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渤海曆史、考古學界的研究者們以曆史的責任感為己任，以嚴肅、認真和科學的態度，投入瞭沉寂多年的渤海國研究之中。一時形成瞭由國內外著名的老一輩學者、專傢帶頭，大批中青年學者為骨乾的強有力的研究隊伍。這支隊伍連續奮戰瞭七八年的時間，嚮國內外學術界推齣瞭一大批關於渤海的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學等方麵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專著、論文和考古學報告等。這批成果的數量之多、學術水平之高，超過瞭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時期，標誌著中國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個時期，關於渤海的國外研究狀況，尤其是蘇聯遠東地區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陸續介紹到中國．

由於關於渤海的曆史文獻比較缺乏以及考古學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時間纔能完成等客觀情況，到瞭80年代後期，中國的渤海研究相對有所減少，研究者們一緻認為，渤海研究的未來和發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說渤海考古學的進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關鍵。當然，這首先是將希望寄托在本國的考古學研究方麵。同時，對周鄰國傢，尤其是與渤海當時的領土疆域有關的國傢，對那裏的渤海考古學研究，也寄於厚望，俄羅期遠東地區則是備受關注的地方。

工994年鼕，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民族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瞭學術交流關係，幾位俄羅斯學者訪問瞭我所。在俄羅斯學者帶來的學術成果中，《渤海國及其俄羅斯遠東部落》一書格外引入注目，這就是呈現在中國讀者麵前的由多位從事渤海考古學研究的俄羅斯學者集體撰寫的著作。寫作這部書的目的，用書中的引言的話說：“根據文獻史籍及考古學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鄰國傢、民族的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遠東地區通古斯語族民族未來命運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麵臨的任務．”作者遵循這一寫作原則，將多年來所獲取的考古學資料進行瞭整理，著作具有學術性、資料性和可讀性．

如何將俄羅斯考古學傢的學術成果及時、科學、準確地翻譯過來，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要求譯者要有紮實的考古學基礎理論，並有較豐富的考古實踐所取得的經驗，尤其是要對渤海考古的各種遺存有全麵、深刻的瞭解。在此基礎上，譯者還要對原著作者所從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當深入的掌握。隻有這樣，加上過硬的外語功夫和勤奮纔能完成一部齣色的譯作。

本書的譯者宋玉彬同誌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青年考古學者，該同誌在大學受過嚴格良好的考古學基礎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參加我所工作後，積極參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對我省東部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及朝鮮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帶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各類遺存都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從90年代初起，便立下決心要承擔起翻譯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務．為此，該同誌刻苦鑽研俄語，經過短短的幾年努力，將自己的俄語水平提高得很快，為瞭提高自己的俄語水平，他曾到俄羅斯遠東黑龍江下遊參加由俄羅斯學者主持的考古發掘，還到海參崴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遠東民族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因而，具備瞭一定的俄語語言漢譯的能力，在此期間，該同誌還不斷地將篇幅不長的俄羅斯學者的論文翻譯過來，使自己受到鍛煉，翻譯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於宋玉彬同誌具備瞭翻譯專著的條件，因此，1994年所裏決定將本書的翻譯工作交給他，希望他盡快地高質量地完成任務。經過近兩年的艱苦努力，中文版的本書終於和讀者見麵瞭。我對此錶示衷心的祝賀。一是祝賀宋玉彬同誌在翻譯作的道路上又邁齣堅實的一步；二是本書的學術價值一定會受到中國學者的肯定，會對我國的渤海研究發揮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餘，利用本書齣版的機會，還想說幾句，那就是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已經有工8個年頭瞭，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曆史時期，抓住曆史的機遇，在相當好的社會環境下，多讀些書，鑽研自己的業務，是中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憂慮的是，在我們的周圍，還有一些人被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搞昏瞭頭，變得浮躁。一句話，坐不住冷闆凳。學問是需要一代代傳下去並得以發展的，沒有一點踏踏實實的精神是什麼也乾不成的。從宋玉彬同誌幾年來的成長和翻譯本書過程所嘗到的各種滋味，從中是可以悟齣一些道理來的。

王 俠 1997年7月25日於長春

Э.B.沙弗庫諾夫(1930－2001)。他是俄羅斯聯邦功勛科學工作者，是享譽俄羅斯國內外的從事濱海地區和黑龍江（阿穆爾河）沿岸地區中世紀考古的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起，沙弗庫諾夫從事遠東地區曆史遺跡的考古勘察、挖掘和研究工作，曆時五十餘年。他主要運用考古挖掘資料研究俄羅斯遠東南部地區中世紀曆史。他研究的結論和提齣的假設具有獨創性。他研究的特點是對考古文字資料和民族物質資料進行綜閤性研究。他師從А.П.奧剋拉德尼科夫，著有《渤海國及其在濱海地區的文化遺存》、《12－13世紀女真·烏德蓋人文化和遠東通古斯語係民族起源問題》；主編《自遙遠過去至17世紀俄羅斯遠東史》、《渤海國(698－926)和俄羅斯遠東部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