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光荣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涌动,各种类型的学习、批判、揭发、声讨、认罪、检讨等等名目的会议使作者心力交瘁、忧心如焚。虽自知在劫难逃。但作者仍在极力去理解和记录周围发生的一切,并时时加以自己的判断。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 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81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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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初读时有些吃力,因为它太“内向”了。不像有些传记那样有清晰的叙事线索,吴宓先生的笔触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与自我的永恒对话。1965到1966年的记录,透着一股无可奈何的“适应性”写作。我尤其欣赏他处理情感的方式,那种深沉的爱恋与克制的表达,常常是通过引用或对比旧作来实现的。这使得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真正体会到字里行间的情绪暗涌。否则,许多看似平淡的记录,如对某人某事的简单一笔,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人情纠葛或学术观点的交锋。这部续编,与其说是历史文献,不如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夹缝中生存”的心灵地图。它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但也给予了那些愿意深入挖掘的人,丰厚的回报——那是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侧面最细致的描摹。
评分翻开这本续编,我立刻被一种强烈的“时间感”攫住了。它不是那种经过精心打磨、为流传后世而作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未经修饰的“现场记录”。1965、1966年,对于一个饱学之士而言,如何安置自己的学识、如何应对日常的柴米油盐,以及更深层次的,如何维系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是每天的课题。我注意到日记中对天气、身体状况的描写篇幅不少,这绝非无病呻吟,而是生命力在极端环境下最真实的反馈——一切的宏大叙事都必须落脚于“肉身”的感知。读起来,我仿佛能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霉味和纸张的陈旧气息。最让我动容的是,在外部环境日益收紧的背景下,他依然保持着对美、对真理的探求欲,哪怕只是在字里行间偷偷摸摸地抒发一下,那份知识分子的傲骨,即便在最低谷,也未曾真正熄灭。这种矛盾的张力,让整部作品拥有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评分每一次捧起这本续编,都像是一次对旧日时光的“考古”。1965到1966年的记录,展现了一种在动荡中寻求稳定性的努力。作者的笔触时常在记录具体的人和事与进行抽象的哲学反思之间来回切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闲暇”的定义。在那个年代,真正的“闲暇”几乎是奢侈品,但他却试图在有限的空间内,为自己开辟出一方精神的净土,哪怕只是通过阅读和抄录几句古文来完成。这种对精神秩序的执着,与外界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文字风格上,这部分续编显得比早期更加凝练,仿佛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去除了许多浮躁之气,留下的都是经过反复掂量的词句。读之令人感慨,一个真正有学养的人,即使身处逆境,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依然能超越眼前的困窘,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评分我个人认为,这本《吴宓日记续编(1965-1966)》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提供了一种“不完整”的真实。它没有提供一个完美的历史叙事,而是呈现了一个人在特定时间段内,处理生存压力、维护学术尊严和调节私人情感的复杂过程。1965到1966年,许多往事和人物已经成为记忆的碎片,而日记正是将这些碎片重新粘合起来的胶水。我特别关注他如何记录与外界的互动,那些看似平淡的应酬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结构下调整自己姿态的微妙智慧。文字偶尔流露出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悲凉,但又不失温情,尤其是对亲友的关切,使得这位严谨的学者形象变得丰满而立体。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需要细嚼慢咽、带着敬意去阅读的作品,它让你思考的,远不止日记本身的内容,而是“人”在历史长河中的韧性与脆弱。
评分这本《吴宓日记续编(1965-1966)》的阅读体验,怎么说呢,就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充满烟火气的私人空间的门。1965到1966年,那段特殊的岁月背景,无疑为日记增添了浓厚的时代印记。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在面对外界剧变时内心的挣扎与坚守。他记录的日常琐事,从一顿饭、一场雨,到对学术前沿的思考,都带着一种冷静的克制。尤其是一些关于人际交往的片段,寥寥数语,却能让人读出其中微妙的世故与无奈。这不是那种高谈阔论的宏大叙事,而是极其细腻、甚至可以说是“卑微”的自我剖析。每读完一篇,总要合上书本,静默片刻,去体会那种深沉的、只有身处特定历史洪流中的知识分子才能体会到的孤独感和对传统价值的依恋。他的文字结构往往很散,像思维的流动,时而跳跃到对古典诗词的感怀,时而又迅速拉回眼前的现实困境,这种散,反而构成了其独特的韵味,让人在碎片中拼凑出那个时代知识精英的精神肖像。
评分66年吴宓开始洗痰盂扫厕所,回想50年代老头就已经被免去体力劳动之苦了。
评分第七本值得注意的是吴宓在四清、文革期间的检讨发言,另,吴宓在日记中特别提及“今人民政府判死刑之事很少,然每一运动中,致死之人,合全国各地各界,则多不胜计矣”。
评分66年吴宓开始洗痰盂扫厕所,回想50年代老头就已经被免去体力劳动之苦了。
评分文革。
评分第七本值得注意的是吴宓在四清、文革期间的检讨发言,另,吴宓在日记中特别提及“今人民政府判死刑之事很少,然每一运动中,致死之人,合全国各地各界,则多不胜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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