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外史》小说家言也，纪道咸以来伶官故实。其间事迹，询之老伶未尽符合，然其描摹优人之状态，讨论戏曲之源流，至为详细，诚非老于斯事者不能道其只字。纪事小有牴牾，奚足为病！昔太史公传优孟，世且摘其谬误，况此固以稗野自命者乎？施耐庵、曹雪芹之小说，摹绘得神，亦但能得盗贼、儿女之性情耳；至事迹之有无，直同镜花水月。而此书所纪，尚不尽蹈空，欲考梨园掌故者岂可忽诸？方今之世，风俗淫靡，梨园以旦为第一流，读此编‘胡喜禄扫尽铅华’一章，知作者盖有隐痛焉！余出入伶官之家将三十年，于若辈之情伪，知之甚深，只以赋性疏懒，未克独力撰作。是书之成，实为先获我心，故援笔乐为之叙。墨香氏题”

《梨园外史》写于1920—1930年之间，作者陈墨香（1884—1943）是生于光绪卒于民国的“当事人”，他从小看戏，与戏曲界有30多年的交往，另一位作者潘镜芙是陈墨香的同时代人。1925年该书初版时为十二回，只是一半，1930年出版时才是全本三十回。

该书有（耳+宰）公、包丹亭、曹心泉、陈墨香、陈两石、荀慧生、吴梅、李释戡等人的八篇序，及壶园主人的文章《读〈梨园外史〉漫笔》。曹序称：《梨园外史》“中间叙清代朝野士夫之事，而以伶人经纬其间，则是书作小说读可也，作清史读亦无不可也。”陈两石序：“《梨园外史》是一部小说，但叙的事迹可不全是捏造，不过也不能全是真实。这是作小说的老例，不算毛病。要是同它专讲考据，那便是个笨伯。只看它谈起戏来，前台后台都说的十分透彻，就是事迹不实，那情理可不虚。”

《梨园外史》自然有其价值，如：向来北京二黄梆子不混，相混是依照上海办法改的新章（P380）；王阳明曾说“韶”是舜的一本戏，“武”是武王的一本戏，刘蕺山也说戏可以移风易俗（P384、406）；从前各戏园是各班轮流演唱，如今改作了一班永占一园（P388）；王瑶卿妆扮是扎了网子，把辫子挽将上去，而杨掌生《京尘杂录》说旦梳水头不戴网了，却是闹错了的（P390）；北京戏馆子不卖女座，从文明茶园出现发后，才有女人买座之事（P403）；富连成班，“后来不用外搭班的，只用本班科徒”（P405）；从前，角色无论高低只能搭一个班子，自两宫国孝，才兴了个两头儿赶。入民国其风更甚。除了排班唱大轴子的上等好角，没有专搭一班的了。这是北京从有戏班以来第一个大变局（P410）；《玉堂春》听唱，《破洪州》瞧身段，各有好处（P410）；《金生色》……一出戏专用话白也扯了二刻钟（P419）；您唱梆子我没法接，我若接半句西皮未免不调和，所以我也唱了梆子（P423）；王党多艺士，梅党多文人（P427）；佛家是不看戏的，大师戒律精严，自然不入戏场……自从梅郎到申改了风气，竟把本地名流礼尚往来，大交朋友（P428）。这些，都透露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知道了“从前各戏园是各班轮流演唱”的，也就知道《都门纪略》所言“六大名班九门轮转”并不是什么繁盛的标志，仅仅是有饭吃而已。

《梨园外史》正文后附有作者陈墨香的《观剧生活素描》，是回忆录，很有史实价值。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它不是当时的记录，而是二、三十年后集中撰写的，不免会加入一些后来的观念。

全书的最后，有师予《关于〈梨园外史〉和陈墨香》一文，较为公允。如说作者“有一肚子的梨园掌故”，“专纪有清一代伶官佚事”，“小说的纪实性很强……乃至轶事都大体上有个根据”，“书中涉及不少北京民俗”，“陈香墨先生毕其一生热爱戏曲事业，集剧作家、戏剧活动家、戏曲评论家于一身，对京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应该忘记这位有功于京剧艺术的人物啊！”

戏曲缺乏史料，研究多有不便，确属事实。但是，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张次编辑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上下），史料不足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研究清代戏曲，可先利用这批史料，不足时再考虑借助于小说。(上據戴和冰文《《梨园外史》不是戏曲史书》）

《梨园外史》第七回：“倪鸿道：‘现在昆曲不甚时兴，是什么缘故？’延四爷道：‘总是太久了，俗人听不懂。戏园不卖钱，所以就换了二黄。’倪鸿道：‘这又不然，那明朝三百年，怎的戏曲又站得住？’延四爷道：‘明朝戏班，都是阔人自家拴的，……自从我朝桐城张文端公（按：张文端公名英，康熙六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崇尚节俭，不蓄家伶，士大夫人人效法，不拴班子。单靠内府和王府，虽是天家势力，到底养不了那许多的人。戏园内只论挣钱，所以昆曲渐渐少了。”（P92）这段话指出了明代和清初昆曲兴盛的原因。（轉引自吴小书文《李漁家班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