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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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夏其龍
出品人:
页数:488
译者:蔡迪雲
出版时间:2014-10-13
价格:HK$ 168.00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9620436017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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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香港天主教教會是少數從香港開埠伊始便一直存在至今的機構之一,與香港同步成長,貢獻良多。早於一八四一年,羅馬天主教會已於香港設立傳教區。香港天主教教會及各修會為當時的香港貧病老弱者提供大量的慈善福利服務,大大減輕了剛成立的殖民政府在社會福利上的沉重負擔。時至今日,除宗教服務外,教會在香港的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方面仍然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盡心竭力地為香港市民提供多元化及專業的服務。

歷史研究方面,與其他宗教相比,有關早期天主教教會全面的研究可謂鳳毛麟角,究其原因,與其封閉性及研究難度不無關係。天主教教會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宗教團體,對複雜的內部組織架構、相關人物、修會及傳教團體之間的錯綜關係,非內部人士難以明瞭;加上早期有關教會及各修會的原始檔案,多以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或葡萄牙文記錄,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難度。本書作者夏其龍神父,多年從事天主教傳教史的研究工作,非但對教會內部運作熟悉了解,加上熟諳多種歐洲語言,對掌握、驗證及分析有關原始檔案大有幫助,研究的可信性亦大為提高。

書中大部分內容依據香港教區檔案處、羅馬教廷傳信部,以及歐洲多個修會所提供的大量文獻寫成,資料翔實,言必有據。而作為一位客觀及持平的歷史學者,夏神父對於教會成立初期的權力鬥爭、教會與政府間之角力、傳教團體間的齟齬、華籍及外籍神職人員間的矛盾等人性化的一面亦如實述之,絕無迴避,把香港天主教教會的發展歷程全面地展現於讀者眼前,對本地早期社會、宗教、教育,以至慈善福利方面的研究來說,絕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參考著作。

《近代中国教会的兴衰:以传教士的视角审视(1840-1911)》 本书聚焦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境内天主教及新教传教事业的发展、挑战与社会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不同于单纯关注特定教派或地域的叙事,本书旨在构建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探讨西方宗教力量在这一关键历史转折点上,如何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及其社会结构发生碰撞、互动乃至冲突。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地揭示近代中国宗教史的复杂性。 第一部分:传教事业的开端与早期布局(1840-1860) 这一部分着重描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传教特权”是如何为宗教渗透打开大门的。我们将细致分析早期传教士(包括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等)的构成、动机与知识结构。他们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带着不同的宗派神学背景和国家利益的潜意识,抵达上海、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 重点探讨了传教士在城市和乡村建立第一个据点时所面临的初期困境:语言障碍、文化隔阂、地方官府的试探性抵制,以及普通民众对异教的普遍猜疑。通过梳理现存的早期教案记录和传教士私人信件,我们试图还原早期“福船”(传教士)在陌生环境中,如何艰难地进行布道活动,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如何塑造了后续的传教策略。特别关注了早期圣母院和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的建立,它们作为社会服务窗口,在初期赢得了部分同情,但也埋下了日后被指控干预民事纠纷的隐患。 第二部分:教案冲突与中外关系的张力(1860-1885) 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尖锐的摩擦。本部分将核心议题集中于“教案”的爆发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教案不仅仅是宗教冲突,更是主权、法律和文化权威之争的缩影。 我们详细分析了数起标志性的教案,例如早期的厦门教案或天津教案,探讨了它们是如何从地方性的土地纠纷、婚姻干预,迅速升级为需要外交干预的国际事件。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传教士如何利用领事裁判权(或曰治外法权)来庇护教民,这种保护机制在为教徒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司法的权威性,并导致教民与非教民之间产生“超法权”的对立,形成了“教中教”的社会分裂。同时,我们也考察了清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理教案的分歧,从洋务派试图通过“开明”姿态安抚列强,到守旧派坚决维护儒家伦常的立场,反映了晚清中央政府在主权危机下的无力与挣扎。 第三部分:社会改造与文化渗透的尝试(1885-1900) 进入19世纪后期,传教事业的重心开始从单纯的宗教皈依,转向更具系统性的社会改造。传教士们深刻认识到,要使信仰扎根,必须改变中国社会的“硬件”和“软件”。 在“硬件”方面,本书详述了西式教育、医疗和印刷出版业的介入。高等学府(如教会大学)的建立,旨在培养一批具备西方知识体系的本土精英。医疗事业则通过医院和西医的引入,试图打破传统医学的垄断,树立西方的科学权威。在“软件”方面,我们深入剖析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传教士们翻译了大量的神学著作、自然科学书籍以及西方文学作品,这些译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思想资源的一部分。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尽管进展缓慢,但中国籍神父和牧师的出现标志着教会试图实现“中国化”,减少对西方人员的依赖,然而,本土神职人员在身份认同、管理权限和神学自主性方面所面临的内部矛盾,也是本书分析的重点。 第四部分:世纪之交的危机与转型(1900-1911) 义和团运动被视为近代中国传教史上最惨烈的断裂点。本书将详细梳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社会根源,探讨其“扶清灭洋”口号下,对传教士和教民的集体性迫害。通过对各国使馆的报告和民间记载的交叉比对,我们还原了庚子事变期间传教机构遭受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分析了这场运动对西方世界看待中国和传教事业的态度的决定性影响。 庚子事变后,列强利用《辛丑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教会的地位,但教会自身的形象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传教事业在清末的转型:如何从依赖外交庇护转向更为注重社会服务和教育领域的深耕,以应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警惕。在革命前夜,传教士们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剧变持何种态度?他们的机构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将为理解民国初年宗教政策的演变提供历史背景。 结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化对话 全书最终总结道,1841年至1894年(乃至延展至1911年)的传教史,本质上是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它是文明交流的尝试,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侧影;它是现代知识的引入,也是文化冲突的爆发点。本书旨在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艰难求索的历程,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宗教维度视角。

作者简介

著者 夏其龍

天主教司鐸。現任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主任,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曾攻讀哲學、神學、傳媒及歷史。研究興趣包括教會史、文明史、拉丁語,也涉獵客家、墓地、燈塔等研究。

譯者 蔡迪雲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榮譽學士、香港大學法律專業證書(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及法學碩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研究員。

目录信息

004 序言 I
013 序言 II
018 詞彙表

027 第一章 早期在中國傳教的嘗試: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
051 第二章 新嘗試的時候:十九世紀中期
073 第三章 活在總務處的陰影之下
145 第四章 發展本地教會
187 第五章 前線傳教士
241 第六章 牧民與傳揚福音工作
281 第七章 服務社會
323 第八章 挑戰政府
357 第九章 落地生根
385 總結

附錄
395 I 歷史檔案
408 II 歷史圖片及地圖
422 III 教會刊物
429 IV 列表及名單
458 參考資料
474 索引
484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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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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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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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对社会历史变迁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关于宗教的历史,更是关于一个城市如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吸收外来影响,并逐渐形成自身独特身份的生动案例。书中对传教士们在香港社会结构中扮演角色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他们如何在教育、医疗、慈善等领域填补空白,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如何应对不同时期殖民政策变化的描述,以及他们如何在维护自身教会利益的同时,也积极融入香港社会,并为之做出贡献。这其中的平衡与智慧,值得深思。书中所引用的原始资料,如教会档案、传教士的信件和报告,都为我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让我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这些一手材料的运用,也增加了本书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我通过阅读,对香港的早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构成、以及不同社群之间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的演进,往往是许多看似不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宗教,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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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我一直认为香港的历史是殖民主义、商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混合体,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天主教传教士群体在这个混合过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1841-1894年,这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传教士们不仅带来了宗教信仰,更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医疗技术、以及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书中对传教士们如何与香港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居民生活习惯进行磨合的描写,让我看到了他们作为个体,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如何利用新兴技术,如印刷术,来传播知识和思想的探讨,感到非常有趣。这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这本书让我对香港的多元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多元,更是文化、宗教、思想上的多元,而传教士们,正是这一多元交融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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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真是打开了我对香港历史认知的一个全新视角。一直以来,我对香港的印象都停留在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的现代形象上,鲜少去探究它背后更为深厚的文化根源。当我翻开《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才真正意识到,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香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多么不可或缺的角色。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的严谨态度,将那个时代遥远而模糊的传教士们的身影,一帧帧地呈现在我眼前。他们远渡重洋,带着信仰与使命,在当时还相当陌生的土地上扎根。这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更是西方文明、教育、医疗等观念与实践的引入。书中对传教士们在香港开办学校、医院,以及他们在慈善事业中的贡献的细致描绘,让我看到了信仰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如何切实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的福祉。我想象着那些早期的传教士,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甚至当地居民的不信任,一点一滴地建立起他们的教会,吸引信徒。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他们对知识和传播的热情,至今仍能感受到其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书中对于一些具体传教士生平事迹的刻画,更是鲜活立体,让我觉得他们不再是历史书上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个体。他们的故事,不仅是香港天主教史的一部分,更是香港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篇章,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渗透到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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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对香港早期社会史略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部宝藏。作者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历史功底,为我们展现了1841年至1894年间,香港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全景图。我被书中详尽的史料运用和深入的分析所折服。书中不仅梳理了传教士们的到来、教堂的建立、教区的发展,更深入探讨了他们与殖民政府、其他宗教团体以及本地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传教士们在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服务领域的贡献的细致描绘。这些机构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书中也毫不回避地分析了传教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如资金匮乏、文化隔阂、以及政治变动的影响。这些客观的描述,使得本书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它让我明白,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多方力量博弈和融合的结果,而天主教传教士群体,正是这一复杂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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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又带着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作者在梳理1841年至1894年间香港天主教传教史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记录,而是深入挖掘了传教士们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与香港这片土地的情感联系。我能感受到,他们并非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带着强烈的个人信念和使命感,在异乡播撒信仰的种子。书中对传教士们在艰难困苦中依然坚持传播福音的描写,让我肃然起敬。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如何与当地社会进行互动,如何处理与华人传统信仰的差异,以及如何在殖民政府的政策变动中调整策略的论述,印象深刻。这些都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细节。它让我看到了,在一个由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利益群体交织而成的社会中,宗教团体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发挥其独特作用的。这本书让我对香港的早期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让我认识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都离不开那些默默奉献、甘于牺牲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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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纯粹的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详实的研究和对细节的把握。1841-1894年,这段时间恰好是香港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重要港口的转型期,而天主教传教士们恰恰是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过程的关键群体。书中对传教士们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活动进行了梳理,不仅包括了他们如何建立教堂、发展教区,更深入地探讨了他们与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其他宗教团体以及本地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多角度的审视,使得历史图景更加立体和真实。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在教育领域的贡献印象深刻。他们创办的学校,在当时为香港培养了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在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对这些教育机构的早期运作、课程设置、以及与本地教育体系的融合过程的描述,都极为详尽,让我得以窥见香港现代教育制度的雏形。同时,书中也毫不回避地提及了传教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例如资金的匮乏、传教策略的调整,以及与当地传统习俗的冲突等。这些真实的记录,使得这本书更具说服力,也更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而非简单的歌颂。它让我明白,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辛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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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一个我过去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香港。我一直以为香港的现代化是纯粹的西方影响,但通过这本书,我才了解到,在早期的殖民时期,宗教社群,特别是天主教,扮演了多么重要的“文化桥梁”角色。他们不仅仅是传播宗教教义,更是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书中对传教士们如何适应香港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社会风俗的描写,让我看到了他们作为个体,在异国他乡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他们学习中文,了解当地文化,努力与本地居民建立联系,这其中的不易,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我特别被书中描写的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细节所打动,比如传教士们如何照顾穷人,如何救助病患,如何在灾难面前伸出援手。这些行为,超越了宗教本身的范畴,展现了人性的光辉。这本书让我意识到,香港的多元文化并非是单一的西化,而是多种文化元素经过长时间的碰撞、融合、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独特产物。天主教传教士们,正是这一复杂融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存在,为香港的文化基因注入了更深厚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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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香港的近代史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直到读了这本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在背后默默耕耘的传教士们,才是构建这座城市早期精神图景的关键人物。书中不仅仅是罗列了传教士们的活动,更是深入剖析了他们的动机、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挣扎与奉献。我仿佛能看到,那些穿着长袍的传教士,在闷热潮湿的香港街头,步履蹒跚却眼神坚毅,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福音,更是知识、是医疗、是人文关怀。书中对早期教堂的建筑风格、传教士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模式的描述,都充满了画面感,让我沉浸其中,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特别是书中对传教士们如何在中国传统节日和习俗中寻找切入点,如何将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的探讨,更是让我看到了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所产生的奇妙火花。这种跨文化的理解和实践,是任何单纯的商业或政治行为都无法比拟的。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以及人性的光辉,如何在最艰难的环境下,照亮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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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香港。作者以一种非常细致和富有同情心的笔触,描绘了传教士们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挑战与辉煌。我能感受到他们远离家乡的孤独,却也能体会到他们传播福音的坚定。书中对传教士们在香港开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的描述,让我看到了信仰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社会服务,如何为香港的民生福祉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资源匮乏的早期,这些机构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我非常喜欢书中对一些具体传教士事迹的刻画,比如他们如何学习中文,如何与当地士绅建立联系,如何在妇女和儿童的教育上投入精力。这些细节让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者,更是社会改革者和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这本书让我看到了香港早期发展的多面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有精神层面的丰富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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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从宏大的政治叙事入手,而是选择了聚焦于一群相对“边缘”却又至关重要的人物——天主教传教士。1841-1894年,是香港从割让到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传教士们在这段时期内的活动,恰恰是理解香港早期社会变迁的一个绝佳窗口。书中对他们如何在复杂的殖民统治下,在不同宗派的宗教力量以及日益增长的华人社会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如何运用教育和医疗作为“软实力”,来吸引本地居民,并逐渐建立信任的策略。这种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先的传教方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书中也提到了传教士们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以及对香港早期地理、历史、民族志研究方面的贡献,这让我看到了宗教机构在知识传播和科学探索方面的重要作用。它让我明白,历史的进程,往往是由无数个个体的努力和选择共同塑造的,而传教士们,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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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了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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