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生巨变的时代。蒙古的迅速崛起对东亚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以礼仪朝贡为特征的关系模式。重新构建了古代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长期以来周旋于宋、辽与金政权之间、实行平衡外交的高丽王朝遭到了空前强大的蒙古势力的威胁，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韩国学者金翰奎认为，蒙元时期的元丽关系带有传统中韩关系中所看不到的特殊性质：“这一时期的韩中关系应该分两个时期来考察，其中一个时期是蒙古侵攻韩国而韩国进行抵抗的时期，另一时期是蒙古占领中国后建立元朝，与高丽讲和，直到元朝灭亡的时期。在前期，只存在非制度的战争关系，而在后期，各种特殊制度规定了两者的政治外交关系”。该观点与日本学者内藤隽辅的看法大致相同，内藤在《高丽风俗对蒙古的影响》一文中将蒙（元）丽关系分三期：从契丹遗族入高丽开始，属于斗争阶段；第二期服属时代，从高丽元宗末年，忠烈王娶元公主开始，凡八十余年；第三期为余波。虽然如此，但高丽始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元人姚燧描述这种状况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即是说，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都不改变，财政也相对独立。可以认为元与高丽的政治关系继承有过去封贡关系的成分，但双方的政治关系又与传统的朝贡关系有所区别，这种特殊性早已为前辈学者体知，韩国学者全海宗教授就曾指出。

可以说，这个时期双方封贡关系的维系是以实力对比为基础的。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双方政治关系的稳定就可能受到影响。

关于元丽关系的特殊性，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萧启庆教授指出，“元丽关系不能以传统的封贡关系来描述。在元代，中国对韩国的关系，由消极的领导转变为直接的主宰。元朝直接主宰高丽所反映的是蒙古人的威服各国的世界观，而不是中国的修文德以服远人的观念”。两国关系由于蒙古的征服观念表现出某些不同以往的内容。黄枝连教授则提出：“蒙古人的好战和佞佛严重地扭曲了‘天朝礼治体系’。”这就是说，元与高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的宏观架构之内展开的。

虽然此阶段元丽关系特殊，高丽始终面临着外来的巨大压力，但是此阶段的高丽方面却文化较为昌明，无论是官修史籍，还是文人私纂之集，皆相当丰富，传世之数量也甚是可观（其中文人私纂之集的一些内容被收入官修史籍之中）。总体看来，至今韩国保存了诸多有助于蒙元史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为同时代的高丽文人的文集；二为官撰史书，如《高丽史》；三为族谱、碑文、地图；四为传人韩国今在华已佚失的元代书籍，如《至正条格》。这些资料意义不仅在于“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更在于对此时期异族之人对吾国的观感、心态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