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前研究员张国淦先生的遗著。原名“中国方志考”第一编，这次出版，只书名稍作改动外，其余体例等一仍其旧。
本书对我国自秦汉到元代的方志，凡有名可稽的，不论存佚，一概收录，进行考证。除掉摘录和归纳前人的意见外，作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本书对于了解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了解我国方志的发展过程，有一定作用；对于研究我国放置的学者和目前从事编纂地方志的同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名《中国方志考》，1935—1936年在《禹贡》半月刊上连载。后经整理、修订，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系遍考存佚的古代地方志书综录，采辑了秦汉以至元代的地方志约4000余种编辑而成，存者录其序跋，佚者辑其逸文，记其出处。 [1] 首列总志，次分省排列，每省先为通志类，后为府县志类。每志书除标注存佚、修纂者、版本之外，均广采序跋，存者列出篇目，佚者征其逸文并加以考释，因此对于习方志者颇多稽考检索之利。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在方志学界颇受重视，成为了解和辑佚古代方志所必资。
作者简介
张国淦（1876—1959），北洋政府官员，学者。幼随父居安徽，1902年中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1906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在《沪报》上发表关于辽、吉两省时政文章，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武昌首义前，调北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后以“参议”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得袁世凯青睐，历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黎元洪执政时，因同乡关系，继续受到重用，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水利局总裁。周旋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调节矛盾，为各方所侍重。1918年至1926年，先后担任平政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农商总长兼署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职。在京时，参加湖北自治运动，谋“鄂人治鄂”，以驱逐王占元。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去职居天津，来往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潜心史地调查。抗日战争前后，以写稿、卖书维持生活。1953年赴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9年病逝。
著有《历代石经考》、《俄罗斯东渐史略》、《中国古方志考》、《〈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西伯利亚铁路图考》、《续修河北通志》、《湖北书征》、《湖北献征》、《中国书装源流》、《常熟瞿氏观书记》、《辛亥革命史料》、《北洋述闻》、《潜园文集》、《潜园诗集》等；并参加过《湖北文征》的编纂。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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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仿佛能带人穿越回遥远的古代，去探寻那些尘封已久的乡土记忆。《中国古方志考》——光是这个名字，就让人不禁联想到浩如烟海的文牍、古朴的笔迹，以及那些曾经鲜活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我期待它能像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通往古代地方志研究的宝库之门。不知道作者是如何梳理和考证那些散佚的、甚至已经面目全非的古代方志的？是采用了文献比对、实地考察，还是更侧重于文本的细致解读？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罗列文献目录，而是能深入剖析不同历史时期方志编纂的体例演变、地方史观的差异，以及这些古籍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独特价值。例如，宋代的方志如何记录水利工程的兴衰，明代的方志又如何侧重于物产的记载和禁令的颁布？这些细节的呈现，将是检验这部“考”作是否真正具有学术深度的试金石。它应该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让我们看到方志学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不是仅仅被视为地方官吏的案头工作或文人墨客的闲暇之作。期待它能提供一个宏大而又精微的视角，让现代人重新认识“地方”在历史长河中的真实重量。
评分这本书的篇幅和深度，显然是面向严肃研究者的，但即便如此，它也为普通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座可以攀登的知识阶梯。我个人最欣赏的一点是，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地方志”这一学科的“正名”工作。长期以来，方志学可能在主流史学界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常被视为地方性的、次要的史料汇编。然而，通过这部“考”作的系统梳理，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历代士人、官员是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力图为一方水土留下永久记录的。这种对“记录者”本身的研究，本身就极具人文关怀。它不仅仅是研究“记载了什么”，更是研究“为什么要这样记载，以及这反映了当时的哪些思考”。这种深度挖掘使得那些陈旧的、可能布满灰尘的方志文本重新焕发出生命力，让读者不仅对历史事件本身产生兴趣，更对古人留存记忆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无疑是一部扎实、有力、且富有启迪性的学术著作。
评分从一个普通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实用价值或许不在于直接提供某个古代物产的配方或某个村落的具体方位，而在于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地方史”的认知边界。在过去，我可能只会关注那些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隐藏在山川河流、田间地头的方志里，蕴藏着更细微、更贴近民生的历史脉络。它让人明白，每一个地方的细微差异，无论是独特的物产、奇特的风俗，还是某种地方性的祭祀活动，都是中华文明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复杂投射。如果说正史是中华文明的主干道，那么古方志就是那无数条穿梭其间的、连接着每一个具体角落的毛细血管。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把这些毛细血管的走向和功能，用科学的方法清晰地勾勒了出来。这使得我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理解，从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转变为一个由无数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故事的小世界所构成的、生动而有机的整体。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用“典雅而疏朗”来形容或许最为贴切。它既有传统文人著述的沉稳内敛，又在逻辑推演和概念梳理上展现出现代学术规范的清晰。阅读过程中，我几乎能想象出作者伏案苦吟、反复推敲文字时的情景。它没有过多使用时下流行的口语化表达，而是保持了一种与所研究对象相匹配的庄重感。但这种“庄重”并非是晦涩难懂的障碍，相反，它在行文布局上极为讲究章法的疏密有致。比如，在介绍某一代方志编纂的核心理念时，作者会用一两段极为凝练的文字做出精准概括，随后立刻过渡到具体的案例分析，这种张弛有度的叙述节奏，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舒适度和理解的效率。特别是那些关于“方志学”理论构建的部分，作者似乎很擅长用类比和譬喻的方式，将复杂的概念变得易于把握，让人感觉不是在啃生硬的学术条文，而是在聆听一位博学的老者娓娓道来。这种将“考据”的严谨性与“论述”的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文笔，确实是难能可贵。
评分读完（或初步翻阅）后，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和论证结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显然不是那种堆砌史料的平铺直叙之作。首先，它在宏观框架的搭建上显得尤为老辣，它似乎并没有将不同朝代的方志视为孤立的文本碎片，而是试图构建一个连续的、可供比较的研究谱系。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处理那些因战乱、毁禁而失传的方志残篇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侦探般的执着与细致。那种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捕捉蛛丝马迹，然后小心翼翼地还原出原貌的治学态度，着实令人敬佩。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论证并非一味地肯定“古之善者”，而是充满了批判性的反思。比如，作者是否探讨了方志在特定历史时期被“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旨意，如何在方志中夸大功绩、隐瞒弊端？这种对“记载者偏见”的揭示，使得全书的学术价值大大提升，避免了将古籍奉为圭臬的肤浅做法。它提供了一种“透过文献看历史”的进阶技能，指导读者如何辨析史料的真伪与倾向，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评分一直没有重印，只好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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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截图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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