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從台灣到日本》字數不多，卻視野恢弘，將過去六十年來台大醫院精神部所進行的社會文化精神醫學研究結果，進行簡明扼要的總整理。

本書從＜社會文化變遷與精神疾病＞談起，呈現不同年代對精神疾病的態度和用語之轉變，例如「精神科」改為「心身科」，癡呆症改名「失智症」等。在威權時代，緊張型精神分裂患者較多，而有大量新移民湧入的社會（如戰後初期的台灣），妄想症患者明顯升高。而在全球化及資訊氾濫的時代，憂鬱症、失眠及藥物濫用，成了重要的主題。

精神醫療的態度與做法，跟文化息息相關，例如印度及亞洲地區民俗醫療和中醫盛行，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常有拜神、求籤、服用草藥的行為。又如，許多文化中都有「附身」的案例出現，爪哇、非洲黃金海岸、菲律賓、海地、南美、中國…，但日本獨特的動物附身（如狐狸附身）現象，以及漢人社會的「縮陽症」（Kuro）和「畏寒症」（Frigophobia），根據作者長期的臨床觀察及文獻研究發現，在東亞文化圈中屬於漢民族特有的精神疾患，成因主為傳統中醫學養生概念之下，將人體視為一個陰陽調和的小宇宙，若陰陽不協調，則易引發所謂陽氣／陰氣失衡的身體化現象。書中呈現四位個案的症狀故事，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本書不但簡述了社會、文化精神醫學的系譜及演變，並以東京和台北的精神科住院患者為例，進行兩地的多項比較，其中，關於日本人「極度在意他人」的傾向，和台灣人對身體的「進補」文化，有精闢的範例和解析。同時，書中並針對憂鬱症的國際流行病學調查，進行整理，特別是日本人的「親子協同自殺」現象，進行文化心理和社會家庭結構的剖析。這與「甘え」（amae）在日本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小家庭封閉的親子關係密切相關，影響所及，中日韓三國雖然同樣使用漢字，由於對家族親疏概念的認知不同，因此在「自殺」的動機及模式上產生差異。

作者還以居於北極地區、吸收了白人文化的原住民愛斯基摩族為例指出，愈能認同本身文化傳統價值，而又能高度適應現代文明生活者，其罹患精神疾患的機率則相對較低。最後，本書更呈現出日語一個非常有趣的特色，即習慣使用身體部位的特徵來對人的性格作描述，例如「鉄面皮」（厚臉皮）、「鼻息の荒い」（衝動）、二枚舌（說謊）、「腹黒い」（壞心眼）、「辣腕家」（精明幹練）等等。

書末的＜後記＞，生動述說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史，例如臺大醫院精神科的住院紀錄，第一位患者是日本人，女性，昭和十四年（1939）5月27日因緊張病而住院，6月9日出院。又如「大戰剛結束的台大醫院環境非常惡劣，漏雨很嚴重，病患來求診時，常可看到護士在後方撐著傘幫醫師擋雨的畫面。」1985年時，台灣的精神科醫師大約兩百人，現在已經將近一千人，平均每2萬人就有一名精神科醫師，這是精神醫學在台灣本土扎根、成長的軌跡。

林憲教授認為，泛文化精神醫學真正的意義，是使研究者超越自身的文化，以寬廣的的視野來進行研究，為全體人類的心理衛生貢獻心力，希望能夠促進人類文化的成熟，共同創造出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

總而言之，《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可說是將台灣與日本社會的文化、社會、家庭的種種情形，加以客觀地分析討論之後難得的贈禮。

「本書作者林憲教授一直到就讀於醫學部之前都是接受日本教育。而戰後，作者站在台灣精神醫學界的中心位置，繼續從事各類國際研究。本書是作者對日本精神醫學界的贈禮，也可說是對日本精神醫學界的提問，讀來相當有趣，是精神科醫師必讀之書。」土居健郎（海鳴社）

林憲教授是台灣文化精神醫學研究的先驅，1945年進入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正巧處於戰前與戰後的交接點，見證了歷史文化的變遷、時代的推移，對人們精神症狀的影響。本書2004年在日本出版，副標題「從台灣到日本」，意思是台灣的學者把研究結果致贈給日本的精神醫學家；同時也陳述許多台日文化比較的成果，點出了「泛（trans）文化精神醫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