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农民的新命”为主题，全书分4 章，31篇。“导言”部分集中论述中国农民在当代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历史命运演变，并力图探究这种命运遭际的体制机理，重点分析改革以来的大流动所展示的农民命运。第一编“新步履”，主要讨论农民如何冲破体制藩篱、迈开离乡离农的脚步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内涵和经济后果。第二编“新生存”，主要讨论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态，涉及就业环境、生活环境、子女教育、社会交往等方面。第三编“新治道”，主要讨论农民流动对政府政策和城市管理的挑战。第四编“新纪元”，主要讨论农民流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新发展。不仅分析了2003年以后新的执政理念为基础的政策转折，而且展示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农民工问题的新特点。

☆编辑推荐

1.本书以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为核心关怀，以改革以来的农民流动即农民工问题为基本内容，以实证观察和行为分析为主要方法，着力于解剖提示农民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2.本书作者认为解决农民问题既需要体制创新，也需要新的政治思想启蒙。从根本上说，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中国农民的公民化过程。

☆精彩试读

1. 8　迈开新步伐

“打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社会潮流。不仅城市人中出现了许多“打工者”，而且农村人中也出现了许多“打工者”。两相比较，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更为庞大，处境也更加艰辛。

对于众多的农村劳动者来说，“打工”的实质是通过跨区域流动来满足就业需要，实现发展愿望。“打工者”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在特定时间内的大规模聚集移动中便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民工潮”。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民工潮”就是指农村劳动者的跨区域流动就业。

“民工潮”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不仅仅只有经济的后果。作为一种特殊社会阶段的人口移动，其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评价也有较多的分歧。我们认为，“民工潮”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正像农民创造了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一样。家庭承包制主要解决中国农业的微观经营制度问题，乡镇企业主要解决农村农民如何直接参与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问题，“民工潮”则主要解决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巨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增长方式问题。它是中国农民自己在就业困境中自己找到的一条发展道路。它的社会作用，不仅是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力地促进了城乡两地、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加快了中国农民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十分有力地推进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

“民工潮”也深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成为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其一，客观上超前构造了一块要素市场即劳动力市场。尽管这种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但比起农村传统的自然就业和城市长期的计划就业来，这种就业方式的市场化是相当超前的。其二，冲击了城乡分割、市民与农民权利地位不平等的两种身份制度。农民是在用实际行动追求城乡人口平等发展的权利，呼唤改革旧的不合理体制。其三，农民宁肯在不平等条件下参与城市经济部门的就业竞争，鲜明地昭示了城乡两种就业和劳动体制的弊端，客观上推进了城市就业和劳动体制的改革。“民工潮”对于中国改革的这种直接贡献，甚少为人们所论及，本人认为应予强调。

当然，“民工潮”也有一些负面的社会作用。这些负面作用，有的是体制政策环境不良和社会基础服务设施制约造成的，也有的是农民工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如一部分人外出盲目性较大，或者本身文化素质较低，不适应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或者法制观念差，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尊重别人的权益。现在，从全社会来看，面临一个如何帮助和提高他们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提供能直接有助于他们外出打工的读物。杨金航同志所著的《打工必读》就是适应这种需要、应时而出的一本好书。据我所知，作为直接面向打工者的应用性著作，这是第一本。

以前，我曾看过一些有关部门编写的“务工手册”、“务工须知”之类的小册子，但其容量很小，而且内容上大都侧重于介绍管理规章，更突出管住“打工者”，而不是服务“打工者”。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从立意到构思都是富有创造性的。

杨金航同志是从事就业服务工作的基层干部，近年来主要从事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的组织服务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打工者”们长期相处，对于打工者有真切的多方面的了解。基于此，他产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冲动，也基于此，这本书在内容上才能具有鲜明的适用性和系统性。同时，也由于他长期以来热心于写作，才能使这本书在文字处理上通俗洗练，易读耐读。

中国目前约有七八千万农村劳动者属于在外就业的“打工者”。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解决好这个群体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大问题，为这个群体提供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服务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事业。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各界人士关心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热心于帮助广大的“打工者”。

2. 1　政策中的农民

在中国，农民问题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内容远远比农业问题深厚，集中表现为80% 中国人口的发展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在于，怎样使这个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庞大社会群体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有所作为，并充分享受现代化的阳光雨露。

过去，农民被旧体制所困，为工业化做出了巨大奉献却长期丧失发展机会，陷于困顿落后，乃至成为在就业、收入、福利等方面都迥异于城市居民的“二等公民”，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最终受损者。这样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农民所欢迎的，也是注定无法成功的。因此，加快改革和发展，理顺城乡关系，解决农业问题，做好农村工作，始终都贯穿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正确对待农民是一句老话，但它应该是一句有着具体、实在的体制和政策内容的话，不只是一句在农民中做宣传的动人的口号。

现在看来，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对待农民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保护，创造性得到发挥，发展机会不断增加，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改革前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农民，首先是经济体制的选择问题。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积极性受抑制，创造精神被窒息。

其次是政治气氛的寒冷凝滞。农民被视为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小生产者，对“社会主义”心怀二意，时常要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和指责。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错误决策，抑制工商，以粮为纲，毁林开荒，等等，稍有越轨，便大张挞伐。农村要靠农民去建设，在经济上政治上这样对待农民，农村发展的源泉动力何来？

尽管那时上上下下关于农业的调门也很高，一会儿“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一会儿“苦战五年建设大寨县”，声势浩大、“热”浪灼人，但因为未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农民，中国的农业并未真正热起来。

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对待农民仍然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距今已经十五年，十五年来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冷冷热热颇是耐人寻味。1985年以前，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高速度增加，可以说农业也热，农民也热，政府和农民都满意。1985年到1988年，农业生产（主要是粮棉）出现徘徊，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增幅不如前几年大），可以说农业冷，农民热。政府有些紧张，农民比较满意。1989年以来，农业生产突破了徘徊，农民收入却出现了徘徊，可以说农业虽热，农民却有些冷。去年，农业丰收，农民收入也有较好增加，但近几年农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却尖锐起来。突出的一是卖粮难，年年都有卖粮难，去年更加普遍，而且“白条子”满天飞，甚至进入流通，农民已不甘于沉默；二是负担重，有的地方四面八方巧取豪夺，愈治愈烈，三令五申徒然空喊，农民怨声载道；三是农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受到粗暴侵犯，在农村基层以司法手段对待农民已不罕见，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部分农民对改革和现行政策的不信任，有的甚至直接抱怨指责党和政府，已经演化为重要的社会矛盾。在改革条件下要正确对待农民，这是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农村工作出现了失误，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失误就在于我们在抓农业时淡忘了农民，或者说是重视了农业生产本身，轻视了农业生产深层的农民利益和要求。比如，农村工作面对多重目标，其中农产品产量和农民纯收入尤为引人瞩目。鉴于大宗农产品的战略作用和前几年粮棉徘徊造成的惶恐，这几年政府花费了巨大的气力抓农业生产，终于突破了徘徊。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哪怕是制止这种贸易条件的迅速恶化），农产品价格微升而生产资料价格大涨，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进一步下降，以致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反常现象。显然，我们忽视了提高农民收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综合性最强的工作目标。又如，农村大办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是中国农民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寻求发展的“无奈”选择。这也正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所在。不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希望。但我们受长期重城市轻农村的思想和政策倾向影响，不能正确对待农民这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创造”，甚至另眼相看指责它“争”了这，“挤”了那，冲击了国有经济，搞坏了社会风气。国家经济生活一出现波折，往往首先想到指责它们，采用种种招数给它们穿小鞋。近几年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农民遇到的特殊困难便是有力的说明。农民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机会大量丧失，直接减少了收入。

再如，农民对于负担过重和各种侵权行为已不堪忍受。问题早已发现何以泛滥至此？说到底是对一些部门和组织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放任姑息。尽管文件发了，会议开了，但是没有抓紧，没有抓实，形式主义而已。农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分散程度高而组织程度低，面对形形色色不合理的政府行为，他们的抵制能力较弱。可是，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而让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吗？许多国有大中企业日益亏损而居然可以由国家贷款照发工资奖金，名曰为了社会安定，而农民收入连年徘徊却要忍受种种强制索取，社会安定又缘何而来？

如何对待占全国人口80% 以上的农民，能不能得到亿万农民的真诚支持，关系到改革能否全面、深入地展开，现代化进程能否加快，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目前大量新问题的出现不允许我们陶醉于改革前期的成功。农业较大增长情况下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明显恶化，农村非农化进程中农民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导致部分发展机会丧失，一些扭曲的政府行为和组织行为对农民权益的侵犯打着改革的旗号在泛滥，是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突出问题。归结为一点，即农民的发展未能被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矛盾提醒我们，处理农业和农村问题，一定要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着眼于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切不可见物不见人，“热”待农业，“冷”待农民。

赵树凯，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文学学士（山东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助理研究员。1990年8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涿鹿县委副书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1997）；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1）；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2001-2002）；德国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2012）；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2010-2011，201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