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第三輯前言
朝鮮半島一九一○年以前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檀君至三韓為第一階段，三國時代（含統一新羅及後三國）為第二階段，高麗王朝為第三階段，朝鮮王朝與大韓帝國為第四階段。
記載朝鮮半島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凡其記載年代上下限包含兩個階段者，我們視為編年體通史；凡其記載年代上下限只包含一個階段者，我們視為編年體斷代史。
第三輯收錄記載三國時代歷史的編年體斷代史著作三種，記載高麗王朝歷史的編年體斷代史著作四種。
記載三國時代歷史的編年體斷代史著作分別是以下三種。
一、《三國史節要》十四卷，盧思慎（一四二七～一四九八）等撰，成宗七年(一四七六)銅活字本（乙亥字）。該書於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撰成，盧思慎領銜上進，徐居正作序。該書因不滿金富軾《三國史記》及權近《東國史略》而發凡起例，史體仿於司馬光《資治通鑒》，書法因於孔子《春秋》及朱熹《通鑒綱目》，以記三國時代之歷史（含統一新羅及後三國）。該書以中國紀年，以立國先後順序敘事，故首新羅，次高句麗，再次為百濟，末附甄萱、弓裔。
二、《三國史》（不分卷），洪萬宗（一六四三～一七二五）撰，舊抄本。該書實為作者編年體通史《東國歷代總目》三國卷之抄錄，但因已獨立成書，且為斷代史，故亦加收錄。
三、《耽羅紀年》四卷，金錫翼（？～一六八六）撰，一九一八年鉛排本。是編成書年代較早，而印行年代較晚。三國時代前期，朝鮮半島小國林立，新羅、高句麗、百濟而外，耽羅為其中較為重要的國家，該書即編年記載耽羅歷史之著作。
記載高麗王朝歷史的編年體斷代史著作分別是以下四種。
一、《高麗史節要》三十五卷，金宗瑞（一三八二～一四五三）等撰，銅活字本（乙亥字）。明景泰二年（一四五一），鄭麟趾的紀傳體正史《高麗史》修成；次年，編年體《高麗史節要》修成。《高麗史節要》“編次務取綱要，有關於治亂興亡可鑒戒者，悉參錄之，餘則既正史在，略之”。有關高麗王朝的紀傳體、編年體史書均告竣，則“史家之體始若粗備”。《高麗史節要》尊中夏；辛氏依王莽例，不紀年，只書甲子，但仍按歷史年代先後，記辛氏事於高麗末王恭讓王之前。
三、《麗史提綱》二十三卷，兪棨（一六○七～一六六四）編，顯宗八年(一六六七)序刊本。此書宋時烈序於崇禎丁未（一六六七），時當作者卒後三年。按，宋時烈是北伐派，主張反清復明，故康熙二年紀以崇禎丁未。此書為綱目體，仿朱熹《通鑒綱目》而作。是書既傷鄭麟趾《高麗史》之繁、吳澐《東史纂要》之略，又傷《東國通鑒》之無綱目，故文字繁簡，務取適中，大書綱領，分注細目。此書凡事大交鄰、朝聘往來，雖煩必書，然而以“此書乃本國私紀”為由，以“本國紀年”。該書不按時代先後，而紀辛氏事於高麗末王之後。尤為可貴者，該書多有考訂，事有可疑，則分注錄之，以附傳疑之義，而於讖緯不經、荒誕鄙俗之說，皆削而去之。
三、《麗史》（不分卷），佚名編，舊抄本。此書為簡明扼要的高麗王朝通俗史讀物。
四、《宋元華東史合編綱目》二十九卷附錄四卷，柳重敎（一八三二～一八九三）、金平默（一八一九～一八九一）編，一九○七年刻本。高麗一朝，始於五代，終於明初，大概與宋元相始終，故書以“宋元”命名，且始記於宋朝建立之年（公元九六○），終記於元朝滅亡之年（公元一三六七）。“華”謂宋元，“東”謂高麗。既記中國歷史，又記高麗歷史，故謂“華東史合編”。仿朱熹《通鑒綱目》而作，故書名末尾加“綱目”二字。正文二十九卷述宋元及高麗歷史，附錄四卷敘“書法”及“發明”。叙宋史則宋帝及年號書以大字，遼金及高麗用小字；記元史雖以元年號繫事，然與高麗年號同以小字書之，僅是元朝事置於前而已，以示“胡元削統”。除強調正統而外，此書還特別注意區分忠奸，表彰道學，警戒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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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用户评价
这套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资料的汇集，更在于其背后所体现出的严谨的文献学精神。我注意到，很多篇章的校注都极其详尽，对于一些难以辨认的异体字、通假字，编纂者都给出了清晰的考证和不同的解释版本，这对于我们做文本细读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我之前在研究某几篇关于中朝使节往来的诗文时，常常因为某个生僻字的歧义而陷入僵局，这次在这套丛刊里找到了几个相似语境下的对勘，茅塞顿开。当然，作为一套大型的丛刊，难免会有一些小的疏漏，比如某几页的影印清晰度稍逊，但瑕不掩瑜，整体的装帧和纸张质量都堪称一流，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疲惫。我更欣赏的是，它没有过度“现代化”或“白话化”这些古老的文本，而是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貌，让读者能够直接面对历史的肌理，感受古人书写的时代气息。这种对“原真性”的尊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初拿到这套书的时候，就被它厚重的装帧和散发出的历史气息所吸引。虽然我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史，但对中古时期的文献资料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套丛刊的选目之精，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其中收录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碑刻和私人著述，为我们研究当时朝鲜半岛的儒学发展、士大夫的交游状况乃至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提供了珍贵的文本基础。我特别花时间研读了其中几篇关于高丽王朝后期儒学思潮变迁的材料，感觉那些晦涩的汉文古籍，在经过细致的校勘和整理后，变得清晰易读，极大地降低了研究的门槛。比如，其中一篇对某位高僧所著述的《东国人物传略》的辑录，不仅梳理了当时朝鲜本土知识分子的谱系，更间接反映了佛教与儒学在精英阶层中的张力与融合，这与我正在做的关于宋明理学东传的研究课题不谋而合，简直是如获至宝。那种在浩如烟海的旧籍中，蓦然发现一枚关键“钥匙”的惊喜感，是阅读这类学术丛刊时最令人沉醉的体验。
每一次翻阅这套书，总有种穿越时空、与古代文人隔空对话的感觉。特别是那些篇幅较短的尺牍、序跋，它们像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朋友圈”记录，充满了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读到某位朝鲜士大夫为远方的友人所作的挽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即便跨越了数百年，依然能深深打动人心。这套丛刊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汉文”作为一种书写传统的保存，更在于它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东亚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它提醒我们，历史研究不应只关注宏大的政治叙事和学术流派，那些琐碎、看似边缘的个人文字，恰恰是构成历史血肉的关键部分。这套书无疑是献给所有对东亚古典文化有敬意和好奇心的研究者与爱好者的一份厚礼，其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坦白说，我并不是专攻东亚古典文学的学者，我的主业更偏向于近代思想史，但我对“汉文”作为东亚文化圈共同的书写媒介这一宏大主题非常感兴趣。这套《朝鲜汉文史籍丛刊》，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让我得以一窥在与中华文化中心保持互动的同时，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如何用“共同的语言”构建起自身独特的文化叙事。书中收录的那些颂扬本国山川形胜、追溯本土历史源流的文章，其遣词造句无不深受汉代、唐代诗文的影响，但细品之下，又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文化自觉和民族情怀。这种“在模仿中创新，在继承中区别”的微妙过程，是理解东亚文明圈内部张力与和谐的关键。我从中获得的最大启发是，我们不能将“汉文”仅仅视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它更像是古代东亚世界共享的一套高阶交流系统，而这套丛刊，正是这套系统在特定地域运行的生动案例。
作为一名需要经常查阅二手研究成果的读者，我发现这套丛刊最大的实用价值在于它的“索引性”和“串联性”。许多分散在不同古籍中，关于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记载，被它汇集一堂，并且经过精心的编排，使得对比研究变得异常便捷。例如，对比不同时期朝鲜使者带回的中土见闻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朝贡体系下，信息传播的路径、认知偏差以及文化接受度的变化。这套书的编纂者显然对相关史料有极深的掌握，他们的选材眼光极为独到，避开了那些已经被过度研究的“热门”文献，转而挖掘那些在传统史学中容易被忽略的角落。这对于我们打破固有的研究框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持。可以说，它不是简单地把旧书重印，而是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考古式”的整理和再发现，大大提升了史料的利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