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一部道理书。其所说道理，非一种之道理，乃道理赅遍、无出其外者；而其所以言说此惟一之道理者，又非“托之空言”，乃落于实事实情，又足以泛应曲当。在对于《论语》的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作者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楷模，以“读者”为自我身份期许，逐篇逐章、逐句逐字地对《论语》进行品味、寻绎，一扫清人解经习气，独会儒家哲学之大纲领。比如，（一）儒家之道作为天下共由之道，而不仅仅作为儒门之特别教义；（二）此道理之本体可以直观直击，莫隐莫遁；（三）直观此道理者乃本心天明，昭昭灵觉，不昧而难欺；（四）道理本体发动不已，发动为用，则处处落实，而为秩序规矩，而为理路统绪；（五）规矩、统绪皆是用，用处不但见体，作用亦是成体；（六）然与应然不一，所以然与所以应然不异；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儒家哲学大纲领，作者通过《论语》，随时印证，随时揭明。

《论语》又是一部信仰书，作者以为：“夫子之学，君子之学也。”基于此一认识，作者极不满于世人读《论语》取一种与己漠不相关、与圣贤离心离德之态度，而要求读《论语》者，采用对镜照己、诊病去非的原则，不断对照《论语》中所说道理，审量自家是否识得根据、合得根据。所以，读的是《论语》，工夫对象却是自家的一派心地。而工夫有两大面：一面是行，为学、为政、为礼等莫不是行；一面是省，起念起意、用思用智等莫不有省。行与省莫不足以致其诚敬，而其归宿又莫不能会极于天人一体之乐。作者在本书中，每求与先圣心心相印之乐趣，正是由于对这样一种工夫进境的信受。

作者并不以“解释”为自己之本务或急务，但是，对于一些章节的“解释”，也能自出机杼，虽置于两千多年之《论语》解释历史中，亦可谓饶有新意，而作者亦自可抱相当信心。如总章一一一，作者以为，夫子所谓“再斯可”，并非对“再思”之无条件的肯定称赏，而含有对“一思”之要求，从而使此章成为孟子一思即善、一入即得思想之先导。又如总章三〇三，作者以为，夫子所谓“举尔所知”，有为天子遗贤之意。又如总章四三五，作者以为，夫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非为性、习作两定义语，乃谓性、习两般作用而作用相反也，而受此两般作用者，非性非习，人也，全章其意则若曰：人与人相近，性使然也；人与人相远，习使然也，从而，孔孟性论之异的聚讼似可以稍息。

另外，本书品相典重雅致，藏家颇可购而庋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