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魁：贺《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出版

梅节先生长我十七岁，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今年又推出洋洋数十万字的巨著《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其勤奋为学的精神可感可佩。无论就年齿、就学养，我都不适合评述这部巨著。但是，作为这本书的最早读者之一，又觉得有向学界推荐此书的责任和义务。下述文字，不足以称之为书评，只能算做读书心得，如能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愿足矣。

首先，我们得为梅节先生对普及《金瓶梅词话》的努力致敬。这本《校读记》原是校订《金瓶梅词话》的“副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梅先生致力于出版一种便于一般文化的读者的文本，二十年间整理出三种本子（1987年的“全校本”、1993年“重校本”和1999年的“梦梅馆定本”手抄本）。跟现有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文本不同处在于，它体现了包括校订者在内的历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反映词话本的原貌；又统一用字以适合一般文字水平的读者阅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校读记》，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校勘”和“导读”。对于《词话》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现象，它都给于平易的介绍和解释。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它生动地展示了晚明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尤其是它那生动活泼的口语化的文字，世俗众生的言谈举止，其丰富性超越了此前任何一种文献。在现代化的声像手段产生以前，没有比这更真实鲜活可感的历史资料了。

刻板的道德评判标准，曾经限制了它的流布和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各个角度对《金瓶梅》的研究才迅猛发展，“金学”渐有成为显学之势。

在《金瓶梅》走向社会的时候，一个遮蔽了它的信息价值的问题突现出来，这就是现存最早版本《金瓶梅词话》俗字讹字太多，脱漏错简不少。因此版本校勘理所当然地成了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梅节先生二十年来心不旁骛，致力于《金瓶梅词话》的版本比对、文字校勘。除了先后出版有三种校勘本外，还发表众多研究文章，可以说是金学诸同好中关注最专、用力最勤的学者，而且由于对俗文学、民俗文化功力深厚、视野宽广，也是成绩最显著的金学功臣。

第二，梅先生目验了海内外众多的现存金瓶梅版本，认真比对版式、改补、评语、文字异同乃至插图刻工，考察了明清有关记载评述，形成自己的版本演化理念：艺人词话本《金瓶梅传》——第一代文人说散本《金瓶梅》——现存十卷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和各类绣像二十卷刻本《金瓶梅》。

据他推测，艺人本《金瓶梅传》产生于明万历年间或略早，是加插演唱的新式评话，即主体是评话，穿插大量演唱材料。由于这本来是一个说书艺人的记录本，所以大量使用简体字，俗字，生造字甚至符号，所引诗词曲文也颇多讹误。特点是开篇沿袭《水浒》，而且缺少第53—57回。

第一代文人说散本《金瓶梅》产生于万历末年或天启初年，是文人对艺人本的改编本，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言和廿公的跋语。改编工作包括：1、删去大量演出用的曲子（去词曲化）；2、把回前通俗诗改换为雅词，改正俗别字，改换方言土语（去低俗化）；3、改写开篇（去水浒化）；4、补足53—57回。而且这种本子已经带有批语，符合当时“小说”刊本的一般习惯。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产生不迟于崇祯二年。是以艺人本为底本，又据第一代文人本作了校对和补充。特点是：1、有欣欣子序，又照补文人本的序跋；2、正文大体照录艺人本的规模，又录入不少文人本改文（超过150条）；3、不用文人本批语；4、照补文人本的53—57回全文。

二十卷本《金瓶梅》，产生于崇祯初年。是据第一代文人本，增评语，加绣图，改动文字（如：改写53、54回，改帝讳，改西门庆的生辰八字）而成。现存各种“崇祯本”都是对此种本子的翻刻，内容文字上已经很少有差异。

基于这种认识，他创立一种独特的加减校勘法：用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一些重叠冗余的句子，减去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以恢复艺人本的原貌。这是对一般对校方法的改进，施之于版本演化复杂的《金瓶梅》，是行之有效的。这种校勘内容是《校读记》重要的特色之一。

第三，本书引证广博，书后的参考书目令人瞠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星相术数、科仪宝卷、释道疏式这类文字，一向少人重视，资料也极难搜求。梅节先生广为涉猎，用于词话相关内容的校订，用力确如“猛虎搏兔”。仅就这一点说，就已超过了许多校注家。大家都称道《金瓶梅词话》是明代的百科全书，其校注当然也需要有百科知识。且不论学养的丰薄，肯下这种苦功的人就不多。

现举两条以见梅先生阅读之博，方法之新。

七十回二页9行“秦严亡度”条，“此句为谢恩之考语，当在‘年齿既残’下，误倒于此。明清官员考语，均用骈句。”后引用《文物》1986年第三期刊载太仓明墓出土文书为证。

又如十五回三页14行“遍地金掏袖儿”条，比较白维国和黄霖两家注释后，引用《考古》1987年第三期刊载明末黄元会夫妇合葬墓出土残存寿衣形制为证。

与一般文献校勘不同，《金瓶梅》中有很多的风俗习惯，很难索解于正史文字。从出土文物（尤其还是与成书时代相同的明墓文物）和民俗资料（医卜星相文字）去考察校注，确实是科学方法。这也是《校读记》的一大特色。

第四，本书吸收众多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梅先生深知《金瓶梅》的语言特色，在于方言俗语之多。他曾向老一辈语言专家吴晓铃、李荣先生请教，并与中青年语言研究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本书中多处可见张惠英、白维国、李申包括笔者等人对词语用字的见解，而且凡有引用，均注明姓名，以示不掠美，又时有评判，不讳己见，可谓当代鲜见之学界君子矣。即如笔者，读过《校读记》稿后，提了一些意见，梅先生就择善选用二十余条，补改进新稿之中。

梅先生也偶有据今江淮方言及粤语，解释《金瓶梅》文字之处。笔者认为也有可取。现存《金瓶梅》源于艺人书场，成书后又曾长时间手抄流传，记录传抄者都存在有用自己的习惯用语去改动补充的可能。而且这样一部长篇作品，其用语似乎不太可能全是流行于某一狭小地域的土语。又，晚明俗语未必完整无缺地流传到现代某个具体方言中，比较多地传流在北方，也不排斥其中某些词语仍存留于现代吴语或其他方言，从某些方言的近似用法去考察个别金瓶梅词语，是完全可以的甚至是极有意义的。只要不以偏赅全地去证成某种“作者说”，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或参考。

略述己见如右，以期求正于博雅。

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12月6日

陈诏：廿载辛苦为校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梅节先生五十万字的《〈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很高的评价。梅节先生从八十年代中校勘、整理《金瓶梅词话》，参考明清和近人版本数十种，书籍四百四十种，二十年间三易其稿，出版了“全校本”、“重校本”、“三校定本”等三个本子，改正原本错误上万处，使《词话》恢复鲜活流畅的话本风貌。《〈金瓶梅词话〉校读记》，是梅节先生校勘《金瓶梅词话》的“副产品”，体现了他廿载辛劳和心血结晶，是研读《金瓶梅》必备之书。

校勘是国学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盖古书流传下来，难免讹误衍夺，常有校不胜校，改不胜改之虞。所以做这一工作的人，常常殚精竭力，兀兀穷年，是最艰难最辛苦的。

且说《金瓶梅》号称“第一奇书”，不但由于它反映社会、刻画人物的文字精妙，语言鲜活，更由于它的原始底本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材料，加上广泛流传后遭到不断的窜改、增删和错乱，因此它不仅以杰出的写实小说闻名，而且也以难读难懂著称。虽然自从它传世以后，历经很多文人、墨客，包括著名作家和出版商一次又一次地校阅审定，但全面的订正工作至今仍未完成。这中间，我们不能不提到梅节先生花了近二十年时间，三校《金瓶梅词话》的功绩。

梅节先生原名梅挺秀，广东台山人，北京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七十年代末寓居香港，以研究《红楼梦》自娱，曾与马力合著出版《红学耦耕录》一书传诵于红学界。1986年6月，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期间，我与他第一次会面就一见如故。我们共同的观点是：自从胡适首创“新红学”以来，有关《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研究、写作技巧、词语考释、作者生平、版本源流等问题都大致已有眉目，各地红学人才济济，研讨蔚然成风；相反，与《红楼梦》伯仲之间的《金瓶梅》却至今仍问津者寥寥，好像还是一块荒芜的处女地。我们为什么不舍此而就彼呢？所以从这次研讨会后，我与他不断书信往返，大大加快了研究《金瓶梅》的步伐。同年十二月，我到香港探亲，带了一篇题为《金瓶梅———嘉靖时期的影射小说》的论文，请梅先生指正，承蒙他推荐给香港《中报月刊》，于翌年二月号发表。同时，我知道他已经接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正在汇集、研究《金瓶梅词话》的各种版本，决心把这部书重新校点一遍，搞出一部比较可读、比较接近原著的本子来。他每天从早上九时到晚上十一时，几乎整天伏在书桌，埋头校读，没有周日和假期。或一两天校一回，或三五天校一回。遇疑难问题，或翻遍群书，一无所获；或冥思苦想，绕室彷徨。此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苦干，梅节先生血汗凝成的《金瓶梅词话》（全校本）终于出版了，并在第一时间把样书寄给我。我捧读之余，不能不佩服他取材之广、用力之深。主要的感觉是，过去那种疙里疙瘩、似懂非懂的词句，经过梅节先生的校改和梳理似乎都通顺了，好懂了。据统计，“全校本”校改之处共有五千余条之多，这就使得它成为了《金瓶梅》版本系统中一个有独立地位的本子而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注目。

全校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梅节先生并不满足。他不间断地继续校勘，继续寻找瑕疵，终于又发现漏校误校一千多处，决定再作一次重校。同时他又觉得有些词语不易理解，也是阅读中的“拦路虎”，需要做些注释，放在每一回的末尾。于是他来信希望我与他合作。他拿出一份样稿，即以第一回为例，需要校改的地方就有八十二处之多（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梅节先生所著《〈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中第一回的校改已增至110处），每一处都引经据典，说明校改的道理。如此推算，一部《金瓶梅词话》大约要校改近万处。至于注释，也是一个无底洞，至少也要注几千条。总之，工程浩繁，令人望而生畏。而我当时还在报社工作，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垦种些“自留地”，何况，年逾花甲，精力不济，更没有校勘的经验。最后只能答应他做第一回到第五十回的注释（第五十一回至第一百回后来邀请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担任）。其实，这部分工作最后仍由梅节先生增删审定，有些条目还是他自己动手写的。

从198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经过四年的努力，梅节先生完成了《金瓶梅词话》的重校工作。“重校本”对“全校本”作了一次重大的清理，改正错误达一千多处。

经过两次校订，梅节先生的名字已不胫而走。山西有一位青年书法家陈少卿先生，自告奋勇，愿意以恭正的小楷书写梅节先生的校本，并建议出成线装书。梅节先生目验陈少卿的小楷，发现确实秀美工整，功力不凡，竟然再一次点燃起三校《金瓶梅词话》的热情，一方面与陈少卿签约，一方面把印刷任务交给浙江富阳华宝斋古籍印刷厂。在此期间，梅节先生进一步扩大校勘参考书的范围，除了郑振铎、施蛰存、刘本栋、增文智、戴鸿森、白维国、卜键等专家的校点本外，还吸收了民国时期存宝斋印行的《绘图真本金瓶梅》和卿云图书公司印行的《古本金瓶梅》，以求博收广搜，择善而从。“三校定本”分装两函共二十册，于1999年由富阳华宝斋古籍印刷厂精印二百部，主要向海外发行。我又蒙梅节先生惠赐一部。听说这种线装本很受海外读者欢迎，不多久就销售一空。可是梅节先生仍校雠不止，继续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是抄写者的笔误和衍夺。为此，他又用硃笔一一改正，再付华宝斋以硃墨两色套印一百五十部。

总的来说，梅节先生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三次校勘整理《金瓶梅词话》，校正错误万余处，得《校读记》七千四百多条。这一事迹虽然不能称为大工程、大事业，但在商品经济席卷全球，文化事业日渐衰微的今天，他的这种精神确也难能可贵，值得我辈借鉴效仿。

例如：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是梅节先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校勘过《金瓶梅词话》的人并不少，但由于用说书人口语写成，有大量简笔字、生造字、谐音字、错别字的《词话》底本实在讹误太甚，任何人的校勘想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奏效的。梅节先生是一而再、再而三，长时间地执着校读才有今天的成就。应该说，这是毅力的胜利，意志的胜利。

又如：不自满、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他战胜困难、精益求精的关键。我们且看《重校本出版说明》：梅节先生把“全校本”中漏校误校之处一一举例，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众，以这种自揭己短、不怕出丑的做法感染读者，让读者提高识别能力，参与校正行列，使错别字无处藏身。

再如：对引用前人的版本和研究成果，对帮助过校点的友人一一记录，不夺人之功，不掠人之美，这也是梅节先生的一贯作风。如“全校本”前言中，除了列举引用参考各种《金瓶梅》版本外，还提到了王修龄、许桂林、冯统一等五位专家学者的友情协助。“重校本”前言中又提到吸收刘本栋、戴鸿森、白维国等六位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三校定本”前言中，再增补了姚灵犀、魏子云、李申、张惠英、张鸿魁、蔡敦勇等专家的大名，颇有惟恐遗漏之概。现在学术界剽窃抄袭成风，引用他人材料，多数都不具姓名，据为己有。像梅节先生这样的谦谦君子，“一是一，二是二”，已经是很少见了。

（陈诏，原《解放日报》副刊编辑，著名红学家、金学家。）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5-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