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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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王瑞芳
出品人:
页数:367
译者:
出版时间:2010-8
价格:59.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09716199
丛书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图书标签:
  • 土地改革
  • 社会史
  • 土地制度
  •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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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瑞芳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批准号为06BDJ01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该课题聚焦1950—1953年中国大陆(但不包括未实行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新区土地改革前后,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重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图景,阐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考察土改运动前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分析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借以说明土改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课题行文中的“土地制度变动”,主要指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制度变动,即土地改革运动。课题成果从七个方面对土改运动后的乡村社会变革问题展开阐述。

一、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变化

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农业生产力中的基本要素,而三者的结合方式,决定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合理与否。土改前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更是极不合理的。不平衡的土地占有状况与不合理的生产资料配置,说明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由此导致了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农业生产力长期以来难有大的突破。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及生产资料与农民的合理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兴修水利热潮的掀起、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和提高。

二、土地制度变动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土改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是由于土改中贫雇农无偿获得了土地及包括农具、耕牛、房屋等在内的生产资料,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生产和生活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带来的农业产量的上升、购买力的提高和负担的减轻。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同步的,农民生活是随着生产恢复和发展而有所改善的。而土改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初步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直接带来了农村人口的骤增,这显然是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反映。土改后农民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开始普及教育、兴办冬学、民校和小学,积极扫除文盲,创办农村剧团,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带来农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学习文化的高涨热情与提高文化水平的热切需求,构成了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强大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与土改前相比,土改后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其文化生活还是贫乏的。只有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之后,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才会得到大幅提升。

三、土地制度变动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

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批“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淡薄,“亲不亲一家人”的口号,开始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所取代。阶级意识逐渐取代宗族观念,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

四 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

土改过程实际上是新政权动员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运动。而农民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必然带来农村政治权力的变动,带来乡村基层政权的更替和乡村政治格局的转变。通过土地改革,原来被地主和富农把持的乡村基层政权迅速被新崛起的由农民积极分子组成的农民协会所取代。农民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掌握者和新的人民政权的拥护者。贫雇农及中农被组织进农民代表会、农民协会,成为新组建的乡村基层政权的主体。伴随着宗族制度的消灭和新的乡村政治组织的建立,中国广大乡村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共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强化。国家政权通过中共领导的农会及新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有效地深入到基层乡村社会,使国家职能范围和行政领域扩大。

五、土改运动后对农民思想的教育与改造

通过梳理《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原因及其经过及成效,解剖湖南“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这只典型的“麻雀”,对土改后出现乡村干部普遍松气思想及《新湖南报》发起并组织讨论的原因、成效和成功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并分析这些成功经验对后来教育和改造农民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基本思路。

六、土改运动后乡村社会习俗的变革

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土地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动,建立在其上的旧的社会规范及社会风俗随之动摇,其对农民的约束力不断弱化,逐步形成了与新的土地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规范、新的风俗时尚和新的社会观念。男女平均分配土地,使妇女得到了与男子相等的土地,在经济上体现了男女平等原则,为妇女的独立自主提供了经济保障;新婚姻法的颁布及其实施,废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从政治上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利。翻身的乡村妇女不仅积极参加了反封建斗争,参与了农村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大批地走向田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大军。伴随着土改中反封建的斗争,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旧农村的社会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巫婆、神汉遭到取缔,早婚、溺婴等陋习恶习得到革除,婚姻自由之风开始盛行,农村新风尚、新习俗逐渐形成,农民政治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变,一个迥异于旧社会的新农村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七、土改运动后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动

广大贫雇农在获得土地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新中农的崛起改变了农村社会阶级结构。如果说土改前农村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的话,那么土改后则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新中农的出现,是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土地改革的显著成绩。中农在农村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他们在农村政治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现实,使中共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必须充分地考虑和照顾到中农的利益。而处理贫农与包括新中农在内的中农阶层的关系,则成为中共在合作化运动中比较棘手而分歧颇多的问题。土改后中共农村阶级政策的一再调整,表明中农阶层的复杂性与解决该问题任务的艰巨性。

该成果在三个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一是在搜集和整理历史档案、调查报告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重点对土地制度变动带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力状况、农村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革进行实证分析,将土改运动对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真实状况予以客观评估,具有浓重的实证研究色彩。二是重点对土地制度变动引起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作深入研究,通过考察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没收族田与瓦解封建宗族制度、农民政治意识的强化与乡村政治格局的变化、妇女解放与乡村社会习俗的变革等问题,揭示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巨变的内涵,填补在上述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点。三是通过分析文献资料,提出了一些过去学术界没有提出的新观点。如:从农民购买力变化测定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观点;土改运动前后的乡村政治权力经历了从地主转移到农会、再从农会转到乡村基层政权的观点;土改运动后农村出现普遍中农化趋势的观点;土改运动后农村社会阶级结构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的观点,等等,均具有较强的原创性。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但并非《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图书简介。 --- 书名: 《风土与乡邦: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重构与文化脉动》 作者: [此处可插入一位虚构的、具有人类学或社会学背景的作者姓名,例如:陈维新] 出版社: [此处可插入一家虚构的、与历史研究相关的出版社,例如:华夏文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深度剖析近代中国(约1850年至1950年)乡村社会在剧烈冲击下的内部结构调整、文化心理演变以及权力关系的重塑过程。我们不再将乡村视为单一的经济单位或被动的历史客体,而是着力展现其作为复杂社会场域的能动性与内在张力。 第一部分:传统结构的韧性与裂变 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宗族网络、士绅阶层和地权分配之上。本书首先考察了这些传统结构的生命力,以及它们如何在西方商品经济的渗透、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干预以及内部人口压力下,展现出“韧性”与“裂变”并存的复杂态势。 我们运用扎根于田野的微观史料,探讨了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期,宗族在维持地方权威、调解冲突中的角色变化。例如,宗族内部的资源分配不再是铁板一块,随着教育普及和新的社会精英的涌现,传统的“族长—族众”关系开始松动,地域性认同逐渐渗透并部分取代了血缘认同。 重点关注了“地权”概念的演变。尽管本书不直接聚焦于“制度变动”的宏大叙事,但我们细致考察了地方精英如何利用地契、典当、佃仆制等工具,在法律灰色地带维持其社会地位。佃农与地主的经济关系,并非简单的剥削与被剥削,而是融入了复杂的社会义务、人身依附和地方性契约之中。当国家法制试图“现代化”这些关系时,地方社会往往通过“隐性抵抗”和权力规避,维持着一种“既变又不变”的张力。 第二部分:乡村精英的转型与地方治理的重塑 近代乡村精英阶层的变迁是理解社会重构的关键。本书将“士绅”这一概念进行拓宽,纳入了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城市获得职业的商贾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的领导者。 我们发现,新旧精英的融合与冲突,是塑造地方治理模式的核心驱动力。以地方自治实践为例,地方绅士们如何利用《县自治条例》等自上而下的授权,来合法化其对地方资源的控制,并排挤或吸纳那些新兴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力量。这种治理模式,往往是“传统权威的现代性包装”。地方议事会、保甲组织、乡董会等机构的运作,深刻揭示了精英阶层在维持“社会秩序”与争取自身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 书中详细分析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在乡村的推广过程。这些现代化的努力,往往成为精英阶层展示其“文明化”资本、巩固其社会领导地位的场域。对乡村学校的调查显示,教育的普及在带来知识传播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剧了乡村内部因接受程度不同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层。 第三部分:文化心理的嬗变与日常生活的抵抗 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在于其精神文化世界的动摇与重构。本书将目光投向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探讨他们在面对动荡、灾荒、兵燹和意识形态灌输时的心理调适。 我们考察了民间信仰、习俗和伦理观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的反应。例如,禁烟运动、移风易俗运动对传统丧葬礼仪、婚姻观念的影响。这些看似微小的文化抵抗,实则是农民群体维护其身份认同和生活连续性的重要方式。他们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文明”的教化,而是在积极地解读、改造和重塑这些外来观念。 此外,本书特别关注了乡村中的“非正式经济”与社会救助网络。在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渗透或有效介入的区域,互助组织、血缘纽带、地方慈善机构构成了农民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这些非正式机制的运转逻辑,与宏观的土地制度变动往往是脱节的,却直接决定了大部分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结语:一个未完成的乡村社会 通过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在精英、结构、文化三个层面的细致考察,本书试图描绘出一幅复杂的、充满内在矛盾的社会图景。乡村的社会重构并非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不同时间维度(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碎片)在同一空间内相互挤压、共存的复杂状态。理解近代乡村的文化脉动与社会韧性,对于我们审视随后的历史转向,以及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深层逻辑,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意义。本书强调,理解“人”如何在历史洪流中塑造和被塑造,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使命。 ---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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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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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一开始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它似乎没有采用传统学术著作那种清晰的“问题-理论-证据-结论”的线性逻辑。相反,它更像是一系列主题性的画卷次第展开,每幅画卷都有其独特的焦点和光影。这种编排方式虽然对初次接触该领域的读者可能需要一些适应,但一旦你进入了作者的节奏,就会发现这种非线性的叙事反而更贴合中国社会变迁本身的跳跃性和复杂性。它不急于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你跟随作者的脚步,去体验那种“在过程中理解”的深刻感悟。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不是被告知了答案,而是被邀请参与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之旅,收获的更多是方法的启示和认知的拓展。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功底可见一斑,但最让我震撼的是它对“非正式制度”的挖掘。很多制度变迁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法律条文和官方政策,但作者显然深谙“实践出真知”的道理,花了大量篇幅去探讨那些没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俗成是如何在制度真空或制度冲突中发挥作用的。比如,书中对宗族网络在土地纠纷解决中的隐形作用的描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分析。它揭示了在现代制度体系的缝隙中,传统社会结构是如何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的,并且如何反过来塑造了新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这种对复杂互动的关注,使得这本书的分析深度远超同类题材的作品。它逼迫读者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去接受一个充满张力和模糊性的乡村现实。

评分☆☆☆☆☆

这本书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以前对乡村社会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表层的阶段,总觉得无非就是土地分配、户籍制度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作者通过精妙的叙事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将制度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微观变化联系起来,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洞察力。书中对某个特定地区土地流转模式的深入剖析,简直让人拍案叫绝。它不是那种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真实记录,让我看到了政策制定背后的那些鲜活的个体命运是如何被深刻影响的。特别是关于产权界定模糊地带如何催生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一段,简直是神来之笔,让人读完后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转型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梳理了历史脉络,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社会动态的全新视角。

评分☆☆☆☆☆

初读此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叙事的张力。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纪录片导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拉近镜头捕捉人物的眼神,什么时候应该切换到宏观的俯瞰视角来展示变迁的全局。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口吻上的变化,从建国初期的集体化浪潮的激昂叙事,到改革开放后个体能动性被释放的复杂心境,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社会学分析,而是将制度的宏大叙事嵌入到具体的家庭故事中,使得那些抽象的“制度变迁”一下子变得可感、可触、可悲可叹。读到那些关于家庭财产继承权微妙变化如何影响乡村青年向上流动的章节时,我几度停下来,回味良久,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其丰富的,充满了情感的共鸣。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对“时间感”的把握。作者似乎拥有某种魔力,能够让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紧迫感在同一页纸上共存。他引用的那些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之间的切换流畅自然,让人清晰地看到,今天的某个关于宅基地的争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某项法令调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回溯,更像是揭示了社会变迁的“螺旋上升”模式——问题似乎在重复出现,但每次出现的语境和解决的难度都已截然不同。这种对纵深历史维度的强调,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视野和思想穿透力。它让我意识到,理解任何一个当下的乡村现象,都必须背负起沉重的历史行李。

评分☆☆☆☆☆

论文合集类似,买它干嘛我?奇怪。

评分☆☆☆☆☆

作者是明显倾向于肯定五十年代土改合法性的,但是用力过劲儿了点。不过撇除他的个人好恶,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李四喜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中那一段讲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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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明显倾向于肯定五十年代土改合法性的,但是用力过劲儿了点。不过撇除他的个人好恶,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李四喜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中那一段讲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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