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光荣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1961年至1962年是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国内外形势等等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于日记中历历可见。此一时期作者生活的大事是他的出游。作者于 1961年秋季动身，经武汉南下广州，专程赴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夫妇。又从广州折往北京，最后回到故乡陕西。旅途中，作者遍访故旧及亲属和门生弟子，尤其与陈寅恪的晤谈内容是对晚年陈氏思想状况的重要论述。
作者简介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 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81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7岁。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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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部《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的出版，对于任何一个深切关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和思想变迁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份迟来的珍贵馈赠。翻开这泛黄的纸页，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昔日那个在学术殿堂中指点江山的吴宓先生，而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敏感而又脆弱的灵魂。1961到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声，社会环境的压抑和个人命运的沉浮交织在一起，使得日记中的文字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张力。我尤其留意到他对于古典诗词的体悟，即便在物质与精神都极度匮乏的背景下，他对传统文化的那份坚守与热爱，展现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文化良知。他用精妙的笔法描摹着周遭的细微变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不合时宜”的清高，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维护自我精神独立性的最后堡垒。阅读过程如同进行一场漫长的对视，我仿佛能触摸到他笔墨下那些无法言说的艰辛与惆怅，那是对往昔辉煌的追忆，也是对现实困境的无奈叹息。这种真切的情感流露，远比任何官方叙事都要来得震撼人心，它提供了一个侧面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内心景观。
评分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是日记中对于时间流逝和自我存在的哲学性反思。在这样一段相对被“隔离”的时期，一个人的全部世界观、价值观，都将受到最彻底的拷问。吴宓先生在这两年中，频繁地记录了他对于“存在”的困惑，以及对自身学术贡献能否被后世理解的忧虑。他似乎在努力搭建一座与外界隔绝的精神堡垒，用书写来对抗虚无和被遗忘的恐惧。他反复审视自己一生的选择——那些坚持的、妥协的、错失的——并试图在日记中达成某种和解。这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使得这份续编超越了简单的“回忆录”范畴，上升到了一份个人化的“生命哲学备忘录”的层面。他对于“真”与“伪”的区分，对于“风骨”的坚守，在那个特定年代更显得弥足珍贵。这种深刻的自我对话，对于今天那些在信息爆炸时代寻找内心锚点的读者来说，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和启发。
评分这部《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的意义，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份罕见的、未经修饰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政治气候下“精神韧性”的实证材料。它所展现的，并非是激昂的抗争，而是一种近乎“忍耐的艺术”——如何在不彻底摧毁自我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与外部环境共存。这种“韧性”的描写极为细腻，通过对日常琐事的处理、对梦境的记录、对身体不适的描摹，侧面烘托出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在历史的巨轮碾过个体时，一个受过优渥教育的知识分子，其“尊严”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以及如何通过书写来固守那最后的领地。对于研究当代史、思想史乃至文化人类学的学者而言，这组日记是不可替代的一手史料，其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令人读之掩卷长思，久久不能平静。
评分这部续编的价值，更在于其提供了大量关于吴宓先生晚年人际交往和学术反思的独家记录。不同于先前已出版日记的侧重于民国时期的学术风云，这一时期的记录，聚焦于“如何存活”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这一核心命题。我发现他对于旧日同仁的思念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描写，充满了矛盾的张力。一方面，他力求“随和”，试图与新的语境达成某种脆弱的平衡；另一方面，骨子里的那种对“雅正”的坚持，又使他时常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是痛苦的。那些关于具体生活细节的记录，比如对衣食住行的琐碎烦恼，反而衬托出这位大学者的精神世界的挣扎——如何用最朴素的物质条件，去供养最复杂、最精微的内心世界。这种“大雅入俗”的记录方式，使得日记的层次异常丰富，它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札记，而是一份活生生的、充满血肉的个人史。对我而言，这部分记录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所有曾经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剧变时所必须经历的内心重塑过程。
评分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审视，1961年至1962年间的日记，其文字的锤炼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或许是吴宓先生在极端环境下，对文字本身进行的最后一次精雕细琢。他的句法结构愈发凝练，情感表达则倾向于含蓄和象征，常常借用典故或诗词的意境来包裹住直抒胸臆的冲动。这种独特的文风，使得解读文本成了一项需要高度投入的智力活动。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琢磨一两个词语的用典，才能真正捕捉到他试图传达的那种复杂心境——是愤懑，是自嘲，还是对命运的某种接受？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处理，体现了极高的文学修养。对于喜爱古典白话和精微笔触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文学盛宴。然而，也正因为这份深沉的内敛，使得初次接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门槛稍高，需要耐心去体会其韵味，但这绝非是故作高深，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保护自我精神疆域的必然选择。
评分第五本值得关注的是吴宓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评价，此时的吴宓已经注意到了此书大有深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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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第五本值得关注的是吴宓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评价，此时的吴宓已经注意到了此书大有深意之处。
评分书生的认真和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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