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具有與《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相媲美的價值。它所播下的種子已經茁壯成長。……本書可能是最具持久廣泛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劉易斯·科塞

導讀：

一九六八年版導言

劉易斯·Ａ．科塞

一本富有創見卻長期被忽視的著作《知識人的社會角色》重新齣版瞭，作為兩個不同國傢（波蘭和美國）社會學傳統的奠基之父，弗洛裏安·茲納涅茨基理應獲得這一殊榮。本世紀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國波蘭，社會學還沒有成為大學課程的一部分，茲納涅茨基幾乎單槍匹馬，創立瞭經驗研究的傳統，對農民和工人的自傳體生活史作瞭詳盡的分析。他創建瞭波蘭社會學研究所，創辦瞭《波蘭社會學評論》雜誌。茲納涅茨基及其學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形成的方法論和理論框架，是目前波蘭社會學飛速發展的基礎，倘若沒有這些，社會學在波蘭的發展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這些時間裏，茲納涅茨基都是在美國度過的。他發現瞭一門業已繁榮發展的社會學學科，並與一些重要人物特彆是威廉·Ｉ．托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親密閤作。他對成熟的美國社會學傳統作齣瞭如此獨特的貢獻，以至必須同時稱他為美國社會學奠基人之一。

茲納涅茨基生於一八八二年，那時的波蘭，他的齣生地還被德國人占領著，他的父親具有上流社會的血統，當他還是幾歲的孩子時，他的父親把財産耗費殆盡，後來在俄國占領波蘭時隻是作為財産經營者度過餘生（（有關傳說材料與參考書目主要取材於海倫娜·Ｚ．洛帕塔（ＨｅｌｅｎａＺ． Ｌｏｐａｔａ）教授——她是茲納涅茨基的女兒——為她父親的遺著《社會關係與社會角色》（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５）所作的序言。））。在曆經華沙、日內瓦、蘇黎世、巴黎和剋拉科夫的大學學習之後，茲納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剋拉科夫獲得博士學位。他選擇的研究領域是哲學，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關這一領域的，盡管他已經顯示齣對倫理學的社會根源具有強烈的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茲納涅茨基遇見瞭Ｗ．Ｉ．托馬斯。托馬斯來到波蘭，研究波蘭農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這一課題與他對美國的波蘭移民所作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有關。托馬斯力勸茲納涅茨基去美國幫助他完成這項研究，他們之間的親密閤作結齣瞭碩果，齣版瞭不朽名著《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Ｗ．Ｉ．托馬斯和Ｆ．茲納涅茨基：《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 Ｖｏｌ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ａｄｇｅ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即使在美國，這也是第一項重要的經驗性社會研究。理論導嚮與新奇的研究技術和研究方法之間創造性地交相輝映，使這本書成瞭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裏程碑，同時也是美國社會科學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名著之一。

自從與托馬斯閤作之後，茲納涅茨基明確地將自己的研究興趣從哲學轉嚮社會學。然而，他在哲學方麵的係統訓練，尤其是價值理論，明顯地反映在社會學著作中，任何讀者都可以察覺齣這一點。茲納涅茨基勤於勞作，極其多産。我無法一一涉及他以波蘭文發錶的九部著作，或用波蘭文寫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寫成的九部書中，除《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以外，《社會學方法》（（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４．））、《社會行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６．））和《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響力的幾部書。

雖然這些著作，尤其是《社會學方法》在某些方麵對現代讀者來說不免顯得有點過時，但在重讀它們時，大部分內容給人以深刻印象，在經受住時間檢驗的程度上尤其令人驚訝。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茲納涅茨基在研究社會角色概念時就采用瞭精緻復雜的方法，這應使那些認為社會角色概念是拉爾夫·林頓（ＲａｌｐｈＬｉｎｔｏｎ）最早於一九三六年提齣來的學者們驚嘆不已。（（Ｒ．林頓：《人的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ｏｆｔｓ，１９３６）。））

茲納涅茨基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大貢獻在於他一直堅持認為：作為關於人類行為的科學，社會學應該集中精力研究行動者賦予情境的主觀意義，行動者在情境中發現自身。有人推測，由於茲納涅茨基早期對於社會價值的調查研究，即使在行為主義和“實證主義”似乎要統治社會學領域時期，他仍堅持認為，“科學傢要想以歸納法研究［人類］的行為，必須把這些行為看作是人類對於那些作用因素與被作用因素的經驗過程；這些因素是科學傢的經驗材料，隻是因為這些因素是他們的”。 （（《社會行動》（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第１１頁。））Ｗ）〗在茲納涅茨基看來，文化材料有彆於自然材料，因為後者獨立於人類行動的經驗，而前者具有“人類相關性”（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在強調社會學調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觀意義、目標搜索和人類行為者的“情境定義”（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這一點上，早在塔爾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社會行動的結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第一版，１９３６年。））得齣類似結論之前幾乎二十年，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就作齣瞭恰如其分、富有說服力的論證。而茲納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麵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爾泰（Ｄｉｌｔｈｅｙ）和馬剋斯·韋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傳統。與其他社會學傢相比，茲納涅茨基和托馬斯熟練地利用瞭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和庫利（Ｃｏｏｌｅｙ）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社會心理學方麵的成果。他們兩人形成瞭社會學研究中資料整理的理論框架，這種框架成為當代研究與理論的基礎。

《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充分運用瞭作者過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點不同。這本書是對知識社會學的一大貢獻，這一社會學分支大緻可以定義為研究思想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一九四○年茲納涅茨基齣版此書時，美國社會學剛剛開始吸收二十世紀兩位德國思想傢馬剋斯·捨勒和卡爾·曼海姆對知識社會學所作齣的理論貢獻。早期馬剋思和杜爾凱姆對這一領域的貢獻也開始對美國學術界産生影響。（（對知識社會學史所作的更全麵介紹，請參見Ｌ．Ａ．科塞：《知識社會學》，載於科塞與伯納德·羅森伯格（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的《社會學理論》（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７）；和科塞：《知識社會學》，載於《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

雖然知識社會學的鼻祖或許可以追溯到弗蘭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但係統的知識社會學卻植根於德國的馬剋思主義傳統和法國的杜爾凱姆傳統。

為瞭把黑格爾的泛邏輯體係倒置過來，也就是說，為瞭證明這樣一個真理，“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相反，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Ｋ．馬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Ｋｅｒｒ， １９０４），第１１—１２頁。）），馬剋思提齣瞭思想領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決定的。按照這種觀點，觀念係統依賴於其擁護者的社會角色與地位，尤其是階級地位。馬剋思斷言，某一時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條必須在最終的分析中被理解為其擁護者階級地位的錶達。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曼海姆開始自覺地把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的學科加以闡述時，他把自己置於馬剋思傳統之內，盡管他實際上還受到瞭德國曆史學、現象學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但他在一個關鍵性的地方有彆於馬剋思：在馬剋思那裏，追溯觀念與社會地位之間的聯係，主要是作為挫敗敵手主張的論戰性武器，曼海姆卻力圖使知識社會學成為一種科學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張所有觀念（不僅是敵手的觀念）都與觀念據以産生的社會曆史條件相聯係，因而也受到這些條件的影響。事實倒是，每一位思想傢隻從屬於特定的社會集團，占據一定的位置，並扮演專門的社會角色，因而必然影響他據以探討經驗世界的觀點與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動都受社會存在決定，或者至少說相互決定。觀念“定位”於社會過程之中。現代世界舞颱上各種相互鬥爭的觀念，都錶達瞭各自群體和階級的願望。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在於確定思想立場與結構—曆史位置的經驗相關性。

知識社會學的另一位德國創始人馬剋斯·捨勒，隻是在錶層結構上受到瞭馬剋思傳統的影響，而曼海姆卻如此廣泛地受到瞭馬剋思的影響。捨勒是現象學學派的門徒，雖然他是一位異端分子，因而，他感覺到在觀念産生過程中預先設置階級因素是多餘的，他反對這樣做。相反，他認為，用常駐不變的獨立變量（如階級地位）不可能說明可變的各種觀念的齣現。捨勒說，若乾“真正的因素”存在於曆史過程之中，決定著特定的思想産物的齣現。在現代社會，階級因素的確若隱若現，血緣關係曾經是原始社會的獨立變量，政治因素在現代社會曾經處於中心地位。進而，捨勒認為以前的理論建立過程中相對主義過於泛濫，他也反對這麼做，他試圖采取一條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斷言，雖然隻有當先決條件“真正的因素”幫助打開思想之流的“閘門”時，特定的一係列觀念可能真的會湧現齣來，但所有這些觀念隻不過是嚮永恒的柏拉圖王國中不變的絕對本質投以一瞥而已。

在關於思想與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社會學研究中，曼海姆與捨勒各自構成瞭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為法國知識社會學先驅的杜爾凱姆，關於這一課題所論不多。杜爾凱姆的著作帶有模糊不清的認識論思辨，因此比德國人受到更多的詆毀，盡管如此，必須認為，杜爾凱姆的著作是此領域中最關鍵的開創性研究之一。

在他繼續嚮對社會行為作心理學和原子論解釋開戰的過程中，杜爾凱姆走進瞭知識社會學領域。他試圖確定道德、價值和宗教的社會起源和社會功能，並把道德、價值和宗教解釋成為不同形式的“集體錶現”（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而不是個彆思想傢沉思的産物。杜爾凱姆並不滿足於把這種或那種具體的觀念係列追溯到社會曆史環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張思想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時空概念是社會創造物，以此力圖推翻康德所強調的不變的普適的人類精神範疇。杜爾凱姆斷言，社會通過形成邏輯思想據以産生的範疇而在邏輯思想的發生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他認為，對原始人進行時間上或其他的分類，非常接近於對部落的社會組織所作的分類。第一個邏輯類是人類。動物、植物和環境中的其他物體，按照部落屬性、血統或傢族群體加以分類。年代劃分對應於周期性的節日和公眾儀式，以便讓日曆能錶示集體活動的節律性。按照類似的方式，社會組織一直是空間錶徵的模型，而天國隻不過是它的塵世夥伴的一個投影。在杜爾凱姆看來，所有的象徵性思想，都導源於社會組織。

如果有誰想探討一下茲納涅茨基這本書的所有思想先驅，那麼還必須考慮許多其他成果，這些成果也對三十年代後期作為一門學科的知識社會學作齣瞭貢獻。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者皮爾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這裏我樂於指齣（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驅者的研究方法為茲納涅茨基設置瞭一些陷阱。

茲納涅茨基認為，大多數先前的理論建構有一個根本性的睏難，那就是認識論與形而上學假設強烈地乾涉據稱是社會學研究的實質性領域。當知識社會學想把自身變成一種“知識的社會學理論”時，茲納涅茨基有正在闖入禁區之感。“作為知識的理論，‘科學的科學’，必須確立自身作為一門社會學的特徵；而作為社會學，必須確立自身作為一門科學的科學的特徵”。（（Ｋ．馬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４頁。））不應該把知識社會學當作一種特殊的社會學認識論，而應該實實在在地屬於社會學領域。雖然茲納涅茨基沒有專門論及這一點，但人們可以猜測他已經發現瞭他的先驅在這方麵的嚴重缺陷，也許少許例證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曼海姆的普遍相對主義或關係主義，明顯在把自己引入睏境。正如古代剋利特島人，他們聲稱所有剋利特島人都是撒謊者，這實際上否定瞭他們自己之陳述的真理價值。曼海姆的情況同樣如此，他主張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決定，那麼，這一主張也要應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們一再同他爭辯，絕對的相對主義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試圖在經驗性社會現象的世界之外采納阿基米德的觀點，以便能對“所有思想都由社會決定”發錶論斷。曼海姆清醒地意識到這些睏難，並想方設法剋服之（沒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後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堅持認為存在的命題導緻無效判斷，而隻是強調給定的視角可能導緻片麵的觀點，從而避免瞭早期立場中的睏難。他還更進一步拋棄瞭早期在理念王國整體決定問題上提齣的多餘主張。他較為謙遜地說，“在社會科學中，與其他地方一樣，判斷真理與謬誤的終極標準，可以在對客體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識社會學無法替代”，“這當然是韆真萬確的”。（（Ｋ．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１９３６），第４頁。））盡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瞭發生學上的錯誤，也就是說使觀念的有效性或無效性依賴於社會地位。這種情況有助於曼海姆後期的學生（茲納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經驗證實的部分與相當不幸地侵入認識論領域的其他部分區彆開來。

曼海姆存在的問題，更有理由在杜爾凱姆和捨勒身上存在。捨勒關於永恒本質的理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理論，談不上科學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識社會學中沒有什麼地位。杜爾凱姆試圖推翻康德的主張，照樣會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學氛圍傳遞給真正的知識社會學方麵富有成果的開創性研究。而特彆想從社會組織的特徵中導齣象徵思想的範疇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必須把象徵思考的能力當作所有人類存在物的根本潛能，象徵思想使人類社會生活成為可能。

茲納涅茨基決心為自己強加一個嚴格的自我否定規範：他準備避開一切涉及認識論問題的引誘。他希望進行嚴格科學的、實實在在的探究。為瞭與他的早期方法論相一緻，他隻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傢都主張自己的知識係統是真的和客觀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這些主張的真理性並不是社會學傢的事。“社會學傢必須遵守那些個體或群體為他們所共享的知識所製定的有效性標準”。（（Ｋ．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第５頁。））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義”而是主體的“情境定義”賦予研究以活力。無論知識係統被判定為真或假、有效或無效，都與社會學傢無關，社會學傢隻須滿足於追溯知識的起源與後果、知識的功能或功能失常。茲納涅茨基雄辯地總結為：“當社會學傢研究他們的社會生活時，他必須同意，對於他們公認為有效的知識，他們纔是他唯一必須考慮的權威。作為一名社會學傢，他沒有權利用自己的權威去反對他們的權威：他受絕對樸素這一方法論規則的約束。當他涉及他們接受並運用的知識係統時，他必須放棄自己的理論有效性標準”。（（同上，第６頁。））

茲納涅茨基不僅拒斥所有認識論與形而上學的假定，而且還把自己的注意力限製於沃納·斯塔剋（Ｗｅｒｎｅｒ Ｓｔａｒｋ）所謂的微觀知識社會學（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斯塔剋：《知識社會學》（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５８）。））。也就是說，他不去親自關心“社會總體知識氣氛”或“社會係統的總體曆史運動”。（（同上，第３０頁。））他更為謙遜地把自己限製在研究知識的創造者與承載者這些社會角色及其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中。

茲納涅茨基為自己規定瞭兩個相關的任務：建立知識人所扮演的各種專門社會角色的類型學；研究支配知識人之行為的規範模式。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調查的中心工具是“社會圈子”（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概念，所謂“社會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傢對其發錶自己的思想的一批聽眾或公眾。茲納涅茨基指齣，至少在異質社會（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中，思想傢不可能對整個社會發錶言論，而是傾嚮於隻對經過選擇的部分公眾發錶言論。特定的社會圈子給予社會認可，提供物質或精神收益，並幫助已將聽眾的規範性期待內化在心中的思想傢形成自我形象。社會圈子要求思想傢不辜負圈子的期望；反過來，社會圈子將授予思想傢一定的權利和免疫性。知識人預見公眾的要求，傾嚮於從這些現實的懷有期望的公眾角度去劃定材料與問題。於是，可以依據公眾，以及依據社會關係網絡所期待的績效，對思想傢進行分類。

本書的重點在於茲納涅茨基對知識人可能扮演的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所作的分類。在這些角色中，他區分為技術顧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ｓ）；聖哲（Ｓａｇｅｓ），即那些為群體之集體目標提供意識形態評判的人；神聖學者與世俗學者（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順次又可分為各種類型，從“真理發現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Ｔｒｕｔｈ）到“知識傳播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從“組織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ｒｓ）、貢獻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到“真理戰士”（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他還研究瞭“知識創造者”（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順次又可分為事實發現者（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ｅｒｓ）或問題發現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這決不是一種缺乏想象力的分類演練。茲納涅茨基指齣，社會圈子對知識人的要求，隨著期望於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變化。因此，社會圈子不會期望技術領導者去尋求新的事實，這些新事實可能會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動之正確性所持有的信念産生動搖。體製期待技術領導者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識創造者會由於他發現瞭新事實而獲奬賞。知識人所扮演的每一種特殊社會角色都帶有某種期望；每一個社會圈子奬懲特定類型的知識績效。

茲納涅茨基這本書為研究對新奇觀念的接受與拒斥提供瞭重要綫索，在本書齣版後不久，默頓就在一篇評論中肯定瞭這一點。它使我們能確定“各種不同的社會結構對於采取某種態度對待經驗材料施加壓力的方式”。（（《美國社會學評論》，第６期（１９４１），第１１１—１１５頁。轉載於科塞和羅森伯格的《社會學理論》，第３５１—３５５頁。這裏引文取自第３５３頁。））比如聖哲，現存秩序的變革者或辯護士，他知道瞭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尋求可能動搖現存秩序的新事實。另一方麵，學者“對真正的新事實有肯定或否定兩種態度，這取決於學派係統體製化的程度：在最初階段新事實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係統完善起來，學派的知識承諾就阻止對新奇的發現采取積極肯定態度”。（（同上，第３５３—３５４頁。））因此，通過把注意力集中於恐新病（ｎｅｏｐｈｏｂｉａ）的結構性來源，茲納涅茨基允許我們較大地偏離那樣一種全盤主張，即主張所有組織和社會結構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願承認創新。附帶提一下，如果茲納涅茨基在今天寫成此書（在過去可能受到瞭注意），他會發現這對於研究嗜新病（ｎｅｏｐｈｉｌｉａ，即片麵強調新穎）的互補結構條件同樣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沒有歸屬的知識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個顯著特徵，因為他們的公眾要求他們不停尋求新的刺激物，以復興已經疲憊不堪的智力或美學上的嗜好。

茲納涅茨基不滿足於僅僅描述知識人的各種社會角色，他還為理解這些角色的轉化和取代過程提供重要的綫索。例如，他指齣，某些宗教思想學派，隻有當他們成功地將其成員與競爭對手學派隔離開來時，纔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他們自己的任務。當一個神學學派失去壟斷地位而被迫與其他學派競爭時，它不再依靠未經檢驗的信仰而是必須發展齣閤理的勸說模式。相互衝突的信仰係統發齣的挑戰，對於神學知識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過程作齣瞭貢獻，原先由神學學者所占據的領域，逐漸地為世俗學者所接替。懷特海（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經指齣，觀念衝突不是災難，而是一個機會。茲納涅茨基會欣然同意這一點。尤其是觀念的衝突為以知識探索者的開放宇宙取代聖哲之封閉的精神世界提供瞭機會。

這幾個例子說明，茲納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創造性地使用於知識生活社會學（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之中，這足以使本書的讀者思考一些特殊的問題，並值得按茲納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這的確是對他的最高奬勵；他為未來之完滿的知識人社會學（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提供瞭一個貯藏有建設性的分析途徑與概念的倉庫。（（利用茲納涅茨基某些範疇的嘗試，見Ｌ．Ａ．科塞：《理念的人：社會學傢的觀點》（Ｍｅｎｏｆ Ｉｄｅａｓ：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茲納涅茨基異常謙虛，他不像他的許多前輩，他並沒有準備提供全部答案。他的書是具有開放目標的學術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識探索者而不是一位聖哲。他期待著未來的讀者成為他的探索夥伴而不是他的門徒。

弗洛裏安·茲納涅茨基（１８８２—１９５８），波蘭齣生的美國社會學傢、詩人，１９５３年曾當選為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早年研修哲學，後專事社會學。其社會學體係跨越歐陸與英美，受新康德主義、曆史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注重將人類世界作為一個文化世界來研究，認為“文化世界是一個價值世界，而非事物世界”。他有關社會學理論及方法的著作，在社會學成為獨立學科的過程中，起到過承前啓後的作用。此外，他還是倡導實地調查的先驅人物和波蘭農民文化研究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