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分为十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叙述宁波商人群体兴起的前提和历史条件。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这就是宁波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二章，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商贸区。宁波商人除了以上海作为商贸活动的大本营外，还融入长三角，不仅在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有其足迹，而且在扬州、南通也有涉足，在浙江的杭嘉湖及绍兴、台州、舟山也有经营活动。
第三章，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商贸区。宁波商人自明代中期起在北京已有经营活动。但重点在天津，是宁波商人在开辟北方市场中的重要据点。甬商在天津的活动起源于晚清的漕运，但也在天津投资近代的工交运输业和金融业。此外，山东的青岛、烟台、济南等地及辽东的牛庄、营口、奉天(沈阳)、锦州、大连都有宁波商人的经营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章，以广州、厦门为中心的粤闽赣皖商贸区。主要叙述宁波商人在广东、福建、安徽及江西的经营活动。其中广州、福州、厦门为五口通商口岸，早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就开埠了。广州、福州、厦门近代经济发展较早，对此宁波商人很早已与上述三个城市开展贸易，有不少宁波人在那里投资经营。随着汕头、九江、芜湖陆续被辟为通商口岸，也成为宁波商人活动的一个场所。
第五章，以武汉为中心的鄂湘豫商贸区。横贯东西的长江是我国的一条重要商贸线，武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商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吸引着宁波商人，成为旅汉商人中的主力军，使商业资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深入，宜昌、沙市又成为通商口岸，宁波商人在那里所经营的水产业、银楼业、运输业等都具有一定影响。湖南的长沙、湘潭与河南的郑州、许昌、开封等地，也有不少宁波人的经营活动。
第六章，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滇黔商贸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一直有浙商的经营活动，但主要是宁波商人。尤其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商贸区更是宁波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地方。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南京民国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对祖国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虞洽卿、余名钰、胡西园、王性尧等宁波巨商在西南的开发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章，以香港为中心的港台及海外商贸区。在近代，宁波与香港、台湾及南洋、欧美的贸易始终在进行，有不少宁波人在那里创业。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鉴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一大批宁波实业家从上海及其他地区移居香港、台湾，并由此向美国、日本、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发展。其中，王宽诚、董浩云、董建华、安子介、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李达三、厉树雄、王启宇、应昌期、张敏钰、应行久等，后来都成为富有影响的“宁波帮”代表人物。 第八章，宁波商人与文化。宁波商人并不是一味唯利是图，仅仅为利润而奔波，实际上，宁波商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认识。他们在发财致富后，都积极参与一些富有成效的文化活动，注重教育、艺术，注重商贸文化，更看重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的精神。本章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可以看出宁波商人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作出了有益贡献。
第九章，宁波商人与慈善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是指济贫、救灾以至修桥、筑路，助学、帮困等种种公益活动。一般说慈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善举，在明清早已有之，而公益活动则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自明清以来，宁波商人在积累资金以后，往往以善举来关爱社会的弱势群体，并开展公益活动，为民众造福。本章通过宁波商人的乐善好施，济贫义赈，开展公益活动等阐述，指出宁波商人在推动我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兴起和发展中的贡献，以及对家乡宁波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第十章，宁波商人与社会运动。主要叙述宁波商人在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重大社会活动中的认识和态度。通过宁波商人在二次“四明公所血案”、20世纪的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卅运动、抗日战争和“下关事件”等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关注与投入的分析，从而揭不宁波商人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到，本书是紧紧围绕“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部分内容为第一章，即背景材料，阐述宁波商人群体兴起的原因；第二部分内容为二至七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宁波商人的商贸活动。理出三条主线，划分六个商贸区。三条主线是：宁波商人向北的扩展、向南的扩展和向港台及海外的扩展。六个商贸区是：向北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商贸区、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商贸区，向南的以广州、厦门为中心的粤闽赣皖商贸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鄂湘豫商贸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滇黔商贸区，另外是以香港为中心的港台和海外商贸区。这六章是介绍宁波商人在国内外经济活动中的情况；第三部分内容为八至十章。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通过宁波商人与文化、慈善公益事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来阐述宁波商人在各个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揭示近代宁波商人在我国上述领域中的地位。上面三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区别，也有内在联系，是按照经济社会的要求，从不同侧面描述宁波商人的活动，也就成为本书的基本内在结构。
近代时期的宁波商人要研究的内容很多，本书所研究的仅仅是几个方面，并不是对甬商的全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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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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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上，我注意到它似乎有意地将宏观的经济环境变化与微观的商业主体行为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螺旋上升的叙事结构。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读者在理解国家政策变动如何影响商人群体时，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参照系。我个人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传统儒家价值观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最感兴趣。宁波商人作为“儒商”的代表，他们是如何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维持其社会形象和道德合法性的？书中是否有探讨他们如何通过捐资办学、兴办公益事业来构建自身的“公共性”？这不仅关乎他们的商业策略，更关乎他们如何在一个动荡的社会中为自己争取到话语权和政治上的缓冲地带。如果能读到关于他们如何平衡对地方士绅和新兴革命力量的不同态度，那将是对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生存哲学的深刻洞察，远超一般的经济史范畴。
评分拿到书后，我立刻被它那种严谨而又不失生动的叙事风格所打动。作者在梳理宁波商人在金融、航运、纺织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脉络时，那种条分缕析的逻辑性简直令人赞叹。我原以为这会是一部枯燥的经济史著作，充斥着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晦涩的理论模型，但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巧妙地将商业行为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种跨学科的视角，让我看到了商业活动不仅仅是冰冷的买卖，更是社会结构、宗族关系乃至地方精英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帮”的概念如何从血缘纽带演变为商业协作平台的论述，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它让我意识到，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制度性金融力量薄弱的时期，这些非正式的社会资本是如何有效替代了现代商业契约的功能。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价值的强调，那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熟悉，更是一种渗透到商业潜规则和人脉网络深处的文化认同，这才是宁波商人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评分这本《近代宁波商人与社会经济》的封面对我来说，简直像是一幅展开的清末民初的市井画卷。我之所以会拿起它，很大程度上是被那种浓厚的地域色彩和历史厚重感所吸引。说实话，我对宁波这个地方的商业历史一直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总觉得那里藏着不少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独特密码。我期待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群精明的宁波商人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寻找生机，他们是如何将家族的商业智慧转化为影响区域乃至全国经济格局的力量。想象一下，在上海滩的租界里，在南洋的异国他乡，那些西装革履却依然保持着老派作风的宁波帮成员，他们的每一次决策，每一次投资，背后都凝聚着怎样复杂的心路历程？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这些商业领袖的个人特质，他们的教育背景、人际网络，以及他们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宗族伦理的微妙关系。如果这本书能提供一些鲜活的案例，比如某次重要的航运联盟的建立，或者某项新式工业的引进过程，那将极大地满足我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对细节的渴求。比起宏大的理论叙述，我更偏爱那种能够通过具体人物和事件来折射时代脉络的作品，能让人真切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和商业决策的张力。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在材料挖掘上的深度和广度。它显然不仅仅依赖于已有的宏观研究，而是深入到了档案、地方志乃至私人信函的层面去钩沉索隐。这种扎实的研究基础，使得书中的论断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例如，书中对不同时期宁波商人对外埠投资策略变化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们对风险的认知和适应能力的演变过程。从早期的米行、布匹贸易，到后来对新式银行和实业的投入，这中间的转型充满了张力。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如何处理个体成功与整体群体兴衰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篇幅去探讨那些未能跟上时代步伐，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家族案例？因为真正的历史往往是多声部的，成功者的光环背后，必然有大量的沉寂者作为背景。如果能看到更全面的图景，这本书的价值将更上一层楼。我希望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创业维艰、守业更难的真实写照，而非仅仅是一部歌颂成功的“成功学”读本。
评分总而言之，这本书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商业史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且富有洞察力的观察窗口。它不仅仅是关于“宁波”的，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资源和智慧，在全球化浪潮中进行自我重塑的一个缩影。我欣赏它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依然能让非专业读者感受到历史的鲜活。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去思考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地方性商业力量究竟是进步的催化剂，还是守旧的阻力？这本书无疑为这场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我合上书页时，脑海中浮现的不再是抽象的经济模型，而是那些在码头边、在洋行里，为了争取一个更稳妥的未来而殚精竭虑的身影。它让我对那个充满机遇与陷阱的年代，有了更深刻、更立体的敬意。
评分我实在受不了，我不能不打最低分。不是我要给最差评价，而是你逼我打最差评价。翻完这本书，只有一个印象，宁波人在上海做过生意，在天津做过生意，在香港做过生意。至于这些生意倒底是建基于何种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之上的，完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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