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農民的新命”為主題，全書分4 章，31篇。“導言”部分集中論述中國農民在當代政治經濟條件下的曆史命運演變，並力圖探究這種命運遭際的體製機理，重點分析改革以來的大流動所展示的農民命運。第一編“新步履”，主要討論農民如何衝破體製藩籬、邁開離鄉離農的腳步所蘊含的政治社會內涵和經濟後果。第二編“新生存”，主要討論農民進入城市後的生活狀態，涉及就業環境、生活環境、子女教育、社會交往等方麵。第三編“新治道”，主要討論農民流動對政府政策和城市管理的挑戰。第四編“新紀元”，主要討論農民流動進入新世紀之後的新發展。不僅分析瞭2003年以後新的執政理念為基礎的政策轉摺，而且展示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農民工問題的新特點。

☆編輯推薦

1.本書以當代中國農民的曆史命運為核心關懷，以改革以來的農民流動即農民工問題為基本內容，以實證觀察和行為分析為主要方法，著力於解剖提示農民與國傢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內在邏輯。

2.本書作者認為解決農民問題既需要體製創新，也需要新的政治思想啓濛。從根本上說，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過程，就是中國農民的公民化過程。

☆精彩試讀

1. 8　邁開新步伐

“打工”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一種社會潮流。不僅城市人中齣現瞭許多“打工者”，而且農村人中也齣現瞭許多“打工者”。兩相比較，來自農村的打工者數量更為龐大，處境也更加艱辛。

對於眾多的農村勞動者來說，“打工”的實質是通過跨區域流動來滿足就業需要，實現發展願望。“打工者”作為一個特殊的人口群體在特定時間內的大規模聚集移動中便成為人們通常所說的“民工潮”。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民工潮”就是指農村勞動者的跨區域流動就業。

“民工潮”在中國，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也不僅僅隻有經濟的後果。作為一種特殊社會階段的人口移動，其社會影響是多方麵的，社會評價也有較多的分歧。我們認為，“民工潮”是改革開放條件下中國農民的又一個偉大創造，正像農民創造瞭傢庭承包製和鄉鎮企業一樣。傢庭承包製主要解決中國農業的微觀經營製度問題，鄉鎮企業主要解決農村農民如何直接參與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問題，“民工潮”則主要解決在城鄉發展、區域發展不平衡條件下巨量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增長方式問題。它是中國農民自己在就業睏境中自己找到的一條發展道路。它的社會作用，不僅是直接增加瞭農民收入，有力地促進瞭城鄉兩地、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且也加快瞭中國農民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十分有力地推進瞭傳統農民嚮現代農民的轉化。

“民工潮”也深刻有力地推動瞭中國的改革，成為一種強大的改革力量。其一，客觀上超前構造瞭一塊要素市場即勞動力市場。盡管這種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比較低，但比起農村傳統的自然就業和城市長期的計劃就業來，這種就業方式的市場化是相當超前的。其二，衝擊瞭城鄉分割、市民與農民權利地位不平等的兩種身份製度。農民是在用實際行動追求城鄉人口平等發展的權利，呼喚改革舊的不閤理體製。其三，農民寜肯在不平等條件下參與城市經濟部門的就業競爭，鮮明地昭示瞭城鄉兩種就業和勞動體製的弊端，客觀上推進瞭城市就業和勞動體製的改革。“民工潮”對於中國改革的這種直接貢獻，甚少為人們所論及，本人認為應予強調。

當然，“民工潮”也有一些負麵的社會作用。這些負麵作用，有的是體製政策環境不良和社會基礎服務設施製約造成的，也有的是農民工本身的問題造成的。如一部分人外齣盲目性較大，或者本身文化素質較低，不適應工業文明和城市生活，或者法製觀念差，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尊重彆人的權益。現在，從全社會來看，麵臨一個如何幫助和提高他們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多方麵努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提供能直接有助於他們外齣打工的讀物。楊金航同誌所著的《打工必讀》就是適應這種需要、應時而齣的一本好書。據我所知，作為直接麵嚮打工者的應用性著作，這是第一本。

以前，我曾看過一些有關部門編寫的“務工手冊”、“務工須知”之類的小冊子，但其容量很小，而且內容上大都側重於介紹管理規章，更突齣管住“打工者”，而不是服務“打工者”。所以我認為，這本書從立意到構思都是富有創造性的。

楊金航同誌是從事就業服務工作的基層乾部，近年來主要從事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就業的組織服務工作，和各種各樣的“打工者”們長期相處，對於打工者有真切的多方麵的瞭解。基於此，他産生瞭寫這樣一本書的衝動，也基於此，這本書在內容上纔能具有鮮明的適用性和係統性。同時，也由於他長期以來熱心於寫作，纔能使這本書在文字處理上通俗洗練，易讀耐讀。

中國目前約有七八韆萬農村勞動者屬於在外就業的“打工者”。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群體，解決好這個群體的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個大問題，為這個群體提供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服務是一項有重大意義的事業。我們希望會有更多的各界人士關心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熱心於幫助廣大的“打工者”。

2. 1　政策中的農民

在中國，農民問題所蘊含的社會經濟內容遠遠比農業問題深厚，集中錶現為80% 中國人口的發展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在於，怎樣使這個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龐大社會群體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充分有所作為，並充分享受現代化的陽光雨露。

過去，農民被舊體製所睏，為工業化做齣瞭巨大奉獻卻長期喪失發展機會，陷於睏頓落後，乃至成為在就業、收入、福利等方麵都迥異於城市居民的“二等公民”，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最終受損者。這樣的社會主義顯然不是農民所歡迎的，也是注定無法成功的。因此，加快改革和發展，理順城鄉關係，解決農業問題，做好農村工作，始終都貫穿著一個如何正確對待農民的問題。正確對待農民是一句老話，但它應該是一句有著具體、實在的體製和政策內容的話，不隻是一句在農民中做宣傳的動人的口號。

現在看來，新的曆史條件下要正確對待農民的基本要求應當是農民的利益受到保護，創造性得到發揮，發展機會不斷增加，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改革前沒有能夠正確對待農民，首先是經濟體製的選擇問題。農民幾乎沒有什麼權利可言，積極性受抑製，創造精神被窒息。

其次是政治氣氛的寒冷凝滯。農民被視為具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嚮的小生産者，對“社會主義”心懷二意，時常要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和指責。還有很重要的一條是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錯誤決策，抑製工商，以糧為綱，毀林開荒，等等，稍有越軌，便大張撻伐。農村要靠農民去建設，在經濟上政治上這樣對待農民，農村發展的源泉動力何來？

盡管那時上上下下關於農業的調門也很高，一會兒“全黨動手大辦農業”，一會兒“苦戰五年建設大寨縣”，聲勢浩大、“熱”浪灼人，但因為未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農民，中國的農業並未真正熱起來。

在新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對待農民仍然麵臨一係列新的問題。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距今已經十五年，十五年來農業和農民問題的冷冷熱熱頗是耐人尋味。1985年以前，農業生産大幅度增長，農民收入高速度增加，可以說農業也熱，農民也熱，政府和農民都滿意。1985年到1988年，農業生産（主要是糧棉）齣現徘徊，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增幅不如前幾年大），可以說農業冷，農民熱。政府有些緊張，農民比較滿意。1989年以來，農業生産突破瞭徘徊，農民收入卻齣現瞭徘徊，可以說農業雖熱，農民卻有些冷。去年，農業豐收，農民收入也有較好增加，但近幾年農村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卻尖銳起來。突齣的一是賣糧難，年年都有賣糧難，去年更加普遍，而且“白條子”滿天飛，甚至進入流通，農民已不甘於沉默；二是負擔重，有的地方四麵八方巧取豪奪，愈治愈烈，三令五申徒然空喊，農民怨聲載道；三是農民的財産和人身權利受到粗暴侵犯，在農村基層以司法手段對待農民已不罕見，甚至齣現非正常死亡。這些問題的存在導緻部分農民對改革和現行政策的不信任，有的甚至直接抱怨指責黨和政府，已經演化為重要的社會矛盾。在改革條件下要正確對待農民，這是迫切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農村工作齣現瞭失誤，這是顯而易見的。這失誤就在於我們在抓農業時淡忘瞭農民，或者說是重視瞭農業生産本身，輕視瞭農業生産深層的農民利益和要求。比如，農村工作麵對多重目標，其中農産品産量和農民純收入尤為引人矚目。鑒於大宗農産品的戰略作用和前幾年糧棉徘徊造成的惶恐，這幾年政府花費瞭巨大的氣力抓農業生産，終於突破瞭徘徊。與此同時，卻沒有采取切實措施改善農産品的貿易條件（哪怕是製止這種貿易條件的迅速惡化），農産品價格微升而生産資料價格大漲，農業生産的比較效益進一步下降，以緻齣現農民增産不增收的反常現象。顯然，我們忽視瞭提高農民收入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綜閤性最強的工作目標。又如，農村大辦非農産業，農業勞動力嚮非農領域轉移，是中國農民在二元結構體製下尋求發展的“無奈”選擇。這也正是農村現代化的齣路所在。不如此，中國的現代化也就沒有希望。但我們受長期重城市輕農村的思想和政策傾嚮影響，不能正確對待農民這種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創造”，甚至另眼相看指責它“爭”瞭這，“擠”瞭那，衝擊瞭國有經濟，搞壞瞭社會風氣。國傢經濟生活一齣現波摺，往往首先想到指責它們，采用種種招數給它們穿小鞋。近幾年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農民遇到的特殊睏難便是有力的說明。農民在這些領域的發展機會大量喪失，直接減少瞭收入。

再如，農民對於負擔過重和各種侵權行為已不堪忍受。問題早已發現何以泛濫至此？說到底是對一些部門和組織侵犯農民利益的行為放任姑息。盡管文件發瞭，會議開瞭，但是沒有抓緊，沒有抓實，形式主義而已。農民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分散程度高而組織程度低，麵對形形色色不閤理的政府行為，他們的抵製能力較弱。可是，難道我們就可以因此而讓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嗎？許多國有大中企業日益虧損而居然可以由國傢貸款照發工資奬金，名曰為瞭社會安定，而農民收入連年徘徊卻要忍受種種強製索取，社會安定又緣何而來？

如何對待占全國人口80% 以上的農民，能不能得到億萬農民的真誠支持，關係到改革能否全麵、深入地展開，現代化進程能否加快，黨的十四大提齣的戰略目標能否實現。目前大量新問題的齣現不允許我們陶醉於改革前期的成功。農業較大增長情況下的農産品貿易條件明顯惡化，農村非農化進程中農民受到不公正對待而導緻部分發展機會喪失，一些扭麯的政府行為和組織行為對農民權益的侵犯打著改革的旗號在泛濫，是當前農村社會經濟的突齣問題。歸結為一點，即農民的發展未能被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曆史的教訓和現實的矛盾提醒我們，處理農業和農村問題，一定要從農民的利益齣發，著眼於為農民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切不可見物不見人，“熱”待農業，“冷”待農民。

趙樹凱，1959年11月生，山東萊西人。文學學士（山東大學），法學碩士（中央黨校），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傢。1982年8月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辦公室秘書、助理研究員。1990年8月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部組織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涿鹿縣委副書記、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第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體學習主講專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1996-1997）；美國杜剋大學亞太研究所訪問學者（2000-2001）；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閤作研究員（2001-2002）；德國圖賓根大學客座教授（2012）；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閤作研究員（2010-2011，201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