里达（1930-2004）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详尽的《德里达传》于2010年在法国出版，此刻中文版即将问世，这在我们擅长纪念的传统中也许恰逢其时。而对于一位终生被死亡的思想所缠绕，其全部工作又深深植根于语言经验的思想家来说，一部由他人写成的传记，又被翻译成另一种“绝对他者”的语言，在他死亡十年之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陌生的文化中出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一名以晦涩著称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厚重传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关于悼亡，关于记忆，关于续存，关于生命在文字中的呈现与不可现，关于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德里达已在他的80多部著作，散播于世界各处的无数讲演、研讨会、访谈及对话中一再述说。那么，短暂而又漫长的他已不再的十年之后，在他锐利的双眼、耀眼的白发，他的笔迹与声音遗留的痕迹——他无所不在的“幽灵”仍然萦绕着我们静默的哀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打开这本传记，阅读他的生活、生平、生命，仿佛去掀开已盖上的灵柩，窥探他已安息的身体与灵魂？我们为什么想要回到他的文字，聆听他的声音，当他已逝去十年？当他已不在，不再像生前孜孜不倦所做的那样，作出应答，回复我们的探询，我们的疑问和困惑？

德里达于2001年在中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他的作品至今已多有译介，他的名字亦早已为人所知。而除了他的“大名”之外，也许他的文字罕有得到真正的阅读，特别是，很少人有足够的耐心沉入他迷宫般的文字之网，遑论在注定佶屈聱牙的译文中。因此，借着这本传记，我们试图回答一个艰难的问题：为什么阅读德里达？或者，阅读德里达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作为译者，我本无资格亦无能力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评述——这也决不是一种可以概括的思想。在此希冀与读者分享的只是从对他的阅读、倾听、翻译与转换的历险中拾取的些许心得，关乎的或许是面对这个世界和自身时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解读方式，亦即生存方式。

重读与重写

德里达的全部工作似乎可以浓缩于这一表述。他穿越哲学与文学的巨大文本——柏拉图，卢梭，胡塞尔，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布朗肖，阿尔托，蓬热，热内——，以令人惊叹的耐心与细心追踪其文字的编织、连缀、断裂与涂抹的痕迹，于无人辨识之处让力量与意义在文本中显现。而所谓“解构”，这个遭遇了太多滥用与误解的概念，在他那里却是最严密最关切，丝丝缕缕贴近原文的叩询，已被神化和僵化的经典文本因而被注入新的活的气息，与他的文字应和交缠，敷衍生成汪洋恣肆、溢出所有边界的书写。二元的对立，形而上学的等级，逻各斯的逻辑，结构与体系的完整均衡，一一从最细微的裂纹与皱褶处遭到拆解。德里达的解构不是破坏，不是虚无，而是独一无二的阅读经验，每一次都是重读，每一次也都是新的；这新的当中却有着一而再的反复抹去与重现的层积。阅读因此是多重的和多义的。书写也是如此。正如所有的阅读都是重读，所有的书写也都是重写。其中层层累积着记忆与忘却，时间与空间，隔离与悬置，死亡与生命的经验。他的文字的艰险与晦涩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不是让人放心舒适的平铺直叙，而是在边缘，在巅峰，在出人意料处的峰回路转；不是一气呵成的连贯通畅，而是摸索，推敲，字斟句酌的掂量；不是故弄玄虚的语言奇技，而是书写过程本身不断的反躬自问，不断的自我修改和自我抹去，是思想蜿蜒纷歧的险峻路径。在德里达那里，一个字或一个句子的存在不会没有其反面，其另一面或另外许多面，不会不立刻带来对它的怀疑和质询，或者补充和置换。他的文本因而意义纷呈，句法繁复，有许多的“也许”，“大概”，“可能”，许多的条件式和虚拟式，许多的插入语，使意思分散、搁置、延迟，再重新上路，但也许改变了去向。这是思想的要求。要求复杂性，要求一再的质疑，一再审慎的诘问，拒绝简单化和两分法；也要求读者巨大的耐心与勇气，因为这样的文字可能将我们裹挟甚至淹没，我们从前所有的确定与安宁也许就此动摇。借用电影《别处的德里达》的广告词，他前来改变的不是我们思考一切的方式，而是我们思考方式的一切。

介入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德里达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转向”，因为他看起来更加关注时事，思考的主题也远远不止于狭义的哲学：政治，宗教、伦理、法律、美学、精神分析…… 而且，他也曾直接积极参与变革，如维护并呼吁增加高中的哲学课时，参与创建极具革新精神的文森纳大学（现巴黎第八大学前身），创办国际哲学院，等等。但他对现实始终保持冷静的批评的警醒态度，远离匆忙的阵营选择，坚持从理论的高度与角度，用严密的分析捕捉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无论是面对战后巴黎知识界对苏联的顶礼膜拜还是68风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无论是冷战结束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逆向反思（《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对9-11事件的深入思索（《9-11的“概念”》），以及对死刑问题的探究，对伊拉克战争的谴责，对曼德拉的赞赏，等等。在此过程中，他阐发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概念：宽恕、好客、赠与、自我免疫，进而用概念的严谨与抽象将具体事件提升到哲学思索的层面。在此意义上，他以别一种方式延续了萨特一代知识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介入传统，虽然他从未自诩精神导师，从未认同萨特意义上的介入写作。

但从根本上，德里达的写作始终是政治的，因为始终是哲学的和诗的：关系，链接，立场，视角；也因为始终是“述行的”，即让事件降临于语言，让书写成为切入世界的行动。这别种政治性的烙印在他的晚年只不过更加凸显。而他所着力的却仍然是超越的思想，或曰思想的“绝境”，即思想尽头的思想，不可能的思想，如“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好客性，“绝对的”宽恕，“未来的”民主。这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性”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也唯有在思想的烛照下，这一切才有可能向未来敞开。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构成了德里达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机。这一点是我们面对这位“法国”哲学家时常常容易忽略的。实际上，从殖民到独立（1830-1962），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与法国上百年难解的纠葛，对20世纪法国知识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人生经验与之密切相关者，如加缪、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德里达、利奥塔、西克苏，而其中一些之成为所谓“后现代”的一代大师，与此经历不无关系。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12岁时因犹太身份被逐出学校，19岁第一次抵达巴黎，不久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困扰与撕裂。与加缪相似，对出生地难割舍的眷恋和对去殖民化现实的清醒认知使德里达陷入痛苦的两难困境。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超验的经验，一块象征与隐喻之地，一个无解的悖论。阿尔及利亚就是疑难和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归属感的故国，熟悉的陌生地，绝对的他乡，但也提供了一个域外的视角，一段必要的批评的距离。德里达如同加缪笔下的“异乡人/局外人”，从一个“外面的世界”渡过地中海来到“世界的中心”巴黎，实际上用“外界”消解了“中心”，带着距离和间隔打开了另外的视野，打开了边缘与边界，打开了对他者的审视，对同一性的质疑。他一生不见容于法国大学，游走于体制、大陆、体系、概念的边缘，也许根源即在于此。在德里达的思考中，阿尔及利亚也是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同义词：无论民族、语言，还是信仰、历史。德里达以《他者的单语主义》解读阿尔及利亚，并在不同的语境中将之与解构的概念相联系：如果说解构的一个定义是“多于一种语言”的话，阿尔及利亚就是解构。

语言的经验与汉语的重生

德里达把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最终转化为语言的经验和自传——自我书写——的经验（《他者的单语主义》和《割礼忏悔录》），那是因为他在移植于异地的法语中出生成长，视之为唯一的语言，却不属于他；法语是他者的语言，如母语一般的外语，是他挚爱的唯一书写源泉，而他必须在其中创造出新的习语。在此经验中有些什么降临于文字：他所有关于他者、延异、痕迹、涂抹、替补的思考原来永远已经（toujours déjà）镌刻于他的书写。

说到这里，不能不联想到汉语；不能不说到作为在汉语语境中成长的读者读到德里达的“文字学”（grammatologie）概念时那种奇异的似曾相识之感，似乎它与汉字有着某种隐秘的微妙的契合。从仓颉造字到甲骨遗迹，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再到文人的书画传统，汉字的奇异传承在在印证了天地人之间的俯仰感应，也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德里达关于“元文字”的思考。也许重要的不是表音文字或表意文字的区别，西文与中文的比较，而是书写的经验如何构成人类业已湮灭又留存至今的文明的记忆，如何曾经是，并且终将是生命符码恒久的余存。还有，书写，作为实践、姿态、印记、刻画，也作为思想、记忆、时间的凝结、身体与精神的舞蹈，如何在我们“此在”的世界中开启了广阔丰盈、敏感深邃的“另一个”空间。籍此，古老而常新、又饱受摧残的汉语也许会迎来某种运气（chance）或馈赠（don）。也许在对别的语言、文化、思想的慷慨敞开与接纳中，在他者的映照中，以及对自身书写传统的反躬自省与孜孜求索中，汉语才有可能获得重生（re-naissance)，那必定也是一种共生（co-naissance）。列维纳斯说，“语言的本质是好客与友爱”：用德里达的话便是，语言是唯一的不可能的无条件的接纳和赠与的可能性。汉语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