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那些懷疑巴斯夏作為經濟學傢沒有什麼齣眾之處的人也會同意，他是一位天纔的政評作傢。約瑟夫·熊彼特曾經稱他為"有史以來最齣色的經濟新聞記者。"為瞭介紹現在您手頭這本收入瞭他寫給普通公眾的最成功的文集，我們倒是很樂意承認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對巴斯夏的苛評，他說"他不是一位理論傢"，但這一點卻也並不足以抹殺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暫的寫作生涯快要終結的時候，他確實曾經想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種理論上的論證，但他最終沒有討得專業圈內的歡心。如果一位針對公共事務僅僅撰寫瞭五年評論，然後在絕癥迅速地侵襲他的時候，在幾個月時間內，為自己截然不同於既有學說的論點進行辯護，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經是一個奇跡瞭。然而，人們可能會問，恐怕不會僅僅是他年僅49歲時就英年早逝纔使他沒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辯的著述當然證明，他對什麼是重要的問題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質的天賦，而這按說是能夠為他提供豐富的材料，從而對科學作齣真正的貢獻。

證明這一點的再好不過的例子，就是收入本書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經濟學中什麼是看得見的什麼是看不見的》。從來沒有人用這麼一句簡單的話就清楚地揭示瞭理性經濟政策的關鍵難題所在，我還想加上一句，也為經濟自由給齣瞭決定性的論證。正是因為他把整套這種觀念濃縮為這麼幾個單詞，所以我纔在上一段中稱他為"天纔"。他圍繞這句話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闡明瞭一整套自由至上主義的經濟政策體係。這句話盡管隻是頭一篇文章的題目，實際上它是整本書的一個提綱挈領。巴斯夏在反駁他那個時代流行的謬見的時候，一遍又一遍地闡明瞭其含義。我後麵將會提到，盡管他所駁斥的那些看法，今天隻是穿上瞭一件更為復雜的外衣，但其實質自巴斯夏以來，並沒有根本改變。不過，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觀念的一般含義多說幾句。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我們僅僅根據經濟政策措施的當下的和可以具體地預測得到的效應判斷這些政策，那麼，我們就不僅僅不可能實現某種可以維續的秩序，還將必然一步一步地喪失自由，從而阻止瞭比我們的措施所可能産生的後果更好的東西之齣現。自由對於各不相同的個體充分地利用隻有他們自己瞭解的具體環境和條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們限製他們以自己樂意的任何方式服務於其他人的自由，我們從來不知道，我們已然阻止瞭什麼樣的有益的行動。而所有的乾預行動，就正是這樣的限製。當然，這些乾預行動總是許諾要達到某些明確的目標。隻有在完全阻止一些個體的某些不為人知的但卻有益的行動的時候，政府的這類行動纔能每次都達到其事先預見到的直接結果。其後果就是，如果這樣的決策一個接一個，並且不受對作為一種普遍原則的自由的忠誠的約束，那麼，我們必然會在幾乎所有方麵喪失自由。巴斯夏把選擇的自由看作是一種道德原則，決不能齣於權宜的考慮而犧牲自由，這是十分正確的，因為，假如隻有在廢止自由的具體損害能夠被明確指認齣來的時候纔尊重自由，那麼，自由的任何方麵就都不是不能廢止的瞭。

巴斯夏對他那個時代謬種流傳的觀點予以迎頭痛擊，今天，很少有人再像當時那樣那麼天真地使用那些論證，但我請讀者不要自欺欺人，以為同樣的謬論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已經銷聲匿跡瞭：今天，那些觀點隻不過是以一種更為復雜的形態齣現，因而也更難察覺。讀者如果逐漸認識到以更簡單的形態錶現齣來的這些大量謬誤，那麼，當他看到從那些看起來更為科學的論證中得齣的同樣的結論，至少就會更為小心。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特徵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異的證據來論證那些十足錯誤的見解，這些見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為從它們那裏推論齣來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瞭：支齣是好事情，而儲蓄是壞事情；浪費有益，節約會傷害廣大群眾，錢掌握在政府手裏，要比掌握在民眾手裏更好一些；保證每個人得到自己應得的東西是政府的職責，等等等等。

在我們這個時代，所有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區彆就在於，巴斯夏在駁斥這些看法的時候，有整個專業經濟學傢隊伍都站在他一邊來反對利益集團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見，而今天，同樣的看法卻是由某種極有勢力的經濟學派，用門外漢根本就不懂的、給人印象深刻的詞匯提齣來的。在這些謬論中是否有某一點，人們原本以為巴斯夏已經將其一勞永逸地駁倒瞭，恐怕再也難以見到其復活瞭？這一點還真成疑問。我不妨舉一個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寓言《蠟燭製造商抗議太陽競爭的陳情書》中諷刺說，應該禁止房子上安裝窗戶，因為蠟燭製造商的繁榮會給所有人帶來好處，然而，法國一本頗為有名的經濟學史教科書的最新版上卻為這篇文章加瞭一條腳注："必須注意到，按照凱恩斯關於不充分就業的假設，及乘數理論，嚴格地說，蠟燭製造商的說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巴斯夏駁斥瞭那麼多我們似曾相識的經濟學萬應藥，不過，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危險他卻似乎沒有預料到。盡管他也批駁瞭他那個時代信用問題上的種種奇談怪論，不過在他那個時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綫上升的通貨膨脹，卻不是太大的危險。在他看來，支齣的增加必然立刻導緻要加捐增稅。原因就在於，在他那個時代，所有的人，隻要一生經曆過一次大的通貨膨脹，就再也不會容忍貨幣持續貶值這樣的事再發生。因此，如果有讀者看到巴斯夏覺得需要反駁的那些很簡單的謬誤之後有一種優越感，那他應該記住，就某些方麵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實比我們現在的人要明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