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pecial large-format fiftieth-anniversary edition, illustrated in full color by Ralph Steadman. Includes Orwell’s proposed but unpublished preface to the original edition and his preface to the 1947 Ukrainian edition.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当时，他的父亲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1904年，由母亲带他先回到了英国。他自幼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诗作《醒来吧，英格兰的小伙子们》。14岁又考入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并获取了奖学金。但早在小学时期，他就饱尝了被富家子弟歧视的苦涩，从他后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凭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灵，这时已经对不平等有了初步的体验。

1921年，布莱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着他的良知。看着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挣扎，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身为一名帝国警察，他为此在良心上备受煎熬，遂于1927年辞了职，并在后来写下了《绞刑》（A Hanging,1931年，此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这些纪实性作品，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这一段生活经历仍使布莱尔内疚不已。为了用行动来表示忏悔，也为了自我教育，他从1928年1月回国时起，就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莱尔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正是在为这部作品署名时，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的出现，开始了布莱尔的新生活。

这时的奥威尔已经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不能容忍劳苦大众在英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他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赶巧，在1936年，有一位进步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兰开郡，约克郡）对工人的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的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并参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记述了大量的事实，深切地反映出工业区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世道的黑暗。奥威尔不但据此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

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创作。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