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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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线装书局
作者:赵力光
出品人:
页数:1001
译者:
出版时间:2007
价格:1800
装帧:16开
isbn号码:9787801066305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金石
  • 墓誌
  • 隋唐五代
  • 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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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所收錄是1980年—2006年12月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館新入藏的墓誌381方,時代起自後秦,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迄于宋元。其中後秦1方,北魏4方,西魏2方,北周1方,隋7方,唐346方,宋10方,元3方,共381方。绝大多數屬首次公佈刊行,对于各学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陝西關中地區曾有十三個朝代在此建都,是重要的墓誌出土地,南北朝時期地位雖有下降,但仍出土了不少北朝墓誌。《彙編》收錄的有後秦弘始四年的《呂他墓表》,上世紀70年代出土於陝西咸陽窰店,高58公分,寬33公分,這是陝西發現的時代較早、葬地明確的氐族貴族志石,因而彌足珍貴,是一份重要的歷史資料,與清光緒年間出土的後秦《呂憲墓表》(現存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為同年同月同日刻,是極為稀見的後秦碑版。上世紀70年代末,在陝西華陰縣楊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多方北朝時期的墓誌,收入本書的有《楊舒墓誌》、《楊日韋墓誌》等。《魏書•楊日韋傳》稱楊日韋, 字延季,今據墓誌,知“季”當是“餘”字之誤,又載“尚食典禦”,墓誌則作“嘗食典禦”,此外,墓誌對楊日韋的官職記載也比傳詳細,可補《魏書》之疏脫。並對研究弘農楊氏家族世系情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2002年長安縣出土北魏《趙超宗墓誌》與西魏《趙超宗妻王氏墓誌》為一對夫妻墓誌。《魏書》卷五十二《趙逸傳》附載超宗事蹟,志可補傳之闕。兩誌所載有姻親關係的人物達三十餘人,且多為魏晉南北朝時的高門大族。如天水趙氏、河東柳氏、京兆王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北魏宗室元氏、隴西李氏等,正史所載者達十餘人,多為這時期的風雲人物。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軍事、職官、地理,特別是世家大族、婚姻關係方面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獨孤渾貞墓誌》是北周時期一方重要墓誌,獨孤渾貞史書不載,但其名見北周《賀蘭祥墓誌》。誌文“元年,遷大將軍,除小司空”,指的當是北周武成元年三月。“吐穀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眾討之”。 1999年陝西西安出土的隋《解方保墓誌》誌文“齊竊山左,躬廁後旗”,時北齊據山東地區,並與西魏、北周發生戰事,誌主參與對北齊用兵,直至討平北齊。又“劍蜀不賓,親承麾下”指北周末年王謙叛亂一事,可知解方保參與了對王謙的征伐。隋《劉紹墓誌》記述劉紹曆官員外侍郎,威烈將軍等職,對北周至隋代職官演變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2006年10月,新徵集《唐昭王李汭墓》,誌文:李汭“宣宗皇帝第九子,母曰柳氏”。《舊唐書•宣宗十一子傳》云:“昭王汭,第八子”應以墓誌為准。“母曰柳氏”可補宣宗《后妃傳》。現宣宗諸子中就有慶王沂,昭王汭,康王汶三方墓誌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襄城縣主李令暉墓誌》1996年出土于西安市長安縣細柳鄉羊元村,蓋四殺飾蔓草瑞獸紋,誌四側飾蔓枝瑞獸紋,誌主李令暉是高宗皇帝孫女,許王李素節之長女,誌文隱諱其父被武則天所殺之史實。此外還有《淮陽公主墓誌》、《唐安公主墓誌》等公主墓誌。1983年入藏的《工部尚書杜公長女墓誌銘》出土于陝西西安長安縣大兆鄕司馬村南澇池旁,誌主系唐憲宗皇帝的外孫女,岐陽公主的女兒,誌文于岐陽公主的生卒記載的較為詳細,可補史闕,同時也為杜氏一門的世系提供可信的資料。唐朝與外國及少數民族交流頻繁,出土了不少相關墓誌,為研究唐代中外交流和民族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阿史那婆羅門墓誌》2005年10月從西安東郊徵集,誌文:“阿史那婆羅門右衛大將軍歸義荒王咄苾之子也,咄苾本突厥頡利可汗”。阿史那婆羅門以“弱齡入參戎旅”,稍遷右屯衛朗將、卒後被高宗皇帝詔贈“使持節那州諸軍事,那州刺史”,反應了唐朝對東突厥舊部降將的優撫政策。墓誌文字不多,體量不大,但為研究頡利可汗家族世系及其葬地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唐初,東突厥多次與唐王朝發生戰爭,直至貞觀四年太宗派李靖率軍活捉了頡利可汗及其家人,徹底消除了東突厥的威脅。唐太宗對頡利可汗家族採用懷柔政策,據《新唐書•突厥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稟食之”。《阿史那婆羅門墓誌》出土于西安東郊灞橋區灞河以東細柳原一帶,與史書記載頡利可汗的葬地方位極為一致。另外,阿史那婆羅門,正史闕載,據史書記載頡利可汗有一子叫“疊羅之”,另一子叫“欲穀設,婆羅門是二子之一,還是頡利可汗的第三子,還需進一步探討。近年西安、洛陽還曾先後出土了頡利可汗的嫡孫《阿史那伽那墓誌》和曾孫《阿史那感德墓誌》,可一併綜合研究。除此,本書還收錄了鮮卑族《赫連瑨墓誌》等少數民族墓誌。《俾失十囊墓誌》誌主陰山人,突厥族,《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初,回紇強盛,盡佔據突厥故地。”而俾失十囊即是在回紇佔領西突厥故地之前,“開元初”臣服于唐,時間基本一致,史誌互證。《回紇瓊墓誌》,回紇瓊,陰山人,卒於乾元三年三月,正是安史之亂後。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在範陽叛亂,一路佔領長安,玄宗逃往四川,肅宗在靈武即位,遣使請回紇助討安祿山。西元757年郭子儀率朔方回紇、西域等軍攻克長安,收復洛陽,安史之亂結束。誌文“戎羯亂常,堂弟可汗兵雄身壯,收兩都之梗”指的即是安史之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高句麗有關的《似先義逸墓誌》,誌文:“昔周孝王□□□有酷肖其先者,命為似先氏,其後或居遼東,或居中部”。似先氏,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云:“似先,高麗扶餘種也。唐武德中,有右衛將軍似先英問……又《陳儒傳》荊南監軍朱日文,攻殺節度使段彥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錫慰撫之”。《新唐書•李訓傳》:“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似先義逸按邊”。 誌稱其先祖武德中,任右驍衛將軍似先英問,與史書相合。其祖處士風榮,父隨州長史進之,史籍無載。據誌文似先義逸共五子,長子元約。三子元錫亦為宦官。似先義逸曾任內外客省使,鴻臚禮賓使等使職亦與其“高麗扶餘種”有關。誌稱,似先義逸曾前往幽州為張仲武授節,“存則滅北虜,破東胡,歿能使其子歸,闔亦公善誘也。”似先義逸以高句麗人而為宦官也是較罕見的。此誌為研究唐王朝與高句麗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史料。塔銘是中國古代石刻的一類。葉昌熾《語石》云:“釋氏之葬,起塔而系之銘,猶世法之有墓誌也。然不盡埋於土中,或建碑,或樹幢。可知塔銘是佛教石刻的一種,記述建塔目的,瘞埋內容或發願文、僧尼信士生平,或埋於塔內,或鑲嵌在塔身。雖然其形狀和置放位置等比較特殊,但由於文體、內容及埋設目的與墓誌相近,所以金石家仍習慣將其列入墓誌一類。《彙編》收錄的兩方唐代塔銘均出土于西安附近,《甘露寺尼真如塔銘》雖自題為“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但據銘文“總章二年為亡父出家。……起塔于名堂樊川之原”分析,當系塔銘無疑。該塔銘涉及到的“曾祖伯雅”、“祖文泰”分別即高昌王麴伯雅和麴文泰。塔銘對二人諡號的記載可補史闕,並對研究麴氏高昌王系及唐西州歷史都頗有幫助。另一件塔銘《法津禪師姚常一塔銘》,銘文詳述了姚常一學佛傳佛的經歷,同時還涉及唐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皇帝的多條詔文,甚為珍貴。銘文“奏免常住兩稅,至今不易,又還官收地廿二頃,恩命立豐碑在寺普潤莊也”的記載,是研究唐代佛教寺院經濟的珍貴資料。道教方面《肅明觀主范元墓誌》1999年入藏,誌文較為詳細的記述了道士范元由入道至進敕為觀主的進籙過程,對探討唐代道士進階程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誌文還涉及到唐代三處著名道觀及四位道教人物或可補史之闕。《五通觀仙師馮得一墓誌銘》則為我們研究唐代女冠生活及道觀經濟收入提供了文獻資料。《彙編》所收錄唐代墓誌中有武周時期的墓誌26方,為研究武則天時期的歷史及武氏造字提供了一批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如《田僧墓誌》,誌文中有新造字“年、月、日”,但同時也有“國、人、君”這些字未變。誌石刻于載初元年七月八日,距武則天九月九日稱帝,改年號為天授、國號為周尚有兩個月,故誌文中會出現新舊字混用的現象。另誌文提到的折沖府“三川府”一名,《新唐書•地理志》失載,可補之,而“慈仁里”也可補唐長安城鄉里名之闕。墓誌中大量的新材料可補《唐兩京城坊考》。古潞州或稱上黨郡(即今山西晉東南地區),北周宣政元年置,治所在上黨郡,今山西長治市北古驛。隋大業改為上黨郡。唐武德元年復為潞州,天寶初復為上黨郡,乾元元年複為潞州。這批墓誌數量較大,年代跨度較長,從唐顯慶年間延續到宋政和年間,主要記述了墓主姓氏、郡望、宗族世系等生平事蹟,對研究唐代山西潞州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民風民俗、歷史地理等各個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這批墓誌絕大部分都明確記載有誌主的卒葬年地,故對專題研究唐代潞州這一地區埋葬地的情況至為珍貴。誌蓋裝飾也很有特色,蓋中部多飾鋪首,或線刻或淺浮雕,蓋題四周多採用八卦、幾何紋。誌蓋篆書多採用雙鉤的方法刻出字形,與長安地區以減地陽刻或直接陰刻的形式不同。有的篆書中夾雜著行書等,如《郭懿墓誌》蓋篆書“唐故郭君墓誌之銘”之“郭”字則刻為行書,以顯突出。這批墓誌蓋的篆書,書寫隨意,減筆較多,有的類似鳥蟲書,總之,這批墓誌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為研究墓誌形制提供了新的實例。碑刻是中國古代書法的重要載體,墓誌則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書所收錄最早的是後秦弘始四年的《呂他墓表》,其形制仍為小碑狀,與清光緒年間出土的《呂憲墓表》為同年同月同日刻。《呂他墓表》書法以隸為主,隸楷雜揉,結體寬博,筆勢雄勁。為稀見的後秦書法珍品。北魏墓誌向為人們所重,本書收錄的《趙超宗墓誌》、《張宜墓誌》熙平二年,書法結體飭整,略有欹側,筆法方園兼備,雄健峻厚。具有典型的北魏墓誌風格。北周《獨孤渾貞墓誌》字體清麗自然,已脫離北魏那種奇縱雄強之風,趨於平和。隋《解方保墓誌》大業六年,書法方嚴寬和,工整秀麗,字如珠璣。可與隋《董美人墓誌》、《蘇慈墓誌》媲美,已開初唐楷書之先河。此誌四側刻有十二生肖及 蔓枝紋及連珠紋,裝飾華麗,是隋誌中的精品。唐代豐碑大碣林立,名家輩出,燦若群星,唐墓誌書法亦豐富多彩,絢麗奪目。唐代《禦書手朱元昊墓誌》,2001年在西安市東郊紡織城南高家溝村出土,這是西安地區稀見的唐代禦書手墓誌。誌主朱元昊“幼而聽敏,長而願恪,尤精翰墨……年十九補麗正殿禦書手”。 禦書手始始于隋,唐承隋制,《唐六典》卷九中書省條下載,開元五年玄宗於集賢殿置書直及禦書人共一百人以年齡推斷,朱元昊時年十九任禦書手,應在開元六年。朱元昊亦為善書者。誌文撰者于休烈是太宗、高宗朝的名臣于誌甯的曾孫,于休烈承曾祖衣缽,歷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均為文官,卒年八十一歲,官居工部尚書。書者張芬《舊唐書》有載。開元朝任翰林供奉,應為朱元昊的同僚。此誌隸書規整嚴謹,豐麗秀潤。《韓涓墓誌》為唐代隸書大家韓擇木之子韓秀弼書。據著錄韓秀弼所書碑誌甚多。著名者有《臧希晏碑》、《李元諒碑》等,此誌書法寬博遒勁,工整峻麗,秉承其父之書風。《慶王李沂墓誌》董景仁行書,書法佈局疏朗,結體呈欹側之勢,毫鋒淩厲,清勁遒麗,既有王右軍之遺韻,又有李北海之風神。碑林中《華嚴寺杜順和尚行記》也是董景仁所書,刻工邵建初是晚唐宮廷的刻字高手,《玄秘塔碑》即出自他的刀之下。篆蓋者董咸,書法規整,線條園渾勁挺,為鐵線篆。董咸在宣宗、懿宗朝任翰林待詔,曾為皇室成員墓誌書寫篆蓋、如《朗寧公主墓誌》等。此外其他眾多的唐墓誌,書法也各俱特色,從不同角度展示唐代書法的風貌。

好的,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与考古发现的综合性著作的简介,其内容与您提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无关。 --- 《汉唐长安:帝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 导言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汉唐时期,特别是都城长安作为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兴衰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聚焦于长安城的物质文化遗存、城市规划、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其在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不同于侧重于政治史或文学史的传统叙事,本书尝试通过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技术史的视角,重构一个更为立体、可感知的古代帝都面貌。 长安,这座经历了数次辉煌与重塑的千年古都,是理解中国古代帝国体制运行逻辑的关键所在。从汉长安城的初始奠基,到隋唐长安城的宏大规模和完备制度,再到安史之乱后的逐步衰落,其兴衰脉络清晰地映照了中古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由贵族主导转向士人阶层兴起的历史大势。 第一部分:帝都的奠基与空间秩序——从汉到隋 第一章:汉长安城的规划哲学与空间布局 本章首先考察汉长安城的选址原则与早期营建。不同于后世强调中轴对称的规划理念,汉长安在布局上展现出一种更具功能性和实用性的特征。我们将详细分析未央宫、长乐宫、北宫等核心宫殿群的相对位置关系,探讨它们如何体现皇权至上与等级森严的政治哲学。重点内容包括对城垣、城门体系的考古学分析,以及城市内部的里坊制度的雏形及其社会功能。通过对汉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瓦当等实物资料的解读,揭示早期长安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技术能力。 第二章:隋唐变革:中轴对称的帝国蓝图 隋朝统一后,营建大兴城(即唐长安城)标志着中国都城规划艺术的巅峰。本章重点剖析大兴城的规划理念,其严格的里坊制度、宏大的中轴线设计,以及对后世都城(如日本和平京)的深远影响。我们将对比汉长安与唐长安的平面布局差异,阐释这种规划上的演变如何反映了隋唐帝国在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和意识形态构建上的新策略。对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的空间关系进行精细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以量化其秩序感。 第二部分:物质生活的考古实证 第三章:唐代里坊制度的社会微观世界 唐长安城以其严谨的“坊市制”著称。本章不再停留在制度的表面描述,而是深入探究里坊作为社会细胞的实际运作。通过对出土的里坊界墙遗迹、坊内水井、街道排水系统以及小型手工作坊遗址的分析,我们重建了唐代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讨论的重点包括里坊内的社会阶层分布、邻里关系、以及从坊内到市中的经济流动路径。结合传世文献中关于坊间商业活动的记载,探讨坊市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松动与僵化。 第四章:长安的物质供给与技术支撑 一个百万人口的超级都市的运转,离不开强大的后勤保障系统。本章聚焦于长安的供水、能源和建筑材料供应。详细考察了唐代引渭水入城的“曲江池”工程,分析其水利技术成就。对城郊的砖窑、瓦当烧制场遗址进行考察,探讨建筑材料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同时,通过对出土的钱币、度量衡工具的梳理,展现帝国经济管理的技术层面。 第三部分:连接世界的枢纽 第五章:丝绸之路的物质中转站:西市的繁荣与文化交融 西市(西市场)是唐代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质体现。本章通过对西市遗址考古发现的进口商品(如玻璃器、香料、贵金属饰品)的类型学研究,来量化长安与中亚、西亚的贸易深度。分析西市的管理机构、商业契约的雏形,以及不同族群商人的聚集与活动。着重探讨了外来宗教(如景教、祆教)在西市周边地区传播的物质证据,揭示其如何融入长安的社会文化肌理。 第六章:长安的“外向型”文化景观 长安的国际性不仅体现在贸易上,更体现在其对域外文化元素的吸收与本土化。本章考察了与长安城相关的外交礼仪场所、外国使节的居所遗存,以及胡服、胡乐、西域饮食等文化符号在城市中的普及现象。通过分析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和“三彩器”上的异域元素,探讨长安文化如何通过自身的辐射力,将世界各地的物质文化塑造成一种具有鲜明“唐风”特征的帝国风格。 结语:帝都的消亡与历史的遗产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总结汉唐长安在城市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分析其在黄巢起义和五代时期的破坏,以及后世对长安遗址的遗忘与再发现过程。本书力求通过对物质遗存的细致解读,为理解中国古代帝国中枢的运作机制提供坚实的物证基础,展现一个宏大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千年帝都形象。 --- 作者简介(示例性,非本书作者真实信息): 本书作者团队由历史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技术史专家共同组成,多年来致力于秦汉至唐代都城遗址的田野调查与室内整理工作,多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 关键词: 汉长安、唐长安、都城规划、里坊制度、丝绸之路、考古学、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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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装帧设计颇为考究,纸张的质感温润,印刷的字迹清晰锐利,尤其是一些拓片和线描图的呈现,细节处理得相当到位。初翻阅时,那种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让人不禁对手中的这本书肃然起敬。我尤其欣赏它在版式布局上的用心,图文对照的排布方式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的查阅工作。不同于一般博物馆出版物略显刻板的风格,此书在图录的呈现上融入了现代的审美考量,使得原本晦涩的碑刻内容变得更为直观易读。尽管内容是关于冷门且专业的墓志铭辑录,但装帧的精美程度足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感受到这份珍贵文物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温度。可以说,从触感到视觉,这本书都传递出一种对学术的敬畏和对文物的珍视,绝对是值得收藏的一本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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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关注魏晋南北朝史的业余爱好者,我对于这类一手资料的汇编抱有极高的期待,而这本书在资料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上,确实没有辜负我的期望。那些新出土的志石,其信息量往往是颠覆或补充既有史料的关键所在。此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汇编”这个动作本身,更在于其背后扎实的考证工作。我注意到其中对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字进行了多角度的比对和校勘,这种细致入微的学术态度,是真正体现出专业深度的所在。阅读这些墓志铭,仿佛能与千年之前的人物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人生轨迹、家族兴衰,都凝结在方寸之间的篆隶之中。这本书提供的不仅仅是文字记录,更是一扇深入了解关中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丧葬制度的独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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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对于这种地方性、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出版物,我通常会抱着“能出就好,不敢奢求太多”的心态。然而,西安碑林博物馆此次的这套“新藏”汇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它的可信度极高,这一点从其对不同版本碑志的相互印证中便可见一斑。在碑刻研究领域,很多细节的判断往往关乎到对整个历史脉络的理解,因此,资料源头的准确性是生命线。这本书在处理新旧资料的整合上显得尤为老道,没有因为“新藏”而盲目推翻既有定论,而是采取了审慎的增补和修正策略。这反映出编纂团队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谦逊治学的态度,确保了这部汇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研究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石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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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体量不小,内容详实得令人咋舌,但翻阅起来却并不觉得枯燥乏味,这得益于其严谨的体例设计。每一篇资料的编排,从志石的尺寸、发现地点,到铭文的全文,再到必要的考释,都遵循着一套清晰、一致的逻辑流程。这种标准化的呈现方式,对于需要进行交叉引用和数据分析的研究者来说,简直是福音。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参照平台,让不同学者可以基于同样可靠的基础数据进行深入探讨。我体会到,编纂者显然是站在了服务后学、推动学术进步的高度来规划这部书的,它不仅仅是一份研究成果的展示,更是一套高效的学术工具。可以说,它为我们理解唐宋之际关中地区的社会面貌,提供了一份结构清晰、信息量爆棚的数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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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固然毋庸置疑,但我想谈谈它在可读性方面所做的努力,这对于拓宽这类专业书籍的读者群非常重要。尽管是“汇编”,但编者似乎并未将之沦为简单的资料堆砌。他们对每篇墓志都进行了清晰的著录和必要的说明,对于一些特定的官职或称谓,也辅以简要的解释。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历史爱好者接触和理解碑志文本的门槛。我个人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被那些墓志中朴素而真挚的悼词所打动,它们记录的家族情谊、生平功绩,远比官方正史来得鲜活和人性化。它成功地将冰冷的考古发现,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片段,令人读来津津有味,感触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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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文横排看着舒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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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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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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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绝大多數屬首次公佈刊行”,其实半数都在在各种场合刊布过。真正首次公布的是从山西购入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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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墓志已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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