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塞亞·伯林的遺産》內容簡介為：以賽亞·伯林是二十世紀最傑齣的自由主義思想傢之一。一九九八年鞦，在他去世一年後，紐約人文研究院組織瞭一場關於伯林思想遺産的研討會。會議邀請瞭為數不多的一群對伯林思想頗有研究的學者，以嚮公開的批評和審視開放的方式集中討論伯林的思想遺産。多元主義是與會學者一個核心關注點：伯林的多元主義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與哲學論述的核心，他也將多元主義視為自由價值的關鍵所在。

在會議上提交並編入此書的論文著眼於伯林作品的三個方麵。馬剋·裏拉等迴溯瞭伯林關於“刺蝟”和“狐狸”之區彆的理論的發展和結果。伯林以“刺蝟”指稱那些對人類行為和曆史持有整體的、統一的理論的思想傢，而以“狐狸”指稱那些信奉多樣性的思想傢，他們拒絕那種將人性服從於普遍視野的衝動。羅納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瞭麵對伯林的洞見——同等閤法的價值，如自由與平等，可能走嚮無法調和的相互衝突——自由主義如何可能繼續下去。羅伯特·西爾維斯等探討瞭伯林對以色列國的辯護，以及他對以色列所寄托的希望：使其成為能使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種經常對立的價值和諧共存的地方。

《以塞亞·伯林的遺産》不僅包括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而且還收入瞭他們之間現場交流討論的文本記錄。這些探索與討論顯示瞭以賽亞·伯林的思想在當今社會與政治辯論中依然持續的活力和相關性。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於1997年辭世，享年88歲，這讓他的友人與讀者感到巨大的損失。伯林有一種罕見的天賦，能將他在閱讀他所贊賞的哲學傢、詩人、音樂傢和政治傢的作品時所感受到的興奮來激發彆人，盡管他對那些作品的贊賞從不是純粹的。在論及思想史的生動作品以及對人物生平的勾勒中，以賽亞•伯林本能性地在他自己與他的研究對象之間保持著批評性的距離。這種本能對他和他的研究對象同樣有益。通過發現和揭示一個思想傢的思想中或一個作者的生活中存在的矛盾，通過指齣一個卓越政治傢的遠見如何被一些盲點所遮蔽以及被無意識的局限所製約，伯林得以展現他在道德上與政治上為之辯護的多元主義是如何深入地根植於人類經驗之中。他以這種方式賦予瞭他所珍愛的東西更多的價值。

1998年鞦，紐約人文研究院主辦瞭一個紀念伯林逝世周年的會議。此前，牛津、倫敦、華盛頓和耶路撒冷已經舉辦過各種悼念活動，但這些活動主要意在贊美伯林的個人品質——他的熱忱、他的智慧、他對音樂的鍾愛、他對閑談的熱心以及他的談話天纔。我們相信，一個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集中討論他的思想遺産，並以他會贊賞的方式，嚮公開的審視與批評開放——也會是閤適的。因此，人文研究院邀請瞭為數不多的一群對伯林著作頗有研究的學者和作傢匯集紐約，展開為期兩天的研討與辯論。這是一次愉快而令人興奮的活動。起初，我們並沒有發錶論文集的計劃。學術會議大多是曇花一現的事件，很快就會讓人失去興趣。但是以下幾種考慮說服我們改變瞭想法：提交給會議的論文的質量，它們所激發的辯論的強度，列席會議的聽眾的數量之多，以及我們所收到的索取會議記錄的眾多請求（特彆是在關於會議的一篇文章在《紐約時報》刊齣之後）。這部文集的發錶受惠於丹尼爾·羅斯與喬安娜·羅斯（Daniel and Joanna S. Rose）的贊助以及洛蕾塔·蘭迪·索倫森（Loretta Landi Sorensen）在編輯方麵的協助，我們對此深錶感謝。

紐約學術會議的不同部分都涉及瞭多元主義的各種方麵——道德的、意識形態的、倫理的和文化的。對多元主義的承認與寬容被伯林看作是自由主義價值的精髓所在，而且他相信，他對多元主義的分析是他對道德與政治思想的主要貢獻。而他那些哲學性較強的研究，也是通過這個思想綫索，與他另一些性質不同的對思想史和當代政治的探索形成瞭聯係。這部文集起始於探討伯林的多元主義如何萌生於他在思想史中所發現的“刺蝟與狐狸”之間的差彆——“刺蝟”建立瞭關於人類行為、曆史經驗與政治價值的無所不包的統一性理論；“狐狸”則在所有地方都看到瞭多樣性，而畏懼那種甘願把人類尊嚴犧牲於一個理念祭壇上的狂熱分子。伯林用這種分類來區彆與對比現代思想的兩大潮流，一種來自德國與法國的啓濛運動，另一種齣自更少為人理解的源頭——他稱之為“反啓濛運動”，這個術語也因為他的使用而變得流行。艾琳·凱利、馬剋·裏拉和史蒂文·盧剋斯對這兩種思想潮流的特徵以及它們與現代自由主義的關係錶達瞭不同的見解。

第二組論文考察評價瞭伯林具有影響的哲學論斷：客觀上有效的（的確也是吸引人的）人類價值必然相互衝突，所以滿足一種價值必然意味著犧牲另外一些價值，而這個損失是無可挽迴的。我們如何來理解這一論斷，它是閤理的嗎？這恰恰涉及到，比如，在自由與平等這兩個觀念中，一個理想隻有在犧牲另一個的情況下纔能實現嗎？或者，伯林所辨識的這兩個理想之間錶麵上的衝突僅僅反映瞭對於如何理解和貫徹它們的一種誤解和不確定性嗎？如果自由主義的各種核心價值之間的確互相衝突，那麼我們能以此推論自由主義必定失敗嗎？或者這僅僅意味著自由主義必須謹慎地避免那些過度的和不現實的方案嗎？這些是羅納德·德沃金、伯納德·威廉姆斯、托馬斯·內格爾和查爾斯·泰勒等人提交的論文所針對的主題，也是在論文報告之後他們之間熱烈辯論的話題。

第三組論文緻力於討論民族主義問題，特彆是在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和以色列國的語境中。正如像邁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新近齣版的優秀傳記作品《以賽亞·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A Life）中所顯示的那樣，伯林對民族主義問題的專注思考與他對20世紀以色列和猶太人命運的熱烈關切是緊密相聯的。雖然在伯林的其它作品中，他強調各種價值之間的多元性衝突以及種種被迫的妥協，但在這個主題上他卻堅持認為，自由主義的價值與現代民族主義的現實或許可以和諧相容，前者之中養成的那種“正派感”（the sense of decency）可能會在後者所提供的歸屬感中找到根源。羅伯特·西爾維斯、阿維賽·瑪格裏特、理查德·魏赫姆和邁剋爾·沃爾澤在此討論瞭“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原則以及作為實踐性的政治目標——的內在一緻性。

紐約會議所討論的這些主題當然沒有、也並不想要窮盡以賽亞·伯林作品驚人的豐富性。許多他最為重要的思想論題——浪漫主義、政治傢以及俄國文學等——都沒有被納入這次會議的討論之中，但我們期望這部文集將會引發更多的同道，繼續緻力於對以賽亞·伯林非凡思想成就的全麵研究。

劉擎:1963年齣生。1985年獲東華大學碩士學位。1985—1991年任教於東華大學社會科學部。在1980年代曾嘗試詩歌、話劇與電影創作。1991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馬凱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博士學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二十一世紀》副主編。 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副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西方思想史與政治哲學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